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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中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末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枪自杀了？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民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
也许普利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射击，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弹。（读者还记得肯吉尔发生过的事吧？在岗楼旁边死伤十六人的那次？）人们仓皇逃命d团在街心公园两旁的小马路上。但是士兵们却如若逃跑者的后背继续射击。直到街心公园外面的广场上，列宁纪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带完全没有人了，才停止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也同在肯吉尔那次一样，用电影摄影机把街上的暴乱者拍摄下来了。
射击停止了。恐怖过去了。又有一些群众向广场拥过来，于是士兵们便又对他们开了枪
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的事。
一个细心的见证人当日下午两点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市委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八辆不同型号的坦克。每辆前面有一队士兵。广场上几乎空荡费的，只有几小撮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对着士兵们喊叫些什么。广场的沥青地面上的低洼处聚着一摊摊血。我并不夸大，在那以前我真没有想到过血还会积聚那么多。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沾满了鲜血，那里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迹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树干有的也被血染红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一面红旗斜靠在市委大楼正面的墙上，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上也溅上了鲜血。而市委大楼的正面依然挂着那幅已挂了很久的红色横幅大标语。‘党和人民是一体！”’
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问”“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她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入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米高扬吗？）一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了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套Z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一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一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l‘帅IJ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井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访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不过，这些人当然更不能说是政治犯了。他们是“宗教犯”，对他们应该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的教育方法是：单单因信仰而被开除工职，派一些共青团员去砸他们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们去听反宗教的讲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门切下来或者用铁索套住教堂的圆屋顶，然后用拖拉机把它拉倒，用水龙带驱散作祈祷的老太婆们。（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对话”吗？）
正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对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们所宣布的那样：“假如我们真按苏维埃的法律办事，那就得等待很长时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一因此，只在万不得已时，当“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必须借助法律。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显示一下我国今天的法律确实像钻石般光辉灿烂，高贵无比：我们今天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搞秘密审判了。也不搞缺席审判，甚至不搞半公开的（即只允许一部分人旁听的）审判。
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审判记录。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点是顿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礼派教徒。
审判经过是这样的：先把那些从外地远道来参加旁听的浸礼派教徒们关进监狱，关押三天，借口是必须弄清他们的身份（审判结束之前不放出来，同时也是要恐吓他们）。把向受审者扔鲜花的人（自由公民！）关押十天禁闭。另一个记录了审判过程的浸礼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并且没收了他的记录（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听者进入审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共青团员从旁门放进去，让他们占据前排座位。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有人叫喊：“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烧死他们！”法官们并不制止这一类正义呼声。法庭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有仇的邻居的证词和受到恫吓的末成年人的证词：法庭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物证”。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干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二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无效”，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的国际公约。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依照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活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工作单位的代表们”高喊：“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囚犯亲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容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
这就是法律！这还是“遵循了列宁准则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谓“不经过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们看到了从劳改营里传递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