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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