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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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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1．自行车钉子（螺丝）。半公斤2．皮鞋5（双）3．送风器2（个）4．波利［玻璃］杯
10（个）5。木欠（铅）笔盒1（个）6．地球义（仪〕l（个）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灯2个（盏）9。牙高〔膏）8（筒）10．甜饼干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