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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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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蓝滚边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