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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
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
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26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
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
约25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
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145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
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
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
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
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
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10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
① 《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
50页，决议8—12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的《华报》，1961年10月4、5
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
陈群有关。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
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
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
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
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
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
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
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
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13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
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
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
大约90名被捕者中，40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
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
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4月12至14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
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
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
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
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
后，得意洋洋地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
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
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4月15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
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
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4月15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
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
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
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
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
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4月16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
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
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4月18日，
约200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
够发动一次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20多或30
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7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
女学生。43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4月27日。到那时，约2000
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
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
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
会的报告，载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
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
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
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
16、22和25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
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
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800
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
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
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
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
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
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1920年以来迅速发展
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
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
绪，而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
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
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8人交给“群众”
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
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至40名与外
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人；
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
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
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月2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
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
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4月17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4月20日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
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
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
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
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
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
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
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
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
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
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
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
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
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
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
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
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
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
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
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
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
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
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
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
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
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
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
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
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
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
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
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
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
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
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
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
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
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
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
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
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
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
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
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
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
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
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
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
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4月30日，在孙科主持的一
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100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