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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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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