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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一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