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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变成他
当工具只能部分取代人的活动时，它只是人的代理者，换句话说，当人只获得有限自由时，自由对他才有意义；反之，如果工具全面取代人的活动，它就是人的替代者，也就是说，当人想获得全部自由时，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就可能把他自己全部吞噬——这就是工具与自由的悖论！
代理与替代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刻划了技术进步可能给人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不过，乐观主义者从不相信工具能够全部替代人。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说，任何一个封闭的计算机网络都有一个暗门，只有网络的设计者或控制者掌握着暗门的钥匙——密码。它保证设计人员可以对该网络进行检查、改造甚至修复。在乐观主义者看来，人是工具的设计者或控制者，他总把持着掌握工具的最后一把钥匙，即智慧或意志。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电脑之所以为物或工具的秘密。换句话说，只要智能机不会像人一样思考，那么即使它成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伙伴，在人的眼里也永远是一个它——就像人们把自己亲密的宠物统统称为它一样。
应该说，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理由的。如今的电脑虽然在计算型的智力游戏（如下棋）和记忆方面已经比人类强大，但它在情感、意志和想象力上还是个低能儿。洛扎克便兴奋地写道：我们可以拥有一台在棋盘上战胜大师的计算机，但这台计算机也许还没有聪明到懂得如何避雨！
但是，从50年代起，信息技术领域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强人工智能专家的人，他们认为精神不过是一台肉体电脑。因此，让电脑模拟人的情感和意识就成了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让电脑模拟人脑，让智能人模拟人，这无形中就使机器和人展开了一场竞赛。这些专家相信，智能机终将（有人说这不过是50年之后的事）
在所有重要的意识指标上超过人。
显然，他们想使智能机从它变成他！这是神话吗？也许是。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当今时代，今天的虚拟现实完全可能成为明天的现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在1970年曾断言：人类将创造出这样一种智能机，它能读懂莎士比亚的著作，会给汽车加润滑油，能玩弄各种政治权术，会讲笑话，甚至还会争吵。到了这个程度后，它将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自我教育。既然能够进行自我教育，那么从逻辑上说，它们当然也能学会自我设计和控制，甚至学会掌握自己的密码。我想，到了这个程度，它就不再是人的代理者，它要取代人了！让智能机从人的代理者成为替代者，这是强人工智能专家的理想，也是更多的人怀疑或反对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理由。国外学者已经出版了许多诸如《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机器毕竟是机器》或《皇帝新衣》等对人工智能极限加以探讨的著作。它们偏重从技术上论证人工智能不可能替代人脑。按照流行的看法，人脑过于复杂，目前的脑科学尚未对它有清晰的意识，电脑又怎么能取代它呢——毕竟人脑不仅仅是细微的导线和开关的集合！这种看法认定：如果电脑不能做得像人脑一样，它就不会取代人！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动物界，任何野兽所以能够吃掉弱者，并非因为它与那个牺牲者有同样的生理结构。
1950年，阿伦·图灵在文章中搞了一次著名的图灵测试：他假定被试者是一个人和一台电脑，他（它）们处在质询者看不到的地方。质询者对他（它）
提出一系列刁钻古怪的问题。如果在一系列质问之后，提问者仍然不能分清哪些问题是由电脑或人回答的，那就可以认为双方具有同样的意识。图灵测试中肯定包含着许多专业上的技术难题，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引入了一种行为主义的判断标准：我们不必关心电脑与人脑的物理（或生理）差别，而要关注它们能否做同样的事！让机器与人竞赛，这不止是对当代人机关系、人与工具关系的比喻性概括，它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近10年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与IBM 深思机和深蓝机机的大战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普通观众最关心对弈的胜负，中国观众更为这些电脑的设计者是两个美籍华人而自豪。然而在我看来，这个事件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图灵测试的判断：深蓝电脑虽然不懂得直觉思维，但它却以非直觉的计算方式达到与象棋大师同样的水准。
此外，这个事件更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作为人的创造物的电脑居然坐在了它的创造者——人类——对面！它开始坐在他的位置上了！电脑开始向人出招了，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智能机虽然开始僭用他这个属于人的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与人为伍，成为一个普通的他人。在基督教中，教徒们总是使用一个大写的He（他）来称呼上帝，这意思是说，上帝永远比人强大。同样，如果智能机全面地代理人的活动，它就将成为那个大写的他，从而取代那君临人类的上帝的地位。到那时，与电脑共生将被改写为与上帝同在。电脑将要反客为主了。在机器与人的竞赛中，人天然地处于不利的地位。前面已经提到，在数万年中，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从形态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电脑却在刚刚诞生半个世纪后就在棋盘上把顶尖儿国际象棋大师搞得灰头土脸。当然，怀疑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一再强调，与强人工智能专家在本世纪50年代所作的预测相比，人工智能研究进展是相当迟缓的。然而，从天地造化、人类历史的时间来看，5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由于人的天然体能和智力基本是一个常数，而人工智能研究正未有穷期，此消彼长，谁都可以看出时间对强人工智能研究、对机器更加有利！人们最后会说：
即使智能机在物质活动、情感和意识活动方面都成为人的替代者，人类依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这正如，人虽然造出了最先进的代步机器，但依然在奥运会上设置了赛跑项目；人造出会卖东西的机器人后，依然可以找到其他门类的服务性工作。一位美国漫画家调侃说：当智能机器代替人去做大量的实质性工作之后，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忙碌，依然可以找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去做：他们可以相互给对方擦皮鞋，相互给对方开出租车，相互给对方做手工艺品，相互当waiter（侍者），给对方倒酒布菜，在对方的桌子前听候吩咐。说到做手工艺品，我想起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写的一位老人：他用几十克黄金制作成诩诩如生的小金鱼，然后按黄金成本价把它卖出，再买几十克黄金做成小鱼，再把它卖出……。他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的无聊活动来排遣无聊，从西西法斯式的工作中得到充实和满足。
这些事情听起来的确很滑稽，是不是？但它恰好说明，如果要求工具能做人所做的一切，人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无所作为了。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强人工智能专家的理想就是要取消人！使人成为一个笑柄。这时我们再重新品味一下前文引述的那句话，一定会受到强烈的震动：物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中国古人向来有役物和役于物的分别。役物就是让物为我所用，而役于物则是使自己受外物的控制。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忽然发现人类正走在一条从役物到役于物的道路上。对工具来说，这是一条从代理到替代、从它变成他的道路，对人和人类文明来说，这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现代信息技术使人们尝到了得乐园的喜悦，但它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失乐园的恐惧。这是我们在谈论虚拟现实时不能不深长思之的问题。
未来学与未来意识
我在第一章谈到，网络的历史就是人们落网的故事。由于网络在人们心目中代表着未来，因此落网也就是向未来移民。
认真追究起来，那驱赶着人们向网络移民的力量不仅是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而且还有伴随着这种技术而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赖以创造世界的虚拟化力量不仅是工具，也包括观念。
从崔健喑哑的歌喉中，我常常能听出瓦罐破碎时发出的声响，然而他的歌词却既清醒又理智。他在一首歌中唱道：真理在远方，姑娘在身旁。在那些对现代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来，这无疑证明当今社会是一个观念的沙漠。它在瓦解人们传统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对现代生活具有足够影响力的观念形态。
但这确实是一种误解。就现代信息技术而言，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品牌的电脑和功能日益多样的计算机网络，而且也制造出了像传统宗教一样强有力的观念形态。人们在这种观念的驱策下走上一条通向远方的不归路。
如今大量关于互联网的文章和著作都在向读者推销三种观念，这就是未来意识、速度观念和科技至上的思想。为了强调这些观念的准宗教含义，我们也不妨称它们为未来崇拜、速度崇拜和科技崇拜。让我们先从未来意识谈起。
前面已经提到，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明天日益向我们走近，它犹如一张从未来发来的分辨率极高、细部相当清晰的照片。正因为这样，本世纪中叶以来，未来学用科学预测全盘接收了传统科幻作品的世袭领地。
到未来学，许多学院派学者都对它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些耸人听闻的不经之谈。在1986年发表的《信息崇拜》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洛扎克就对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十分不以为然：这类图书属于当代文学的一个十分流行的领域，叫做'未来学'，它是一个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拙劣混合物。其特点是轻松愉快地描述未来世界，并把这种广告宣传抬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洛扎克把未来学称为当代文学，这无非是说未来学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
然而让洛扎克哭笑不得的是，《信息崇拜》一书刚刚问世，许多人就把它当做另一种类型的未来学畅销著作来看待了。
其实，未来学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它是一种学，而在于它的话题是未来。正因为不同时代和不同身份的人越来越关注未来这个话题，所以未来学才成为五花八门的学科。不过，从未来学的发展史来看，它在通俗化或庸俗化的同时，也日益获得了比较严密的科学形式。我们不妨看看那些比较著名的未来学家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已经提到，19世纪以来的科幻作品是现代未来学的先声。那时的科幻作者，包括凡尔纳、维尔斯、贝拉米或查尔斯·里希特，都是些职业作家或二流思想家。但随着未来学在二战结束后真正开始登堂入室，未来学家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个曾经预测到地球同步卫星的英国人克拉克是一位从传统科幻作家向未来学家转变的过渡型人物。他不仅在大学中接受过系统的电子技术教育，而且成名时是一位皇家空军雷达军官。
在未来学诞生之初，它的主要奠基者大多是些社会学家。如德国未来学先躯弗莱希泰姆（O．K．Flechtheim）在40年代是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荷兰未来学的奠基人F．波拉克（Fred Polak）是鹿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法国未来学创始人儒弗内尔（B。deJouvenel）最初学习法律，以后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曾在英国牛津、剑桥和美国哈佛等著名大学讲授经济社会学；美国未来学先行者之一麦克海尔（J。McHale）曾获社会学博士，后来是美国休斯顿大学社会学院综合研究主任。
这样多的社会学家把目光转向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象征。用波拉克的说法：
传统社会学只关注从过去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但从现在起，人类与其说生活在现代社会，倒不如说生活在未来世界。因此，我们更关注未来。应该看到的是，未来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社会学专擅的领域。50年代以后，一大批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成就斐然的专家跻身于未来学家的行列。如维纳是公认的控制论创始人，美国著名赫德森研究所创始人之一赫尔默是一位数学家，提出地球村观念的麦克卢汉也是一位电信工程师。至于包括罗马俱乐部在内的许多未来学国际组织，其成员多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科技专家的大量介入使未来学、特别是未来预测日益具有一种较为严密的科学表达形式。
当然，像奈斯比特、托夫勒这样的未来学家主要是靠写畅销书成名的新闻记者，但正是这些人使当代世界的公众真正感受到了未来的冲击——未来开始成为当代人类意识的主宰。我们都记得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米都斯（M．Meadows）曾用《增长的极限》一书震动了世界。尽管今天许多学者认为该书的看法过于悲观，若干结论不无耸人听闻之嫌，但它的确使公众感受到，我们这个星球在人口、能源、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下已经变得步履蹒跚，我们的世界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
如今，比尔·盖茨和尼葛洛庞蒂等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的巨子也被归入未来学家一流，他们不仅向传统科技专家那样研制产品，也不仅像传统管理型专家那样去经营企业，而且开始像畅销书作者或熟练的广告商那样用网络＝未来社会这样的口号来轰炸当代社会，催眠当代读者。他们犹如一群从未来向公众走来的游客，那些准备向未来移民的人们迫不急待地向他们打听关于未来的消息。
看哪！清晨正披着红褐色的大氅踏着朝露从东方山顶上走来——当年哈姆雷特曾对着初升的太阳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未来学中的千年情结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未来学预测中，2000这一年代单位已经变成了人类进化这一庞大历史赌博机上的幸运数字。许多当代人下意识地把2000年视为一道分水岭或阴阳界。似乎一旦跨过这道界限，人类将在全新的太阳下享受着全新的生活。现在还活着的人，谁不愿意翻过这道山梁去看看山那边的太阳？更何况新世纪太阳的绚烂光晕已经浸染到了界限的这一边。
对西方人来说，把2000年当做一个吉祥数字有一种准宗教意义上的心理原因。
在1971年12月英国《未来》杂志上，未来学家K．尤格斯基描述了那些怀有千年情结的人的心态：他们指望历史日历由于某种潜在的神秘原因赋予整数以特殊的意义。
2000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纪之交，它是千年一纪的新纪元。那位由于发明了后工业社会概念而名传遐迩的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未来是现在的期待》一文中考证说：人们如此关注2000年，显然是由于'千'这个字的魔力。
人总是被希腊文Chiloi这个字的神秘诱惑力所吸引，它的意思就是'一千'。由此派生出我们的宗教术语'Chiliasm'，这是一种对摆脱了人生所有不如意之处的来生的信仰。
在基督教传统中，千年纪元（millennium）的意思就是千禧年或千福年。
《新约·启示录》第20章和21章预言说：在一千年后，那些没有罪的灵魂将有福了，圣洁了，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并在最后参加基督的末日审判。在人类进入千福年后，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时了。
千禧年意味着改天换地，这不仅是神话，也是人们心中期许的未来。有趣的是，据文献记载，当公元1000年即将来临时，欧洲许多国家的基督徒们都传说着上帝将要降临。于是许多城市的大型建筑物突然停建，艺术创作也陷于停滞状态。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担心上帝认不出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或许是因为他们怕那个禁欲主义的上帝对人的享乐欲望进行惩罚。白云苍狗，时光飞逝，又一个千年即将过去。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早在19世纪，许多科幻作品就透露出的浓重的千年意识。美国科幻作家贝拉米在1888年出版的畅销作品，其标题就是《从2000年返观1887》。而查尔斯·里希特在1892年问世的《100年间》，其目光的终点显然也落在2000年。虽然未来学一向被称为现代预测科学，但它的产生却继承着这种千年情结。在追溯未来学的起源时，英国作家E．柯尼施称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科拉姆·吉尔菲兰是认真研究未来学的第一人。他在1920年的硕士论文中首次使用了Millontology这个词来命名未来研究。而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就是千年学！随着战后未来学的蓬勃兴起，许多未来学家试图在未来学的名称上抹去这种浓重的宗教意味。40年代末，德国人弗莱希泰姆首次使用了Prognostics 一名，意思是预测学。此后，人们还把未来学称为Futures research（未来研究）、Futurology（关于未来的学问）或Forecasting（预测）。
然而，名称的变化远不能消除许多未来学家内心中的千年意识。60年代初，荷兰未来学家F．波拉克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未来学组织——人类2000年国际协会（Mankind2000Internationals），其成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奥地利思想家容格（R．Rung）也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名为2000年的人类（Mankind in2000）的组织。此外，许多著名未来学家的著述都是围绕2000年这个话题展开的。丹尼尔·贝尔在1968年编辑的论文集题为《走向2000年》；让人想起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小乔治·盖洛普推出了《2000年展望》；著名兰德公司专家康恩（H．Kahn）和控制论大师A．维纳也在同期发表了《2000年》。当然，像《2000年的运输》、《2000年的欧洲》这类著作更是多不胜数。
虽然我们中国人正式采用公历不足半个世纪，但这种千年情结依然像澳大利亚流感一样传染给了我们。几年前，有多少人由于我国未能争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而扼腕叹息不止？如今又有多少学者忙着在2000年的题目下谈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虽然未来学家多少怀有一种宗教的千年情结，但他们的基本目标还是要把预测变成一种科学行为。未来预测不同于巫术，科尔施举例说：一个算命先生可能会断言约翰明年将结婚，但未来学家要预测的则是在下一个20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