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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