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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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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