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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１９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１９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１９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１９００年，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 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和运用市场了，并且对市场上的欺骗有了经验。
专业化还要求使用货币；以货易货只能适应专业化和贸易的初期形式。货币的发明，就像拼音字母的发明或发现自由取火一样，是人类的一大成就。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少得可怜。没有货币，每户人家就不能从集中的贮存库（商店）中购买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全部物品储备起来。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借贷和投资。
尽管货币有它的价值，但货币的发明传播得很慢，致使世界上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在那里货币才刚刚开始流通使用。
例如，亚洲的一些大国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货币，而现在仍有多达４０％的国民生产，按标准定义讲，无法换成货币。货币的使用是同专业化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穷到没有剩余物可供交换时，也就用不着货币。
由于市场越来越重要，货币的使用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一旦货币开始在某个社会流通，一旦为开拓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人所共知，经济关系就会日益不断地向不以人为的基础方面发展。地位和家族关系算不了什么，因为钱更加重要。用现金积累财富比用牛或一袋袋谷物更容易；“贪得无厌的”本能——渴望取得财富——因而比较容易施展，而且这种本能由于得到施展而成长。有了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借贷关系和工资雇佣关系也比没有货币更易于推广。因此，在不能用货币的社会里适用的组织形式，如庞大的家族组织或主要基于地位维系的组织，在货币广泛使用之后便不起作用了。
我们再要指出的是，专业化和贸易还要求市场的场地有所组织。缺少市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标志。几乎总是要有一些集中的场所，在那里可以买到食品？、衣服和比较简单的消费品。但是专业化要求的市场种类范围，比之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借贷市场、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等等要大得多。这些市场采用各不相同的形式。正如房产代理代办所是一种市场一样，可以付钱给某个个人，使其成为像过去那样的专门把买主和卖主集拢在一起的市场。市场也可以就是某家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市场的数量和多种多样则是社会的财富的标志。有时，单开办一个市场方便贸易，就能增加财富，但是在社会能以开展足够的贸易来证明需要市场之前，也有可能开办市场——就像有些比较穷的国家，那里在谈论开办股票交易所的事情。
专业化和经济单位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简单的。
有的人认为，专业化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分工细增加了工种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协调单位的规模。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专业人员的活动也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某种新产品第一次上市时，介绍它的厂家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大部分零配件；但是随着需求的增长，各种厂家将专业分工生产零配件。因此，汽车现在是由几十家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各自专门制造底盘、车身、挡风玻璃水刷、轮胎或大量其他汽车配件；而所谓的“汽车制造厂”不过是把大部分从别的厂商那里买来的部件装配起来。专业化就其在生产活动中的成果来看将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生产活动必须大规模地进行；但是每当把生产活动分解成部件加工时，专业化就会缩小厂家的规模。
大规模组织因而成为专业化的间接结果之一。因为人们从事各种专业，他们的活动必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可由市场来完成，也可在厂家内部进行。在这方面，市场和厂家的作用成反比。市场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在厂家内部进行协调，反之，市场越不完善，需要企业协调各个专业人员的活动的机会就越多。认为这类专业化的原则对大规模组织有利的看法是不对的。如果市场组织得好，小厂家就容易生存，以致像廉价专家咨询，技术服务、零配件、原料等都能廉价买到，产品也容易卖给买主或中间商。市场组织得越好，各个厂家要给自己办的事情越少，市场越小，就是大规模组织的有利条件。
由此推论，如果人们喜欢小规模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在小厂家周围组织品种种既有效又便宜的专业服务和代销机构，使这些厂家不致由于规模小而处于不利地位。大的组织可从事研究、作大宗买卖、筹款容易、生产标准化产品、作广告、聘用最好的专家顾问等等。小组织如果其周围辅以代理机构，同样能办得到，这些机构——私人的、合作的或法定的——可以把需要按大规模来完成的一切工作接过来，从而使小厂家可集中适于按小规模来完成的那些活。这样，小农场可以从农业推广站得到专家咨询，可以从种子公司得到良种或从拖拉机出租站得到拖拉机，还可以把产品卖给批发站，由它去进行分级、加工、作广告和批发。如果要讲求效率或使经济增长，并不是非要个体厂家规模大才行，但是，无论是在厂家内部还是在组织良好的市场结构内，除非采用规模经济，专业化的优越性确实不能得到保证。同样，组织良好的市场能取代大厂家到什么程度则因行业与行业的不同相关甚大，很难有效地按小规模来组织铁路运输、炼钢或组装汽车，而小型企业在公路运输、店务管理和从事某些类型的农业和范围有限的制造业方面则可运筹自如。经济增长确实要求发展大规模生产，但是，就效率而言，市场、合作运动或政府可继续扶植较小的单位。
大规模组织的扩展取决于企业家的手腕以及这种手腕对其他生产因素的运用如何。企业家的职责可由私人或政府官员来承担。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家所能处理的企业职责大小都是运用他的能力、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技术的表现。先以技术来说，大规模组织的发展是由于通信手段（书写、电话、无线电）、计算手段（统计方法、会计）和行政手段（等级制度、委员会等等）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扩大了有效活动的规模。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富有大规模行政管理或技术的经验的人很少。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组织比大规模组织更为适用，其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组织小规模的活动比较合算，而较为先进的国家会发现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更加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国家将积累行政管理经验，并能更有效地把大规模的方法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活动领域。
由于大规模组织涉及人们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随之招来许多不满情绪，以致许多人不喜欢它，而宁愿不扩大组织规模使经济可能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种态度在一个自然资源只限于可耕地的国家是足可以了，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相当的资源可供开采或加工，这种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限制许多机会，除非允许和鼓励发展大规模企业。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其职业的自由、同租赁资源并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办法把资源结合起来的自由，以及同其他已经在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竞争的自由有关。在这一节里，我们要研究制度上对这些自由的障碍。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发展经济最快的道路。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快的成果。
以政府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即使只是对私人行动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会起推广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作用，甚至在私有企业经济中，包括诸如保养公路或促进研究这些明显的作用，直到诸如对新企业提出担保或向私人商业提供资金等比较复杂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家风度的质与量，个人开拓能力越小，落在有为的公用事业上的负担越重。
不过，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不管这种开创事业是由个人还是由政府去做。如果民族的成员习惯于求助和接受领导，实现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革就会比如果人人都是顽固的利己分子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如果开创事业是在新技术方面，一旦革新者表明这种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普通人将比较快地转变。如果有必要在大规模企业中安排要完成的工作，那里原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监工，新的纪律能迅速确立。如果不得不作出种种牺牲——譬如，如果政府决定要实施一项资本构成的重大计划——其实现将比在成员不大容易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引起的内部冲突要少、通货膨胀要小。如果习惯和制度必须加以改变——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合法地位、对移民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等等之类。
有些历史学家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同近百年的日本历史相比，他们着重强调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纪律”，而中国的利己主义较多。要给这些概念下精确的定义或作精确的估量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革是为少数人倡导而多数人仿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应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有事业心的人的领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一个按照强制路线组织起来具有内聚力的集团，也许比一个具有比较多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集团更有能力达到既定目标。这对于任何事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也许具有优越性，因为大家一起干乃是成功的要素——无论要达的目标是作战、控制某条大河的洪流（否则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扑灭森林火灾还是其他需要人人都接受首领命令才能成功的活动。具有内聚力的、强制性集团，如果其首领比个人更了解经济增长所要求采取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占优势的经济增长。首领可以推行教育、改进的技术、使用良种、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或者改变诸如土地使用、奴隶制、垄断等社会关系。所以，要说经济增长取决于个人有无施展权术的自由是不真实的，因为采取的办法是个人要被迫去干促使经济增长的事情。个人自由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是出于认为首领没有卓越的知识头脑，出于认为在多方面有所追求的个人比一个有垄断权术的首领，更可能发现敞开的门户的这种信念。我们即将看到，这种信念在先进社会里是完全真实的，而在落后社会里则显然不那么真实，落后社会的成长全靠模仿较为先进社会充满活力的特征。所以，倘若一个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己任，而且对涉及的问题有合情合理的充分了解，则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会比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落后社会要增长得快。难处在于条件，政府可能是有才智的，是有强制权的，并且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关心普通人的；但是要这三者都具备看来属于例外而非必然。
这些探讨对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比之对于是由公营企业而不是由私营企业经营工业的争论更有关系。这个问题在人们讨论中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计划的私营或公营经济都能存在；而公营企业经济同样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无计划。我们先说一说公营工业，然后再谈作计划的问题。
私营工业和公营工业之间的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同我们当前的目标无关。许多争论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后果，这不是本书的直接兴趣所在，争论之点是，国家职工从国民收入所得的部分是否要比营利的私人企业家所得的部分为多。争论的另一方面是，在财富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里，对个人自由——工人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或政治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争论中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那一部分。
这问题本身将分解成刺激和资源使用的问题。企业家，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员，必须受到激励去寻求种种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引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用改进销售或服务的办法来改善为公众的服务。他还必须善于使用劳力、资本和原料；这就是说，在寻求提供资本的支持者时，在说服这样或那样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