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背脊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像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谢妙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尔。像林间湖泪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韵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段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