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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
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
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
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
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
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１７世纪的科尔伯特法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１６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障碍。
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社会里名声不佳；或是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科学家的地位低于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是经商生涯的地位低于具有优异成绩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一个社会的偏见不同于另一社会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拒之门外的良机往往被它的对手接过去。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偏爱自由职业的声誉，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赢得了越来越多商业上的控制权，结果使得黑人极为沮丧。
甚至在各个行业里也存在着不愿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偏见。其中最令人惊讶的经常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程师拒绝干那些玷污他们双手的工作，当官的人甚至不愿搬动自己的座椅。在那些十分看重等级和威望的所有社会里，认为体力劳动应由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去干的教条极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解释往往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已确立了的传统认为，境况较好的人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即应尽其所能为境况较差者提供职业，因此倘若看到地位较高者干体力活，他们就会失去尊严——不仅由于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等级，而且还由于拒不将这类活给予其他人，因而表明了他们的吝啬和无情，或者表明他们的境况并非像乐于被认为的那样良好。这类传统对静态的人口过剩社会来说是非常适应的，但对以个人主义和自助作为哲学的动态社会来说则是无法适应和溶合在一起的。
人们同陌生人和他们认为是外人者发生经济关系的乐意程度也有差异。倘若一个人要进行交易、雇用人员或借贷款项，这些机会的赐予必须受到限制，即只限于给予他的亲属和同一阶层的成员、或只限于他的同村、同一国度、同性、同一种族与同一宗教和同一政党的人或任何别的限制。这类差异也与经济关系非人格化的差别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签订一项合同的主要依据是考虑价格和质量，而不考虑亲属关系或交易对方的个人长处、福利状况和产业的多寡；但是在多数其他的社会里，一项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个人关系并非由交易本身带来的，而是始于和产生于个人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商业关系也含有个人成分；有些性质的合同最好只同能忠实履行合同而不欺诈的那些能信得过的人签订；也许还有必要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的个人照顾以便换取对方的特殊个人照顾（特别是在组织松弛的市场上，那里的供求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此外，如果经济自卫需要互相保护，那么有时可能必须支援本人的亲属或本人从属的种族、性别或集团的其他成员。除了使商业关系个人化有利于签订合同的人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个人化。不论以何种理由建立的关系（亲属、政治、宗教或其他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这些情况中，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我们正在研讨一种使得那些留恋往日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多数的原始社会依靠地位。人们拥有的权利和期望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成绩。因此，当他们所期望于别人的服务改而售给出高价的人的时候，或当他们传统上有权得到的物品改而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瓦解建立于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习俗和制度以及一切取而代之的东西，将其称之为贪婪和不敬。从地位关系转为契约关系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价值的旧准则消失了，这个社会也许真的解体了，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是如此，直到新传统形成并取得尊重为止。这场革命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经济事务上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政治组织和家庭中有关地位的老观念，而且同时向昔日保卫地位权利的宗教戒律发动挑战，因此也向宗教本身进行挑战。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重新组合，而要等到这个社会找到与新的契约观一致的新的亲属关系和新的政治部署以及找到一个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
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需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上，２０世纪出现了某些从契约观回复到地位观的倾向：比如说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或分歧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
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