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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性和重复浪费。“人类基因组计划”正是不断地从批评中吸取正确的意见，逐渐完善到今天这一计划的。如开始仅是笼统的“测序分析计划”。从何入手呢？各有各的说法。“制图计划”特别是遗传图的构建，原先是作为“测序”计划的不同意见提出来的，但双方都没有简单否定对方的意见，有关决策部门也没有简单地支持一方面压制另一方，而最后持不同意见的双方走到一起，共同制定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计划。“cDNA计划”就是把一个基因中一小部分与蛋白质有关的序列先搞清楚的计划，也是作为“全基因组计划”的一种反对意见提出来，但也没有被主流意见所拒绝，没有因此而摒弃“全基因组计划”，而是作为“基因图”的雏型而纳入整个基因组计划，而且成为重要部分之一，即我们要做的“转录图”。“基因鉴定”计划也是作为不同意见提出来的，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基因，后来成为最能反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的“热点”。而“模式生物”计划选择了酵母、线虫、果蝇、小鼠作为研究人类的四大“模式生物”，其科学意义十分重要。整个讨论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精神”的一部分。
3）政府和国家作用明显。
由于科学研究日趋大型化，这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建立科研基础，购置仪器设备，组织庞大的科研队伍，所以科学研究本身也需要国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在财力、人力和管理上的极大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空前浩大的生命科学工程，任何单个科研组织或者实验室都无法承担，因此各国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惜巨资力图占据着一领域的最高点。
例如，在基因测序中，各国不同程度的参与做出了相应的贡献。2000年6月26日，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有关科学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布，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已经绘制成功。这是一项巨大的科学成就，它不仅可以推动21世纪生命科学的革命性发展，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和经济的价值。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和进一步破译，也给人类提出许多新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的HGP是于1989年2月开始的，特点可归纳为“全国协调、资源集中”。“英国人类基因组资源中心”一直向全国的有关实验室免费提供技术及实验材料服务。自1993年开始，伦敦的桑格尔（Sanger）中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测序中心，单独完成三分之一的测序任务。
法国的国家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90年6月宣布开始，其计划由科学研究部委托国家医学科学院制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道赛特以自己的奖金于1983年底建立了CEPH（人类多态性研究中心）在法国民众的支持下（民间捐助至少为5000万美元），CEPH与相关机构为全世界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特别是第一代物理图与遗传图的构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对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的贡献为3％左右。
日本的国家级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在美国的推动下，于1990年开始的。但与日本的其它领域的领先地位相比，日本的人类基因组仍略逊一筹，但这几年进展很快。日本对DNA序列图的贡献为7％。
德国在1995年才开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更具有其新的意义与特色。德国对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的贡献为7％。
1999年9月，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加入这一研究计划，负责测定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的1％，也就是三号染色体上的三千万个碱基对，中国因此成为参与这一研究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2000年4月，中国科学家宣布：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的测序任务宣告基本完成，其中50％达到了完成图的标准。
此外，加拿大、丹麦、以色列、瑞典、芬兰、挪威、澳大利亚、新加坡、原苏联及原东德等也都开始了不同规模、各有特色的人类基因组研究。
4）商业竞争促进了纯基础研究。
传统的观点习惯于把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分离甚至对立起来。但是当代科学中，科学与技术正在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鸿沟正在被填平，科学的商业价值被提前发现和挖掘。人类基因组计划具有重大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公司纷纷投入巨资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争夺专利权。200年6月26日，是由6国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协作组和美国塞莱拉基因公司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阶段任务的完成的，而美国塞莱拉基因公司是一家私营商业公司。1998年新成立的塞莱拉公司宣称3年内以一种全新的策略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不要老百姓的钱，照样使美国民众得到基因序列，而且只专利几百个基因。以塞莱拉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因素的加入使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时间一再被提前。而塞莱拉等公司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以其先进、巨大的数据库为生物医药等企业服务，收取可观的费用；争取时间使基因研究成果化为市场产品方面的多项专利，并从专利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等。
5）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
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启动伊始，便重视这一计划可能对社会、法律、伦理方面的冲击，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主流意见。特别是HUGO（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的几个重要声明，充分体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求真”、“求善”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6、吉尔伯特、科林斯与文特：基因组研究中的重要科学家
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1932—）是少数几个最先认识到基因组研究的经济价值并身体力行的科学家之一。他于1959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1980年与桑格、伯格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77年他离开了哈佛大学，成立了一家生物基因公司，并担任了执行总裁（CEO）。公司运营几年后，由于管理风格的矛盾，他不得不离开董事会。1985年回到哈佛大学继续从事科研。
1987年2月他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基因专家组辞职，宣称将成立一家基因组公司，目的在于解读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并通过专利获得利润。可惜该计划受1978年的股市下挫的影响而未能实施。在吉尔伯特等人的努力下，1978年4月美国能源部拨付首批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成为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真正起点。现在他在哈佛大学领导一个实验室进行基因组项目最前沿的研究。
科林斯（Francis Collins）出生于1950年，197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1977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密执安大学任教。正是在密执安大学科林斯获得了自己作为世界着名科学家的声誉。1989年科林斯宣布了导致囊肿纤维病的基因的发现，1990年他领导的小组发现了导致神经纤维瘤的基因。他还是一个由6个实验室组成的合作研究小组的首席科学家，这个小组在1993年揭开了一种导致舞蹈病的基因的秘密。
1993年科林斯离开了密执安大学接替第一任主任沃森，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负责人，成为全世界顶级科学家数年来呕心沥血从事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非官方总指挥。
科林斯所代表的官方学术机构一直在与文特麾下的非官方科学家们在破译人类基因组密码的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在争夺这项划时代的研究成果的桂冠，也为究竟哪一方的研究更加完善、更加准确和更有价值等问题而争论不休。当政府支持的必要性受到了来自竞争对手赛莱拉公司的质疑时，科林斯成功地反对了公共研究与私人研究合并的企图，尽管他们还是达成了共同宣布完成基因测序的妥协。
科林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解释人类奥秘的最大项目的负责人的种种不安。随着这个项目越来越多地涉及人类的道德伦理影响，科林斯意识到了该项目存在重大的潜在危害，因此也经常呼吁防止基因信息的滥用并尽快出台指导和限制个人使用基因信息的法律。
文特（J。 Craig Venter）是美国赛莱拉基因组公司的总裁，他领导的赛莱拉公司网罗了一大批自己的科学家，单独从事着人类基因组密码的破译工作，与科林斯为代表的科学家形成了竞争。文特1946年出生在美国的盐湖城，高中毕业后曾服务于一家海军医疗公司，在越南工作。 1972年获得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生物化学硕士，1975年获得生理学与药理学博士。1976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开始涉足神经化学研究。1984年文特受聘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神经病学研究所，他负责的具体工作是寻找并破译人类脑细胞中某种接收肾上腺素的蛋白所包含的基因密码。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期间，文特受挫于传统的基因识别方法，这种方法识别速度慢，特别耗时。他发展了另外一种方法，识别速度比传统方法快上千倍。尽快这种方法开始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质疑，但后来还是被接受了。文特试图为他测试的基因框架图申请专利，引起了那些认为基因信息为社会共有的科学共同体的强烈不满。
1992年，文特离开了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在一家新的公司“人类基因科学”公司的大力支持，建立了基因组研究中心（英文缩写TIGR）。在文特尔的具体指导下，TIGR一跃成为基因排序和基因组破译研究方面的领头羊。在与支持者发生矛盾分道扬镳后，1998年文特又与实力雄厚的PE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公司－－塞莱拉基因组公司。由政府出资进行人类基因组密码破译研究的科学家们曾经估计，他们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和30亿美元的资金。而文特宣称领导的赛莱拉公司只需要3年时间、2亿美元资金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研究工作。
文特经常激起政府科学家的公愤，因为他对科学界现行的体制不满。与大部分科学家不同，文特一点也不谦逊。 此外，文特总是像个孩子一样直言不讳。1998年，文特曾经建议英国伦敦的威康姆基金会专攻老鼠的基因组密码，把真正艰难的工作留给赛莱拉公司。由政府资助的威康姆基金会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合作伙伴。
注：
1、转引自李建会“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和社会伦理问题”，自然辩证法，2001（1），p24…29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六篇 中国科学家问题专论
第33章 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科学奖
中国人所曾有的一切—对自然界的兴趣、受控实验、对经验的归纳、日月食预测及历法推算，都不是充足的。显然，只有商业文化才能做到农耕官僚文明做不到的事—使数学和自然知识这些以前分开的学科达到融合的程度。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
诺贝尔科学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或医学奖的总称。和平年代，人类在体力与智力两个方面进行的大角逐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奥运会金牌的争夺战和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发。1984年，当奥运会进行到第79个年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5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现在，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新中国科学界已奋斗了50年，可是中国仍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
没有人认为，唯有获得诺贝尔奖才是科学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和从事科学研究目的，才是国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但获得诺贝尔奖是一种标志，是一个国家鼓励原始创新、在科学发现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因为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原始性创新科技，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起了重大作用。例如，这些得奖科学家在信息技术、量子力学、半导体等方面的原始性创新发现，把我们的社会带入了信息社会。
按公布的国籍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已分布到近50个国家。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却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该作何感想。
表1～3列出了获得诺贝尔前10名的国家＇1＇。获奖前10名的国家或者是科技、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或者是具有创新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丹麦。
表1、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5
7
9
国家（人数）
美国（72）
德国（21）
英国（19）
法国（10）
原苏联（8）、
荷兰（8）
瑞典（4）、瑞士（4）
丹麦（3）、日本（3）、奥地利（3）
表2、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5
6
7
9
国家（人数）
美国（46）
德国（26）
英国（24）
法国（7）
瑞士（5）
瑞典（4）
荷兰（3）、加拿大（3）
日本（2）、意大利（2）
表3、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6
8
国家（人数）
美国（82）
英国（22）
德国（17）
法国（7）、瑞典（7）
瑞士（6）、丹麦（6）
荷兰（3）、澳大利亚（3）、比利时（3）、奥地利（3）
1、华人科学家六次折桂
中国未能获奖，但海外华人科学家却梅开六度获此殊荣。
杨振宁，1949年与费米教授一起提出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型即费米—杨模型，1954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1956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1957年与杨振宁携手走上诺贝尔奖台，当时年仅31岁，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次年轻的4位得主之一。
丁肇中，1974年8月发现一个新粒子即“J粒子”。1976年与斯坦福大学的里克特（B。Richet；1931…）教授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1986年因在化学动态学的交叉分子束法研究的成就与哈佛大学赫希巴奇（D。R。Herschbach；1932）、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波利亚尼（J。C。Polanyi；1929…）教授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朱棣文，1997年与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菲利普斯（W。D。Fillips；1948…）和法国学者科昂·塔努吉（Chen…Tannoudj；1933…）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因开发了超低温冷冻气体方法而获奖。
1998年，崔琦因发现分数量子霍尔现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美籍华人科学家几度被遗漏
尽管诺贝尔科学奖被认为是最公正和公平的，但仍不时传出争议。诺贝尔科学奖的争议热点多在一些已获奖成果的被遗漏者上，因为本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榜上有名。在华人角逐诺贝尔奖的比赛中，除上面6位华人获奖者外，还有3位美籍华人被公认是遗憾的“被疏漏者”。
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首先对物理学的经典理论——宇称守衡定律提出了质疑，并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推翻这一定律的相反定律——宇称不守衡，认为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是不守衡的。但理论总是灰色的，至多不过是一种假说，还得由事实来说话。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理论的是旅美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这一成果轰动了全球。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却只有李政道、杨振宁，没有吴健雄。
1987年，物理学奖授予“在发现陶瓷材料的超导性方面的重大突破”的两位合作者——德国的乔治·贝诺兹和瑞士的亚历山大·缪勒，而美籍华人朱经武却被评奖机构因科学以外的原因忽视了。贝诺兹和缪勒是超导现象的最初突破者，于1986年初发现了绝对温度30K的超导陶瓷材料，使传统的超导理论受到严重冲击；1986年底朱经武领导的研究小组却合成了绝对温度90K以上的超导陶瓷材料，则给了传统理论致命一击。许多人都认为朱经武至少应成为第三得主，但公布名单时朱经武却名落孙山。可能的原因是，在朱经武发表消息的前后，另有一中国小组和一日本小组公布了类似的结果，评奖机构为避免国家荣誉纠纷，只好忍痛割爱，朱经武遂成为不幸的被遗漏者。
1993年10月，美英两生物化学家罗伯兹（R。J。Roberts；1943…）和夏普（P。A。Sharp；1944…）由于发现分离基因的卓越贡献获诺贝尔医学奖。10月底，美籍生物化学家周芷夫妇致信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明分离基因是自己首先发现的，引发一场“分离基因发现权”的争议。因为当年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周芷夫妇主持电子显微镜分析小组，罗伯兹主持核糖酸的剪接实验。罗伯兹的获奖论文刊登在《细胞》杂志上，论文作者中周芷的工作无人能取代，但结果却未能改变，周芷被诺贝尔评奖机构挡在了领奖台之外。
3、中国科学家痛失的几次获奖机会
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
1923年美国科学家康普顿提出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1924年与中国科学家吴有训合写论文。1926年吴有训发表《在康普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强度比率》等论文，进一步证明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因此获取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物理学史上的“康－吴效应”的吴有训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1930年，美国科学家狄拉克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结果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同年，赵忠尧（后为新中国高能物理所奠基人之一）发表《硬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和《硬γ射线的散射》等论文，发现了γ射线通过量子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即正负电子对湮灭现象。他当时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由于种种原因，赵忠尧在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