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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美元短缺完全是这种性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和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下降，世界依靠美国同时提供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程度提高得多得多了。只有这种依赖减弱了，美元短缺的现象才会消失。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世界其他地区曾变得不依靠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曾是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提高得非常之快，这种情况将再度发生。但是如果粮食产量提高得不够快，那么与制成品相比，粮食价格将很高，工业国将面临一场为减少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决于物价适应形势的速度。美元“短缺”的存在不过是表明，美国出口制成品索价太低，或者说它进口初级产品支付得太少。只要调整价格，这种短缺现象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调整价格需要时间。
总之，要预言世界贸易将发生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有些国家粮食短缺，世界分成纯初级产品进口国和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种状况必将继续下去，当有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印度、意大利、中国、爪哇，也许还有苏联）发展起来并大规模打入市场的时候，这种状况必将加剧。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增长时，可以预料它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量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决定哪些其它国家是初级产品的纯进口国还是纯出口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价格和供应的问题。美国已反复两次（从纯出口国成为纯入口国，又翻回来），它倒底会停在哪一边无法肯定。我们认为世界贸易额当然会继续增长，至于哪些国家将在供应初级产品方面占重要地位，或者为了得到适当的供应必须付给什么样的价钱，这还是不知道。
国际上移居国外的原因很多，并不全同经济增长有关。有些人移居是出于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不是逃避在国内的迫害，就是本着传教热情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历史上有许多例子：犹太人迁离埃及、清教徒移居美洲、胡格诺派教徒迁离法国，等等。由于自由和宽容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或财富的增加而扩大，在２０世纪，前半叶，由于这些原因而移居的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时间都多。在这５０年间，由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发生了大逃亡和大屠杀。人类在它的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上并没有去掉他们的任何邪恶。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历史上几次规模最大的迁移仅仅是为了避免饥荒和饥饿。亚洲中部平原的大爆发——譬如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迁移——通常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不够多，没有把握。除了饥饿之外，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要去的国家能够更为安全或找到更好的机会。大迁移运动始于１９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高潮，当时每年有１００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
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７５０年到５５０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避免”这个词。
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１７、１８和１９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２０世纪资助移居各自治领。
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１６和１７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
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１９世纪英国向中国提出抗议，２０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如１８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１４８４年制订并在１５２３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５０—６０％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１—２％，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