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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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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