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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时代已经不再适合懦夫了。对于正直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殉教或胜利。他的
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被迫选择了殉教，埃拉斯摩说：“要是当初莫尔根本没惹那危险
事，神学上的问题留给神学家去管多好。”埃拉斯摩活得太长，进入了一个新善新恶—
—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这两样哪一样也不是他能够学会的。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论为人比埃拉斯摩可佩得多，但是从影响看，地
位却差得远。莫尔是人文主义者，但也是个虚心深诚的人。他在牛津大学时，着手学习
希腊语，这在那时候很不寻常，因此他被人当成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好感。校当局和他
的父亲大为不满，他于是被牛津大学革除。
随后他迷上卡尔图斯教团，亲身实践极端的苦行生活，寻思加入这个教团。正当这
时，他初遇埃拉斯摩，分明是因为埃拉斯摩的影响，他踟蹰没有走这一步。莫尔的父亲
是个法律家，他决定也从事父亲的这行职业。1504年他作了下院议员，带头反对亨利七
世增课新税的要求。在这事上他成功了，但是国王激怒得发狂；他把莫尔的父亲投进伦
敦塔，不过，纳款一百镑后又释放出来。1509年英王逝世，莫尔再操法律业，并且得到
亨利八世的宠信。他在1514年受封爵士，被任用参与各种外交使团。亨利八世屡次召请
他进宫，但是莫尔总不去；最后，国王不待邀请，自己到他在彻尔西（Chelsea）的家中，
和他一同进餐。莫尔对亨利八世并不存幻想；有一次人家祝贺他受国王的爱顾，他回答：
“假使我莫尔的人头真会让他得到一座法国城池，这颗头准得落地。”
武尔济倒败时，国王任命莫尔为大法官来接替他。和通常惯例相反，莫尔对诉讼当
事人的馈赠一概回绝。他不久就失宠，因为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布琳（AnneBoleyn），
决意离弃阿拉贡的凯萨林（CatherineoeAragon），莫尔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桩离婚案。
他于是在1532年辞官。莫尔去职后，每年仅有钱一百镑，由此可见他在任时的刚直清廉。
尽管莫尔与国王意见不和，亨利八世仍旧邀请他参加他与安·布琳的婚礼，但是莫尔不
接受邀请。1534年，亨利八世设法让国会通过“至权法案”，宣布他（而非教皇）是英
国教会的首领。
在这项法案之下规定必须作一次“承认至权宣誓”，莫尔拒绝宣誓；这只是近似叛
逆，罪不该死。然而又凭着极靠不住的证词，证明他说过国会根本·不·能让亨利当上
教会领袖的话；按这项证据，他被判成大逆犯，斩首处决。他的财产移交给伊丽莎白公
主，公主把它一直保存到她逝世的一天。
莫尔为人们记忆，几乎全由于他写的《乌托邦》（Utopia）（1518）
。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屿，岛上一切事都做得尽善尽美。曾经有个叫拉斐尔·
希斯洛德（Raphael Hythloday）的航海人偶然来到这个岛上，度过五年，为让人知道该
岛的贤明制度才返回欧洲。
在乌托邦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所有东西尽归公有，因为凡存在私有财产的地
方，公益就不能振兴，离了共产制度决不会有平等。在对话中，莫尔提出反论说，共产
制会使人懒散，会破坏对官长的尊敬；对这点，拉斐尔回答，若是在乌托邦中居住过的
人，谁也不会讲这话。
乌托邦中有五十四个城市，除一个是首都外，全部仿同样格局。街道都是二十英尺
宽，所有私人住宅一模一式，一个门朝大街，一个门通庭园。门不装锁，人人可以进入
任何人家。屋顶是平的。每隔十年大家调换一次房屋——这显然是为了杜绝占有感。乡
间有农场，每个农场拥有的人数不下于四十个，包括两名奴隶；各农场由年老贤达的场
主夫妻管辖。雏鸡不由母鸡孵，在孵卵妻里孵化（在莫尔的时代还没有孵卵器）。所有
人穿着一律，只是男子和女子、已婚者与未婚者的服装有所不同。衣服式样一成不变，
冬装和夏装也不加区别。工作当中，穿皮革或毛皮制的服装；一套服装经用七年。他们
停止工作的时候，在工作服外面披上一件毛织斗篷。这种斗篷全一样，而且就是羊毛天
然本色的。各户裁制自家的衣裳。
一切人无分男女每日工作六小时，午饭前三小时，午饭后三小时。所有的人都在八
点钟上床，睡眠八小时。清晨起有讲演，虽然这种讲演并不带强制性质，大批人还是去
听讲。
晚饭后娱乐占一小时。因为既无闲汉，也没有无用的工作，六小时工作已足够；据
说，在我们这里，妇女、祭司、富人、仆役和乞丐，一般都不干有用的活，并且因为存
在着富人，大量劳力耗费在生产非必需的奢侈品上面；这一切在乌托邦里都避免了。有
的时候，发觉物资有余，官长便宣布暂时缩减每日工时。
有些人被选举出来当学者，只要他们不负众望，就豁免其它工作。与政务有关的人，
全部由学者中遴选。政体是代议民主政体，采用间接选举制。居最高地位的是一个终身
选任的主公，但是他如果专制暴虐，也可以把他废黜。
家族生活是族长制的；既婚的儿子住在父亲家中，只要父亲尚不老迈昏愦，便受他
管束。如果哪个家族增殖得过于庞大，多余的子女便迁进别族去。若某个城市发展得太
大，便把一部分住民移到另一个城市。假如所有城市都过于大了，就在荒地上建造一座
新城市。至于全部荒地用尽以后该怎么办，一字没提。为供食用而宰杀牲畜，全归奴隶
做，以防自由民懂得残忍。乌托邦里有为病者设的医院，非常完善，所以生病的人很愿
意进医院。在家吃饭也是许可的，不过大多数的人在公会堂中吃饭。在这里，“贱活”
由奴隶干，但是烹菜做饭妇女承当，年龄较大的孩子伺候进膳。男的坐一张条案，女的
坐另一张条案；奶娘们带领五岁以下的儿童在另一个房间进餐。所有妇女都给自己的孩
子哺乳。五岁以上的儿童，年纪幼小还不能服伺用饭的，在长辈们进餐时，“鸦雀无声
地站立一旁”；他们没有单另饭食，必须满足于餐桌上给他们的残羹剩饭。
谈到婚姻，无论男方或女方在结婚时若不是童身，要受严惩；发生奸情的人家，家
长难免为疏忽大意招来丑名声。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
辔头没有人要买，在婚姻事上应当是一样道理。夫妇有一方犯通奸或“无可容忍的乖张
任性”，可以离婚，但是犯罪的一方就不能再度婚嫁。有时候完全因为双方希望离婚，
也许可离婚。破坏婚姻关系的人罚当奴隶。
乌托邦有对外贸易，这主要是为得到岛上所缺的铁。贸易也用来满足有关战争的种
种需要。乌托邦人轻视战功荣耀，不过所有人都学习如何作战，男人学，女人也学。他
们为三种目的使用战争手段：本国受到侵犯时保卫国土；把盟邦疆域从侵略者手中拯救
出来；或者使某个被压迫的民族从暴政下得到解放。但是只要做得到，乌托邦人总设法
让雇佣兵为自己打仗。他们一心使其他民族对他们欠下债，再让那些民族出雇佣兵折偿
债务。又为了战争，乌托邦人感到金银贮备有用处，因为能用它来支付外国雇佣兵的报
酬。至于他们自己却没有钱币，还用金子做尿壶和锁奴隶的锁链，好叫人贱视黄金。珍
珠钻石用作幼儿装饰品，成人决不用。逢有战争，乌托邦人对能杀死敌国君主者高悬重
赏；对活捉君主来献的人，或者对自愿归降的君主本人，赏格更为优厚。他们怜恤敌兵
中的平民，“因为知道这些人受君主和首领的疯狂暴怒迫胁驱使，违逆本愿而战。”妇
女和男子同样上阵，但是乌托邦人却不强制任何人战斗。“他们设计发明种种兵器，有
惊人的巧思匠心。”可见乌托邦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面，明理胜过豪勇；不过于必要
时，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勇敢。
关于道德方面，据书里讲，乌托邦人太偏于认为快乐即是福。不过这看法也没有不
良后果，因为他们认为在死后，善者有报，恶者有罚。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把斋戒看
成是傻事。乌托邦人中间流行着多种宗教，一切宗教受到宽容对待。
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少数没这信仰的人不算公民，不能参加政治生活，除此以
外倒也无扰无患。有些信仰虔诚的人戒肉食，弃绝婚姻；大家把这类人视为圣德高洁，
却不认为他们聪明。女子若是年老寡居的，也能当祭司。祭司数目寥寥；他们有尊荣，
但是无实权。
当奴隶的是那种犯重罪被判刑的人，或是在自己国里被宣告死刑、但是乌托邦人同
意收容作奴隶的外国人。
有人患了痛苦的不治之症，便劝告他莫如自杀，但是假若病者不肯自杀，便给他细
心周到的照料。
拉斐尔·希斯洛德述说他向乌托邦人宣讲基督教，许多人听说基督反对私有财产，
就改奉了基督教。不断地强调共产制度的重要意义；书将近末尾，他说在一切别的国度，
“我唯能见到富人们的某种狼狈为奸，假借国家的名义和幌子，获得自己的利益。”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很多点上带着惊人的开明进步精神。我并不特别指他为共
产制度说教，这是许多宗教运动的传统老套；我指的却是关于战争、关于宗教和信教自
由、反对滥杀动物（书中有一段极流畅动人的反对狩猎的话）、以及赞成刑法宽大等的
意见。（这本书开头就是一起反对盗窃罪处死刑的议论。）可是必须承认，莫尔的乌托
邦里的生活也好像大部分其它乌托邦里的生活，会单调枯燥得受不了。参差多样，对幸
福来讲是命脉，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这点是一切计划性社会制度的缺陷，空想
的制度如此，现实的也一样。
第五章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同样都代表文明较低的民族对意大利的精神统治
的反抗。就宗教改革运动来说，这反抗也是政治性的、神学上的反抗：教皇的威信被否
定，他原来凭“天国钥匙权”获得的那份贡赋不再缴纳。就反宗教改革运动来说，只有
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精神自由、道德自由的反抗；教皇的权力未被削弱，倒有所增
强，不过同时也明确了他的威信与鲍吉亚家和梅狄奇家的散漫放纵水火难容。粗略讲来，
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的运动，反宗教改革是西班牙的运动；历次宗教战争同时就是西班牙
和它的敌国之间的战争，这在年代上是与西班牙国势达到顶峰的时期相一致的。
北方民族的民情舆论对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态度，在当时的这句英国谚语里有
所说明：
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
就是魔鬼化身。
我们会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棍徒恶汉有多少个是意大利人。亚哥或许是最著名
的例子了，但更富于典型性的实例是《辛白林》（Cymbeline）里的亚其莫，他把正在意
大利游历的那位品德高洁的布利吞人引上迷路，又来到英国对真诚无猜的土著耍弄阴谋
诡计。在道德上对意大利人的愤懑，和宗教改革运动有密切关系。不幸，这种愤懑还牵
连着在思想认识上否认意大利人对文明所作的贡献。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三杰是路德、加尔文和罗耀拉。在思想认识上，
所有这三人和紧在他们以前的意大利人比起来，或者和埃拉斯摩与莫尔一类的人比起来，
他们的哲学观是中古式的。按哲学讲，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的一个世纪是个不毛的世纪。
路德和加尔文又返回圣奥古斯丁，不过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
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他们的神学是一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炼狱中的亡者灵魂能
靠弥撒祭拯救出来，他们废弃了炼狱。教皇收入有一大部分仰赖免罪说，他们否定这一
说。根据豫定说，把死后灵魂的宿命讲得与祭司的举措完全无关。这种种革新虽然在对
教皇的斗争上起了助力，却阻碍各新教教会在新教国家做到像旧教教会在旧教国家那样
有势力。新教牧师（至少在起初）也和旧教神学家一样偏狂执拗，但是他们的势力较小，
所以为害也较少。
几乎从刚一开始，新教徒中间关于国家在宗教事务中的权限问题就有了分歧。不管
哪国君主，只要他奉新教，路德就愿意承认他是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国，亨利八世和
伊丽莎白一世极力坚持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叛离西班牙
后的）荷兰的新教君主们，也都采取同样态度。这加速了既有的王权扩张趋势。
但是对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各方面认真看待的新教徒们，不愿意屈从教皇，也同样
不甘心顺服国王。德意志的再洗礼派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派的教义传播到荷兰和英国。
克伦威尔与长期国会的争斗有许多方面；在神学方面，这争斗一部分是国家在宗教
事务中应有裁决权这个意见的反对者与赞同者之间的争斗。逐渐，由于宗教战争闹得人
疲惫倦怠，宗教宽容信念滋长起来，这信念是发展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那派
运动的一个源泉。
新教徒的成功最初一日千里，主要因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才受了挫折。罗耀拉原先当
过军人，他的教团是照军队榜样建立的；对总会长必须无条件服从，每一个耶稣会员应
当认为自己正从事对异端的战斗。早在土伦特宗教会议时，耶稣会人就开始有声势。他
们有纪律、精明强干、彻底献身于事业、善于宣传。他们的神学正是新教神学的反面；
他们否定圣奥古斯丁的教义中为新教徒所强调的那些成分。他们信自由意志，反对豫定
说。得救不是仅仗信仰做到的，而靠信仰和功德双方面。耶稣会人凭布道热忱，特别在
远东博得了威信。他们作听神工的神父受到欢迎，因为（假使巴斯卡尔的话可信）他们
除对异端外，比别种教士宽厚慈悲。他们倾注全力办教育，因而牢牢把握住青年人的心。
他们所施的教育在不夹缠着神学的时候，总是无可他求的良好教育。后文要讲，他们传
授给笛卡尔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别处学不到的。在政治上，他们是团结而有纪律的单
一整体，不避危险，不辞劳苦；他们敦促旧教君主进行残酷迫害，尾随着胜利者西班牙
军的战尘，甚至在享有了将近一个世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再树立起异端审判所的恐怖
气氛。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在知识界中的后果，起初纯是不良的，但是终局却是有益的。
通过三十年战争，人人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全胜；统一教义这个
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这于是扩大了甚至在种种根本问题上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不
同国家的宗教信条各异，因此便有可能靠侨居外国逃脱迫害。有才能的人由于厌恶神学
中的争斗，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一部分由于这
些原因，虽然路德兴起后的十六世纪在哲学上是个不毛时期，十七世纪却拥有最伟大人
物的名字，标示出希腊时代以来最可注目的进展。这进展由科学开端，下一章就来讨论。
第六章 科学的兴盛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
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不是中古光景，可是也没有近代气象；
倒比较类似希腊的全盛年代。十六世纪耽溺在神学里面，中古风比马基雅弗利的世界还
重。按思想见解讲，近代从十七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没一个会让柏拉
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
是难事。论十七世纪，那就不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对牛顿会
根本摸不着头脑。
科学带来的新概念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笛卡尔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近代
哲学的始祖，他本人就是十七世纪科学的一个创造者。为了能够理解近代哲学发源时期
的精神气氛，必须先就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与成果谈一谈。
在创立科学方面，有四个不同凡响的伟人，即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其
中哥白尼是属于十六世纪的人，不过他在生前并没有什么威望。
哥白尼（1473—1543）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瑕的正统信仰。他在年轻的时
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1500年，他在罗马获得数学讲师或教
授的职位，但是1503年就回故国，作弗劳恩堡大教堂的僧侣会员。
他的时光有一大部分好像花在抗击德意志人和改革币制上面，但是他利用余暇致力
于天文学。他很早就已经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而地球则作双重运动，即每日间的自
转和一年一度的绕日回转。尽管他也让大家知道他个人的意见，但由于害怕教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