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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
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
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
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
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
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
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
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
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
交给你们班吧。”
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
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
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
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
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
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
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
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
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
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
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
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
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
明点什么。
砌石工
看，我这个砌石的，
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
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
把我用方话弧
同别人牵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
瓦刀、榔头上下飞翻。
墙里又砌上一道墙，
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
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
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
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
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
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
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
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
无能、没有骨气！
上帝啊，我们是一群
多么驯顺的奴隶！
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
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
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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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脱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而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