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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年3月3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一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河”能当“车”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宫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拧下叶卡捷林娜银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迹。这两个老头从我一迈进房门时就对我和我的来访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表示出应有的耐心。
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往往倒不容易开口。何况这时我还被许多丝绳束缚住，仿佛稍一动作就牵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说还是准备好了的，而且，看来不会被任何丝绳牵扯住。我首先对他们谈到：有人认为（我不能说他们认为）现在劳改营有变成“疗养院”的危险，似乎如果劳改营没有饥饿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我请求他们，尽管缺乏亲身体验，也不妨设想一下监禁本身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惩罚：一个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属、朋友）们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长；不能自由走动，一般也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劳动；他经常感到别人——具有不同生活经验、观点和习惯的其他犯人对自己的压力甚至仇视；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响（就不必谈生理问题了）；甚至医疗条件也坏得同狱外无法相比。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滨的疗养院相比呢？为什么那么害怕监狱会变成“疗养院”？‘不，这个想法根本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稳坐如山，毫不为之所动。
那么，就谈得广泛些吧。我们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会吗？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经常在肉体上折磨他们？使他们变成残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向我解释我的错误：首先，是我对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够了解，是凭老印象看问题，落后于生活（这确是我的弱点，我的确没有看见现在坐车的人们）。而对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来说，我刚才列举的事根本算不上剥夺权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们觉悟起来（丝绳把我拉痛了！是的，在这一范围内他们有发言权，他们了解现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们重返社会？……是的，这当然不成问题。老头子们象留声机似地说着，但我从那声音里听见的却是：不，当然不能，让他们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见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技！”（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