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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奸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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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岛之港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