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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不，我不能这么说。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实际工作者”们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古拉格群岛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这预示着群岛的不祥年代的来临，说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
那些握有最高权力而又完全了解国内情况的人，在这几年间还能不能回头看一下，惊醒一下，哭一鼻子？要知道他们还背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袱呢，它在滴血，把整个脊背染得血迹斑斑的。政治犯放了，可是成百万的普通刑事犯又是谁制造的？难道不是生产关系造成的吗？不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吗？不是我们自身制造的吗？……不是你们制造的吗？……
还是把你们那开发宇宙的计划拿去喂狗吧1不要再为什么苏加诺的海军舰队和恩克鲁玛的近卫部队操心了！还不如安静地坐下来，搔搔后脑勺想一想：自己的国家该怎么办？为什么我国的、天下最好的法律意会遭到我们本国千百万公民的反对？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人硬是去钻进那意味着死亡的枷锁？又为什么那枷锁越是难以忍受，钻的人越多？怎样才能使这支水流枯竭呢？是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应该这样？（这里就难免要想到那使人意志消沉的学校、荒芜的农村，以及其它许多毫无阶级含义、而只能认为是不公正的事情了。）还有那些已经遭殃的人们，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获得重生？不能用廉价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一挥了之，要诚心诚意地对每个人的案件和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那么，这古拉格群岛应该不应该结束？莫非它应该永存？四十年来它一直在我们的躯体上腐烂发臭，够了吧！
不，原来不行！还不够！要动动脑筋吧，可太懒了。而灵魂中对这些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就让这群岛再存在它四十年吧！我们呢？我们要去处理建设阿斯旺高水坝一的问题了，还得管管阿拉伯人的重新统一问题呢！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统治时期，我们久已习惯的那些物理法则突然间失去了作用，一些物体令人奇怪地朝着场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运动起来。当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他们不能不为之震惊的是：在一个短时期内，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和机会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这些可能性和机会当成了玩具，利用它们时像在开玩笑，像在作游戏，随后便漫不经心地全抛弃了。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是赫鲁晓夫（尽管最高权力这时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强大的），而他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却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旷地上无目的地、无益处地滚动着圆木玩耍。赫鲁晓夫本来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坚定性去筹划怎样解放这个国家，但他却把这件事像游戏一样放弃了。他没有认识到他所肩负的任务之重大，他放弃了这个事业，却转身去搞征服宇宙、种植玉米、在古巴设置导弹、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谋、迫害教会、把党的州委分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艺术作斗争了。
他这个人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过，而对于自由事业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识分子吗？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两只曾经拆毁斯大林劳改营的手再把劳改营巩固起来吗？这也极其轻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一九五六年，就在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已经公布了关于劳改营的第一批限制性条令！这些限制到了赫鲁晓夫进一步独揽全部大权的一九五七年又有所发展了。
尽管这样，“实际工作者”阶层并未感到满足。他们一旦嗅到自己已占上风的气味，便开始反攻了。他们宣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劳改营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顶梁柱，可是这根顶梁柱正在倾倒！
当然，主要影响是在背地里施加的——在某处的宴会桌上，在飞机客舱里，或是在郊外别墅划船的时候。不过，这些活动有时也以公开形式表露出来。例如，有时是以萨姆索诺夫代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形式出现。据他说，囚犯的生活太好了，他们对伙食很满意（！）（他们本应该经常感到不满意才对！……）对待囚犯的态度太和气了。（而在这个一直没有承认自己从前的罪过的国会里，当然不可能有人去教训萨姆索诺夫。）有时则是以《铁窗里面的人》这类报刊文章的形式出现（一九六O年）。
赫鲁晓夫向这股压力屈服了。他对任何事都没有深入了解，没有想一想这五年来犯罪率并没有增加这个事实（即使增加了，也该在国家制度中寻找原因），没有把自己的新措施同自己对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信念联系起来看看，没有细致地研究事态的详情，也没有亲眼看一看。这位“一生都在旅途上度过”的沙皇轻易而匆忙地在那张领钉子的单据上签了字，人们便立即用这些钉子迅速地按照原有形状把断头台重新牢固地钉起来了。
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那个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这一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车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九六一年颁布了关于在劳改营中可以处以死刑的命令，它规定；对于“采取恐怖行为伤害已经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线）和伤害看守人员（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人”均可处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种形式的劳改营制度——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劳改营，而是赫鲁晓夫的劳改营了。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傲然登上代表大会讲坛对斯大林的监狱暴政展开新的一轮攻击时，他其实是刚刚才纵容人们去加强了自己那套毫不逊色的劳改营制度。可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两者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协调得体的！……
今天的劳改营就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巩固起来的劳改营。从那时起，六年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些劳改营有别于斯大林劳改营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里面的囚犯构成：这里没有千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但是，这里仍然关押着千百万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无策的牺牲品，这些人被扫进劳改营仅仅是因为必须使这个制度能够存在和维持下去。
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没有一部历史是没有结尾的。任何历史总要在某个地方断开。我们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点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从它诞生时的血红色排枪齐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誉的粉红色烟雾的出现。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段历史吧，以赫鲁晓夫使劳改营严酷起来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宽宏大量的、涣散的光辉时期来结束这部历史吧。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别的历史书，它们的作者，很不幸，会比我们更加了解赫鲁晓夫时期的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劳改营。
而且这种书已经出现了，这就是C·卡拉万斯基和阿纳托利·马尔琴科的著作。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述，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公开性的时代！
例如马尔琴科的书，它甚至使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劳改犯触目惊心，充满恐怖。它描述了现在的监狱生活，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新型”的监狱，那是我们这些过去的见证人所无法设想的。我们看到，监狱的第二只犄角（参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长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马尔琴科对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两座建筑物——沙皇时代建的和苏维埃时代建的——进行了比较，从而通过实物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跟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时期无法比：沙俄的监狱又干又暖，苏联的监狱又潮又冷（牢房里耳朵冻僵，呢上衣永远不能脱）。沙俄的窗户被苏联的砖堵得只剩原来大小的四分之———别忘了窗外还安着“笼口”。
但是，马尔琴科只描写了一处杜布洛夫劳改营。那是关押来自全国的政治犯的。而我手头却收到很多各地来的关于普通刑事犯劳改营情况的材料。这些来信使我感到自己还欠了他们一笔债，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说，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们的债的，因为在这么厚的一部书里提到他们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了解，扼要介绍一下现在的劳改营情况。
介绍什么“劳改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劳改营——这是赫鲁晓夫年代的主要创新！我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时期那种极端可怕的遗产！小猪已经改名叫鲫鱼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劳改营，而是有……移民区（宗中国对移民区）。群岛上著民理应住在移民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过，记忆力好的读者可能记得从前也这么叫过。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已经没有内务部，而只有社会治安部，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已经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不能再为此喋喋不休了。
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实行了四种劳改移民区制度：普通的、加强的、严管制的、特种的。（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我们没有“特种”是过不了日子的……）对犯人采用其中哪一种制度，则由审理该案的法院“根据罪行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似乎还有）罪犯的个人表现”决定。但是为了简化手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都开列了刑法典条文清单，指明犯哪一条应送往哪个地点。这是对后来的新犯人。那么，群岛上原来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会前的“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处于“营区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轻管制劳改点”的囚犯呢？这些人则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单（也许还参照当地行动人员的意见），根据具体情节，分别送进各该相应制度的劳改区。
右转舵九十度！左转舵九十度！——这种左右摇摆对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轻松愉快的，但是对于呆在沉寂无声的阴暗底舱中的人来说，他的胸腔会有何种感受呢？仅仅在三四年前还对人们说：你们安家立业吧！生儿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阳光现在温暖着你们！从那时以后，这几年来你什么坏事也没作，可是，突然，你听到狗叫声，看到脸色阴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围起来，宣布你的“案件”，于是，你的家属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园里，而你则被赶进某地新围起的铁丝网区内。“首长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长，我一直积极劳动呀？……”什么奉公守法，积极劳动，统统滚你妈的蛋！……
地球上会有哪一个，哪一个稍有点责任感的行政当局能够这样急转弯和这样跳跃？也许正在诞生中的非洲国家是这样？……
一九六一年进行改革是为了什么？当时怎么想的？是真挚的吗？还是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地说：“这样可以达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当时的想法是：剥夺囚犯在物质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独立性，因为这种独立性是“实际工作者”所无法忍受的；他们要做到：只须自己动动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有所感受，也就是说，使囚犯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从属地位。为此，就必须消灭大批人无人看守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垦荒区的人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把人们全都赶进营区铁丝网，使基本食物的供给感到不足，切断囚犯们的辅助收入来源，不许搞临时工作挣钱，不许从外界接受邮包。
邮包在劳改犯人眼里不仅仅意味着邮来食物，它还能掀起某种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里喜滋滋的。用你颤抖的双手接过邮包时，你就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遗忘，不是孤独的，人们还在惦念着你！我们在特种劳改营时接受邮包的数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过八公斤，这是邮局规定的一般限制）。虽然远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邮包，而且也不是经常按期收到，但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劳改营的总的生活水平，不会发生那种殊死的斗争。如今，对邮包的分量进一步加以限制——每个不得超过五公斤。而且规定严格限额——根据四种劳改区制度，每年允许接受邮包的次数分别限制为六个、四个、三个和两个！也就是说，最优越的普通制度劳改区里的人也只能最多每两个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邮包，这个重量还包括包装物在内。寄来的还可能是衣物之类。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能够从外部得到的各种食物最多不超过两公斤！而关在特种制度劳改区的人则每月不超过六百克……
即使这点东西，如果真能交给你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一点可怜的邮包也只是允许那些已服满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还得在这期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行动人员、教导人员、看守和看守喂养的小猪都得喜欢你才行）！还要经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劳动定额I还必须经常参加移民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是参加马尔琴科所描写的那种枯燥无味的音乐晚会，参加强人所难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人们往往由于虚弱而晕倒。或者，更糟的，还要去帮助看守人员干活）。
这邮包也够你呛的了！为了拿到这个由你的亲人包装的小小木箱，人们要求你付出自己的灵魂呀！
我的读者，请您清醒一下！历史我们早已讲完了，我们已经结束历史部分了。这里讲的是现在，是今天，是在我们的食品商店里（就算是只在首都吧）塞满食品的时候，是在你真心实意地回答外国人说“我国人民现在吃得很饱”的时候。是今天人们还在这样用饥饿改造我们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们（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您现在总算相信我国司法机关的强大威力了吧！）。这些同胞们做梦也还只是梦见面包！
（我还要指出：劳改营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没有止境，肆无忌惮！天真的亲属们有时用印刷品邮件或医药用品邮件寄一些书、报或药品来。这些也被当作食品包裹看待！据各地来信反映，这种情况很多！劳改营头头的作法活像装有“电眼”的机器人，他只看到：又寄来一件东西！既然它算“一件”，那么随后寄来的邮包就只能“退还原寄”了。）
亲属探望时监视十分严密，严防利用探视机会交给囚犯任何食物。看守们以发现这类情况为荣，互相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在探视前竟然对于远道来探视的自由人妇女进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宪法并没有禁止这样做嘛！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必会面。回去好了！）
对干现款的来路更是堵得严而又严，绝不许寄现款到移民区来：不管亲属们汇来多少钱，全部替囚犯“存”起来，“直到刑满释放”的日子为止（也就是说，国家无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劳动挣到多少钱，他也看不到这些钱。
“经济核算”的做法是：给囚犯的劳动报酬相当于同样劳动的自由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为什么呢？难道囚犯生产的产品有特殊味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这就该叫做剥削和歧视了）。这工资的一半要由移民区当局扣除（用来维修营区铁丝网，养活“实际工作者”们和狼狗）。再由剩余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装费（可以想象一下鱼头烂菜汤在劳改营里会值多少钱）。如果还有余，这才记入囚犯的个人帐户，要一直存到“刑满之日”。按照四种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劳改营小卖部里花费自己这部分钱的最多限额分别定为：十卢布、七卢布、五卢布和三卢布（但是梁赞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却来信抱怨说，东扣西扣之后连五卢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卖部买什么）。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也说：一个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宁格勒姑娘什么都干——挖树根、运石头、卸火车、上山砍柴，落得满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挣到……十卢布！（要知道，那还是一九六0年三月，是“优待”时期，而且当时还在使用斯大林时期通货膨胀时的卢布呢。）
其次是劳改营小卖部本身实行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当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盘剥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实行这殖民地制度（“移民区”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语言学家们，这可怎么办呢？既然现在群岛的正式名称不叫劳改营，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本来是为照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