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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纪德讲过一个圣杯的故事：一个牧人在希拉山洞发现了一只不知哪代大神用过的酒杯。当善良的人使用它时，那里就流出琼浆玉液，盛出许多珍馐名馔；一旦落到恶人手里，它就会对这恶人吐出乌黑的毒汁和蓝色的火焰。显然这是一件十分合乎道德的器具。
多少年来，科学技术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圣杯。人们相信它只会造福于人，不会贻害于人。的确，迄今为止的全部科技史都是辉煌的人类成就陈列馆。
科技发展让人类从刀耕火种进化到用按钮来制造产品，从低矮潮湿的房屋走进舒适的高楼大厦，从一个步行者变得能够上天入地，总之，它让人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文明走向更文明。
科技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是当代人深切感受到的。电脑和网络技术正在使当代人进入生活游戏的时代，即使前面说的克隆技术也并非长着一副青面獠牙，它可以改良动植物品种——如今市场上许多转基因食品就是这项技术的产物，可以应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等医学领域，还可以提高人类生育质量。所以，在崇尚科学的人眼里，对这项技术发布禁令实在没有道理。
然而，这个圣杯有时也会对善良的人们喷出毒液。80年代初，有人在对人类远期未来进行预测时提到了8种令人恐怖的前景：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核扩散罪行；种族和文化冲突；海洋大片死亡；气候严重失常；臭氧层迫害；经济崩溃。我们不必理会这些预测包含着多大的随意性，只需关注一个事实，这些项目中的决大多数都与科技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过，正如那圣杯只有在恶人手中才会流出毒液一样，许多为科技辩护的人指出，这些不良后果只是人们（似乎不包括科学家）对科技的不当利用造成的，它们与科技本身无关。然而，在这种辩护中，人们显然已经抛弃了把科技视为一个圣杯的科技至上观念，开始把它理解为一种中性的力量。科技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可以被用于善良的目的，也可能在失控状态中成为为祸的力量。所以，人们便像押宝一样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科技专家身上：如果他们是一些富于道义感和对人类充满同情心的人，那么科技当然也就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这就是科学家崇拜的缘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家一直是个神圣的名字。他是人类智慧、良知和献身精神的人格化形象。在所有人物传记中，只有科学家传记是最纯洁而又动人的。那里没有一点罪恶，只有对于追求真理、清苦勤奋、一丝不苟等各种美德的生动描述。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过失，比如把钟表误放在锅里去煮，走路时不慎碰到树上，或者把几千美元的支票夹在书里作书签等等。但这都是一些非常崇高、具有神话般感染力的美丽的错误。
相比之下，其他传记则要复杂得多，尼采的颠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赌癖、海明威的放荡生活、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还有尼克松的不诚实，这些名人与科学家比起来都少了些纯粹。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坏人的传记，如墨索里尼传、希特勒传、慈禧外传等等，但你很难看到一本本性邪恶的科学家传记。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罪恶，人们就不会把他当作科学家了。一个儿童在表达志向时如果说要做一个科学家，那就让大人格外高兴；如果说要做一个政治家或军人，成年人就会感到心有不足。原因很简单：假如面对一位一生中创作出无数美妙作品的音乐家，我们会想，这个每天都生活在如此动人的旋律中的人，决不可能是个心地不良的人。同样，当人们认为科技给这个世界带来福音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必定是精神高贵的。然而在一些科学家的谈话中，我们发现科技专家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并非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他们常常像君临于人类之上的上帝一样对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甚至蔑视态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尼葛洛庞蒂用冷静的科学语言说：就智慧而言，我们将是一种比较次要的生命形式。如果说这个说法还有些暧昧，我们不妨摘引一些比较明确的看法：美国计算机专家伊文斯曾断言，科学家不久就可以制造出一种比人类聪明百倍，并可以完全取代人类作出诸如战争与和平这样重大政治决定的超级智能机。麻省理工学院的法伊弗教授用进化论观点来解释计算机技术进步，他说，机器总是走在人的前面，并将永远超越人类。计算机专家戈登·巴斯克则更明确地宣布：计算机是一种超越人类智慧的胚胎，相反，人类进化却是生命史中近乎结束的章节……我们可以期望一个新的物种将傲视人类，使人类的成就相形见绌，这就如同人类曾经超越了其先行者——直立人——一样。除了这些看法之外，1987年8月美国《奥姆尼》杂志曾引用现代信息技术奠基人之一、美国贝尔实验室专家克劳德·香农的话说：我幻想会有那么一天，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就如同现在狗与人类的关系一样，我将为机器而欢呼喝彩！在讨论克隆技术时，美国生物学家埃德·伯杰说：克隆羊的出现早就在我们预料之中，即使有人造出克隆人，那也不使我们感到意外。既然人已经过时了，上帝为什么不能借助我们的手创造出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呢？
总之，在这些科学家那里，人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过时，他们更关心的是人可能成为什么，或者人应当是什么。难怪有位记者在讨论克隆人时曾设想，将来很可能会从某生物实验室中跑出一个长着天使翅膀、具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智慧和希特勒那样的邪恶意志的人。这种想法近乎神话，但决非空穴来风。读到这些说法，我们会有什么印象呢？《圣经·创世纪》有一个故事：先知以撒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雅各总想夺取大儿子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一天，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又饥又渴，他看到雅各正在熬红豆汤，就说：把汤给我喝吧。雅各说：可以，但你得把长子权卖给我。目光短浅的以扫同意了，便将这宝贵的权利出让给雅各，这就是著名的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的故事。如今的科技专家似乎就是这个以扫，他为了试验自己的创造力，为了获得事业的成功，不惜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长子权出让给机器。应该看到，出于职业原因，很多科技专家也许从来就不认为人是个值得尊重的动物。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医生由于总与人体打交道，所以在欣赏人体雕塑时也要带一把解剖刀。或许正是这样，当科学技术专家开始染指生命和智慧的神秘之后，他自然会破除对人和智慧的各种迷信，用冷冰冰的或轻描淡写的口气来谈论人的缺陷、人的过时或人类的死亡。像香农那样的说法（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的话）已经表明，有些专家已经不屑于与人类为伍了。他们在等待人类的过时，或者说，他们在追求人类的过时！这就是一些科技专家对人类命运漠然视之的重要原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可以信赖科技专家的智慧或创造力，但并不能无条件地信赖他们的道义感或责任能力。科学家并不天然地等同于人类的良知。
当然，如果人类注定要由一种更高级的生物或机器所取代，即使那些对人类怀有浓厚自恋情结的人也只能听之任之。问题在于，人类或许在还未过时的时候就毁灭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术失控问题。人毕竟不是上帝——上帝不仅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控制一切。他不会自杀。但现代科技面临的更大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发挥出最大的创造力，而是如何控制这种创造力，使它不致成为人类的自杀工具。在卡赞斯基对现代科技专家甩出炸弹之前，早已经有人向一些著名科学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前不久看到一则原子弹之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对话，它使我深受震动，这里摘要如下：问：您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是吗？奥：画报上是这么说的。……是的，我们制造了这个专利玩具。问：您在很短的时间造出并测试了原子弹，并把它扔到日本，是这样吧？奥：不是，在广岛投掷原子弹是一项政治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做我的工作，我们开出了一张可能目标的表格：广岛、小仓、新泻和京都。我们作为专业人员被征询意见：根据我们的测试经验，哪些目标最适合投放原子弹。……我们就目标的合适程度提供科学数据。根据我们的计算，地面直径至少应有两英里，建筑密度要高，木结构建筑尽可能多，这是考虑到气压和随后产生的大火。此外，被选中的目标应有很高的军事价值，以前没有受过轰炸。问：为什么要这样？奥：这是为了精确地测定原子弹的效力。问：您为此感到严重的道义不安吗？奥：我不知道有谁在投掷原子弹之后未曾有过严重的良心不安。问：您制造了这个东西，选定了目标，确定了引爆高度，然后为后果在道义上感到不安，这难道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吗？奥：是的，我们物理学家若干年来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分裂状态中。问：您能解释一下吗？奥：
人们把近代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发明用于灾难的目的。核能并不就是原子弹。……
它能生产极为丰富的产品，这是一种廉价能源。……对我们不幸的是，一些政府把它运用于相反的目的。问：……博士，你制造了原子弹。是为了创造一个极乐国吗？还是想用它来打赢一场战争？奥：我们制造了它，是为了阻止它被希特勒应用。至少最初是这样。问：……物理学家弗兰克等人曾提出备忘录反对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并建议在沙漠上进行一次展示性核爆炸，是吗？奥：洛伦兹也反对。
可我拿不定主意。……我们在专业鉴定书上说：把这种东西像放鞭炮一样在沙漠上引爆，多半不会造成什么深刻印象。问：您是否在向官方的报告中说，这次爆炸是一件卓越的事？奥：从技术上说它是成效卓著的。……我们科学家在这些年来已经接近狂妄，我们已经认识到罪恶了。奥本海默到底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他的对话一板一眼，诚实而且冷静。即使在谈论一桩造成数万人毁灭的灾难，他也仅仅关心技术上的评价，而把应付的责任交给政治家或军事家来承当。到这时，我们的确感到科学特有的冷静态度显得尤其恐怖和残酷。
显然，这些毁灭性的产品都是在高科技实验室中产生的，许多科技专家对于它们的存在，就像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的出现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虽然人们可以辩护说，制造这些怪物的科技专家都是为国家利益或某些政府部门工作的，但这无非证明，这些科技专家像科技本身一样，只是一些工具人。他们与人类的智慧和良知似乎完全无关。更何况，未来的危险或许不仅仅来自某些邪恶的政治狂人，也可能来自科幻片中塑造的那些邪恶的博士。今天，我们在享受着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核武器是不用说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激光武器、势能武器、电子武器，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重要部门似乎都在为人类的毁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些武器就像装在潘多拉的盒子中的灾难，或者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那个魔瓶中的怪物。它们随时可能出来！当现代科技已经把整个世界和人视为巨大的实验室后，它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促进人类的幸福，但也可能成为陷入失控状态的毁灭力量。
人类不仅承受不起一次毁灭性的战争，甚至也难以承受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失误：一只爱滋病老鼠的出逃，20克经过基因处理的大肠杆菌泄露，或者一次核武器预警系统的电脑故障，都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与人类的吉凶祸福密切相关的时代。我们不妨听听美国作家安德鲁·金伯利的忠告：不要因为一个新发现就欣喜若狂，要记住：转机往往也是危机。用超人的上帝眼光来看待人和世界，只关心自己在技术上能做什么，而忽视这些做法会有什么后果，这是科技崇拜的基本症状。
漂泊与还乡
未来崇拜、速度崇拜和科技崇拜，构成了信息时代人生的基本主题，它们使我们的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拟化色彩。我们真正感到人生如同佛家所说是如幻又如电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惟有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是经久不衰的。
在这种生活中，每个人都像一个终生的旅游者。人们从一个技术时代旅游到另一个时代——没有人生活和工作在他出生时看到的那个世界，也没有人死在他曾经为之工作过的那个世界。德国诗人歌德在暮年时曾回忆说：我活得很长，有幸看到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接连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见证人。歌德生活在欧洲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他提到的那些震撼世界的大事都是些政治事件。
如今，任何一位80多岁的老人都会比歌德经过得更多。回首往事，他固然会提到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但更会提到一系列改变世界面貌的科技成就：飞机成为普通的交通工具，巨大核武库中贮存着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卫星、航天飞机和太空探测器飞向太空，计算机无所不在，克隆产品进入市场，互联网遍布整个世界。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世纪前的世界离我们似乎有几百年那么遥远，任何讲述本世纪初那段历史的故事书都可以像童话故事那样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人类的漂泊感。在这种今是而昨非的生活中，人成为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作短暂停留的日本旅游者，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而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形成了一道道风景——风景可能是美好，但它随着行走而不断变化，它不是我们的家园。
也正像一个游子，许多人在变幻的生活中常常兴起对家园的怀念。在文学史中，还乡一向是诗人们的主题。德国诗人海涅在动荡的漂泊生涯中就写作了还乡曲这样一个诗集。在三毛、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中，在一些寻根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还乡情愫。这里所说的家园并不是我们日常居住的那间斗室，它是心灵的归宿。同样，漂泊指的则是心灵的那种没有目标的流浪。漂泊与还乡一直是人类古老神话中的两个主题。亚当离开伊甸园，这是漂泊的开始，也是还乡的开始。我们也可以说，所谓失乐园和得乐园，讲述的就是漂泊和还乡的故事。
不过，失乐园这个说法似乎向我们暗示，我们的家园在过去，所以还乡就常常被理解为回到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某个时代。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面对时代的变迁，总是以一种忧伤和惋惜的调子谈论过去失掉的一切。在上一章，我曾讲述了一个圣杯的故事。无独有偶，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又提到了另外一只杯子，它似乎象征着一个正在失落的家园：起初，神赐予每个人一杯泥土，人们就从这杯子里吮吸着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曾往这杯子里注满水，但他们的杯子是彼此不同的。这是书中引用的美洲某个印第安部落长老的话，随后这个长者长叹一声道：如今，我们的杯子被打碎了，它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永远不复存在了。本尼迪克特对此解释说：杯子被打碎了。那些曾经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事物：家庭的饮食礼仪，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村庄里不断举行的各种仪式，熊舞会上的贡品以及判断是非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与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关于生活的形象和意义。
显然，这个杯子象征着印第安人部落在漫长时间中形成的传统生活、文化以及看待生活和世界的观念模式。这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打碎了。前面我们曾刻划了电脑和互联网给现代生活和观念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从根本上说，它使一批具有相当技术素养和技术型思想方式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使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骚动的青春期。技术永远是新的，而传统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和文化流传物则显得过于古老和背时。对当代年轻人来说，传统、教养或类似生活的意义的说法都蜕变成了贬义语词。人们更喜欢使用刺激、派、酷或潇洒等说法。即使有时谈到一些正经话题，也要用比较前卫的方式说玩深沉。
其实，早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杯子就已经彻底碎裂了。统治中国文化近两千年的儒家思想被打得粉碎，白话文替代了作为几千年来书面记载语言的文言，包括裹小脚、祭灶神在内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伦理观念已经成为很遥远的事情，传统诗词书画、戏剧曲艺在内的传统艺术正在成为抢救的对象，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已经被科学的宇宙观念和人的观念所埋葬。
总之，现代青年人的生活世界离传统文化相当遥远。如今，许多学者都想给年轻人补课。不久前，北京大学一些人文学者准备编辑一套人文素质丛书，据说这些书主要是给那些技术青年阅读的。言外之意，他们太没文化。更有不少老的和年轻的国学大师们呼吁用儒学传统来拯救现代生活、弘扬传统道德。他们希望人们在书本中找回我们不慎失落的家园，让人们重新认同这个家园。把过去时代的生活视为家园，这是许多思想家作过的事情。几百年前，欧洲有一些思想家曾把人类原始时期的生活视为理想国，他们称那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生活：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欺诈，人与人完全平等。这些思想家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有趣的是，不久前向同行甩出炸弹的那位卡赞斯基也崇尚着那种俭朴自然的古代生活，他声称现代社会必须回到工业时代以前的村落共同体时代才能得到拯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可以和谐相处的时代。然而，这的确是一种错觉。过去的生活如果是完满的、幸福的，人类就不会在技术产品的诱惑下离家出走。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上虽然充满了关于家园的想象，但理想的家园似乎从未存在过。从这个意义上看，漂泊似乎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