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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流而下。对面，从河曲处转出一艘轮船来，船上灯光通明。有多少灯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整个轮船浸沉在跳舞的音乐声中。还可以看到幸福的自由乘客们在甲板上散步，在餐厅里进餐。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他们在船舱里该有多么舒适啊！……
我们这样往下游划了大约二十多公里。食物快吃完了。现在还是夜晚，应该乘机补充一些。有鸡叫声。我们把船靠了岸，悄悄朝鸡叫的方向走去。有一所小房。没有狗。一间牛棚。一条母牛和一只小牛犊。有鸡。日丹诺克很喜欢家禽。可是我说：咱们牵走牛犊吧。我们把牛犊的绳子解下来。日丹诺克牵着它朝岸边走去，我在后面认真地把足迹都弄掉，否则那群狗就会知道我们是沿河而下了。
小牛犊很听话地一直走到岸上，但是，它不想上船，身子向后坐，不往船上走。我们两人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船上，按倒了。日丹诺克坐在牛犊身上压着它，由我划船。我们本想离开河岸之后再杀它。但是，我们错了，不该载着活的走！小牛犊挣扎着要起来，它把日丹诺克翻倒在船上，两只前腿已经进水了！
全舰紧急集合！日丹诺克拉住了小牛的后腿，我拉住了日丹诺克。我们全都偏向船的一边儿，水从船帮涌进来。可别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好容易才把小牛拉回来。但是船里进了不少水，吃水很深。得把水淘出去。但在这之前应该先把牛宰掉。我拿起刀来，想把它后颈上的脖筋割断，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可以割断的。但是，我割的不对，或者因为刀子不快，没有割断。小牛浑身抖动，往外挣脱，它被彻底激怒了。可我也很生气。我又想割断它的喉管，又没有割成。小牛哞哞叫着，不住地踢跳，眼看就要跳出船去，或者要把我们淹死了！它要活！可是我们也要活呀！！
我不停地用刀捅它，可总是杀不死。小牛摇晃着，左右冲撞，这个没有理性的混蛋眼看要把船弄翻，把我们淹死了！因为它这么愚笨而顽固，我对它就像对一个最大的敌人那样真地产生了不共戴天似的仇恨。我开始怀着无比仇恨用刀子胡乱地往它身上扎、割、捅。它身上的血往外冒，溅到我们的身上。它大声哞叫，绝望地挣扎。日丹诺克压住它的头，船猛烈地摇晃，我不住手地用刀桶。可我从前是个连只小老鼠，连个小甲虫都不肯杀死的人呀！这时已顾不得怜悯了：现在是它死我活的问题！
小牛终于不动了。我们赶紧淘出船里的水：用舀子，用罐子，两人一起忙。然后才往前划去。
水流把我们的船冲进一条河岔。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该藏起来，因为天快亮了。我们把小船牢牢地隐藏在芦苇深处，把小牛和我们的全部财产都拖到岸上，用芦苇把船盖上。拖着牛腿把它拉上岸边的陡壁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岛上是齐腰高的青草和树林。神话般的境地！我们已经在沙漠、草原呆了好几年，简直忘记树林、青草、河流是个什么样子了……
天亮了。小牛的脸像是非常委屈。但是，多亏了它这个小兄弟我们如今可以在岛上生活了。我们用“卡秋莎”上的一段废锉把刀子磨了磨。我从来没给牲畜开过膛，现在也得学会。我把小牛的肚皮割开，扒开，取出内脏。在树林深处点起一堆火，煮起牛肉和燕麦片来。煮了满满一水桶。
宴席！主要的是心里坦然：我们在岛上，小岛把我们和恶人们隔开。人们中间也有善良的，但是逃跑者似乎很少遇见善人，全部十分凶恶。
天气晴朗，很热。今天不需要蜷缩在胡狼窝里了。草很密，绿油油的。那些每天践踏青草的人是木了解青草的价值的。他们不能理解，一下子扑到草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草上时的愉快心情。
我们在岛上慢步走了一会儿。这里有很多野蔷薇花丛。野浆果也熟了。我们不停地吃。然后又去喝肉汤。又煮牛肉。把牛腰子放在粥里煮。
心情很轻松。回顾我们走过的艰难路程，可以发现不少好笑的事。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演出短小喜剧呢。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破口大骂我们，怎样向上司汇报。一想到他们那种样子，就不由得要放声大笑！……
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皮扒掉一大片，用烧红的铁丝往树上烫字：“一九五O年十月，无事被判终身苦役的人们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于此稍憩。”就留下这踪迹吧！在这密林深处它不会对搜捕人员有所帮助、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字的。
我们决定不急于离开这里。我们为之而逃跑的一切——自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即使我们到了鄂木斯克或莫斯科，自由大约不会比这更充分。）除了自由，这里还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芳草和逍遥的闲暇。这里有足够的肉食。只是没有面包，就是缺少面包啊！
这样，我们在小岛上住了将近一星期：从逃出后的第十昼夜到第十六昼夜的开头。我们在树林深处搭起了一个干草窝棚。不错，夜里窝棚里有些冷，但我们可以在白天补足睡眠。这些天一直是晴天。我们喝了很多水，努力像骆驼那样在体内储存一些水。我们无忧无虑地坐在草地上，透过树枝的空隙观赏着那边的，河岸上的生活：汽车奔驰，人们在割草。这已是在割第二茬草了。谁也不往我们这边望一眼。
忽然，白天，我们正在草丛里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听到岛上有斧头砍树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一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枝，边砍边向我们这面移动。
半个月来，我的胡须已经很长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刮脸。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像个典型的逃犯。可是日丹诺克却不长胡子，脸上光光的像个大孩子。因此，我就装作睡觉的样子，叫日丹诺克迎上前去，不等他说话，就向他借支烟抽，并且对他说；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旅游者，问问他是哪里的。如果发现不对头，我这里是准备好了的。
科利亚走过去同那个人谈起来。两人吸起烟来了。原来是个哈萨克人，左近农庄的。后来，我们看到他顺着岸边走去，上了船，连砍下的树枝也没拿，就划船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急着去报告看见我们了吗？（也许，相反，他自己害怕了？怕我们去报告？因为随便砍伐森林也要判刑的呀！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害怕。）我问科利亚：“你对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咱们是登山者呀！”真叫人哭笑不得！日丹诺克总是把事情弄乱。“我不是说过，我们是旅游者吗！在这空旷的草原地带哪里会有什么登山者？！”
不行，不能留在岛上了！享福享到头了。我们立即把东西全搬到船上，启航了。虽然是白天，也得尽快离开这里。科利亚躺倒在船底，外面看不见他，远处看去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力划，使船走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流。
一个问题是要买到面包。另一个问题是快到人多的地方了，我一定得刮刮脸。我们打算到达鄂木斯克市之后卖掉一套西装，过去几站再乘火车走。
傍晚前，我们看到一所浮标工住的小房。我们上岸了。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很害怕，有点不知所措：“我这就去叫我男人来！”她说着就慌慌张张出去了。我跟在后面，盯着她。忽然，日丹诺克从小房那边不安地喊道：“格奥尔吉！”（见你的鬼！你那舌头是怎么长的！不是商量好叫我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吗！）我只好回到小房旁。这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端着猎枪。
“干什么的？”
“旅游的。从鄂木斯克来。想买点吃的。”我为了驱散他们的怀疑，接着说：“咱们进屋去谈吧，为什么这么不热情呢？”
这么一说，他们果然有些缓和了：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或许农庄里会有吧。往下游去，两公里远。”
我们回到船上，又往下游走了二十公里。月色清明。我们爬上陡岸，看见一所小房。屋里没有灯光。我们敲敲门。一个哈萨克人开门出来。这是第一个同意卖给我们半个圆面包和四分之一口袋土豆的人。我们买了他一根针和一点线（这大概是我们不够谨慎之处）。我们向他要了刮脸刀，但是刀片不快，刮不掉，这个哈萨克人没有胡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又问：能不能卖一点鱼给我们。哈萨克人的妻子走出去，拿了两条鱼来，她把鱼递给我们时，我听到她说：“勿需钱！”这可是喜出望外了，不需给钱，白送给我们！这两个人可真是好人！我就接过鱼往口袋里装。可是哈萨克人却把鱼往回拉。“她说的‘五许钱’，就是五个卢布的意思！”男主人解释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们不要，太贵。
夜里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次日，第十七天，我们把船藏在树丛里，自己找个草垛睡觉。第十八、十九两天也是这么度过的。尽量避开人。我们什么都有：水、火、肉、土豆、盐、水桶。陡峭的右岸上是一片针叶林，左岸是草地，有很多干草垛。白天，我们藏在树从里点起火来，煮马铃薯肉汤吃、睡觉。
但是，快到鄂木斯克了，总得出去见人啊，也就是说，需要一把刮脸刀。简直是束手无策了：没有刮脸刀和剪子怎么能去掉这把胡子呢？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一根一根地拔？
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
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
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
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
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
“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