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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研究计划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 成果的一部分，初稿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林毓生院士主持之国科会整合型计画《公民社会基本政治社会观念研究》第三次研讨会（2003年3月28日至29日），在此说明并致谢。本文写作中，刘青峰曾参与讨论并修改文章，黄庭钰小姐和吴通福博士曾在数据检验及图表制作上给予协助，一并致谢。
本文定稿发表在《政冶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年6月），页1…51。
【摘要】
本文通过关键词的统计分析以揭示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并以此为案例考察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如何被中国本土文化重构以形成当代政治思想的。
「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用于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清王朝统治正当性的丧失使得改朝换代机制有可能呈现。1900年庚子事变后革命观念兴起，「改朝换代」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结合，成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社会的正当性基础。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取得某种效果时，作为改朝换代和彻底变革的「革命」不如改良主义重要。二十世纪初现代化运动引起的社会整合危机，终于导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终于被纳入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结构，产生了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同西方revolution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
新文化运动后三十年，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实现社会整合并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时代。中国革命是学习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后寻找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社会模式的尝试。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具有某种传统的结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有着传统改朝换代的影子（如依靠农民革命建立新政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告别革命。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包含着新道德，告别革命也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新道德之解体。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普遍的道德危机是同时发生的。
【关键词】革命、改良、反动、平等、观念史
有一些观念只有当它失去自己魔力时才会显现它的历史面貌和真正的意义，革命就是其中之一。
一、革命观念的历史结构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历史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兴起与泛滥。1903年邹容（1885…1905）《革命军》出版，「革命」一词如烈火燎原，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种族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国民革命、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中国那样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革命。五四以后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以及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也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西方政冶思想中革命观念曾引起广重视并得到深入研究，而在中国革命虽如洪水淹没人们的心灵，但对它的研究却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之下形成的，但中国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有什么差别却没有得到重视1。这使得探讨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成为政冶思想史不可回避的问题。疏理中国政治思想中革命观念的意义结构，涉及如下四个层面：首先是「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意义，其次为什么要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接着分析中国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同和异，最后揭示中国革命观念形成和变迁的逻辑。这四个层面互相缠绕，构成分析的困难。实际上，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化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中的问题和困境。本文依据中国近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的意义转型和出现频度统计分析，讨论上述问题；并从中国社会转型经验出发分析革命和现代性的关系2。
「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其含意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许慎，1988：107）。后从中引伸出兽皮去毛即皮革，或代表人为地改变某物，并用于占卜。「命」字从形象上讲，是用「口」在下令。秩序通常被理解为由命令形成。当下令者是君王甚至是上天时，「命」即意味着某种被给予的秩序。这样「命」的意思亦从命令引出天命、性命（天所赋与的）等，意义和英文order相当。「革」与「命」两个字的联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其意义相当接近于西方revolution原意，即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早在《周易》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用法。自汉代开始，政治权力的更替必定要从天道中找到根据，「革命」自然成为周期性王朝更替、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意义，就是由改朝换代所塑造的。
我们只要详细分析改朝换代过程，就可以疏理出传统革命观念诸层面。如汉代思想中存在天道周期性轮转之观念，故「革命」一开始就用于指天道转换，它是改朝换代的理据。又例如改朝换代常伴随着社会大动乱，旧王朝因无道而被推翻，新王朝则是奉天承运，体现了天道。故「革命」一词常有经过大动乱、造反，由符合天道、遵守儒家道德的政府取代无道统治的含意。改朝换代包含用暴力推翻旧王朝并建立新政治秩序，「革命」一词蕴含着彻底变更旧秩序并为新王朝和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的内涵。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结构，王朝更替也意味着皇帝易姓；这样「革命」一词在经学或政治文献中，也常常用于指易姓。特别在不涉及道德判断和社会动荡，仅仅谈易姓时，如王莽改制、外戚篡位等事件，有时亦被称为「革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图一来表示「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图一中，革命观念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来自改朝换代的几重意思，第二个层面为由第一个层面意义进一步细化而生成之内涵。
图一：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
自秦汉至清末二千余年中，中国经历了十一个朝代。王朝更替二、三百年才发生一次，「革命」不是一个常用的政治词汇。表一为唐朝以前「革命」一词的用法（意义类型和例句）。其中大多用于指汤武革命和王朝易姓，偶而亦出现其它几种含义。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据「国学宝典」所收700余部佛教文献检索，「平等」一词出现了数千次，但从未使用过「革命」，即佛学虽己有平等的观念，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革命从未和平等相联系。第二，宋明以后「革命」一词很少用于指涉天道周期性转化，这和宋明理学成熟有关。宋明理学将天理视为寂然不动的无形之理，它是天地万物抽象的等级秩序和关系，是君、臣、父、子伦常道德的宇宙论根据。宋明理学对天理世界的想象蕴含天道不变观念，从而加强了道统正当性。故在理学家那里，甚少讲革命。清代汉学兴起，特别是明末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儒学流派中（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传统）存在着「理在气中」、「理随气变」的观念。它们对儒学内部再次接纳天道变化观有巨大的影响，也为「天地革命」在近代兴起奠定基础。3
表一 唐以前文献中「革命」一词的用法
二、为何用「革命」译revolution
既然中文里「革命」本意和revolution原意相当接近，用「革命」译revolution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近年的研究发现，最早用「革命」译revolution是日本。「革命」一词早在公元八世纪传到日本，但日本政治结构和中国不同，天皇万世一系，无论政治权力如何更替，皇室易姓是没有意义的。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斥汤武为杀主大罪人（王家骅，1990：202）。而随着西方冲击来临，日本知识界就滤去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或王朝更替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化以及进步这一内涵上应用这个词。早在庆应二年刊行的福泽谕吉（1835…1901）《西洋事情》中，已有现代意义上「革命」一词，明治维新被称为革命（佐藤亨，1986：396）。由于日本革命观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近现代革命观形成又受到日本影响，这就使得问题大大复杂化了。这样，中国现代革命观的形成，还必须考虑到日本如何理解革命以及日本的革命观念怎样影响中国，这涉及到西方和中国、日本三方面观念间的互动。
据陈建华考察，1890年王韬（1828…1897）在着《重订法国史略》时，因受日人冈本监辅（1839–1905）《万国史记》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 一词，开创了中文世界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陈建华，2000：30…36）。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实际上最早在中文文献中用「革命」指涉非中国事件的，应该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中事件的描述，4显然这是受到当时日本对「革命」一词理解的影响。但十分奇怪的是，该用法没有在中国广泛流传。因为自1895年甲午战败以来，不论士大夫是否支持变法，基本上都用将日本的改革称为维新。5梁启超曾这样称呼日本的改革：「日本维新之始，选高才生就学欧洲，学成返国，因才委任」（梁启超，1896）。和明治维新不同，法国和欧洲的社会动荡则普遍被称为「革命」，即「法国革命」确实是将「革命」和外国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主要桥梁。造反者和制造动乱者被称之为「革命党」，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戌戊以后。6正如表二所示，「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确是1898年前「革命」一词最常见的用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中，「革命」和revolution的对应，是通过法国大革命或欧洲革命这些特定历史事件为中介的。而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法国大革命既是推翻旧王朝，同时亦为社会大动荡和破坏，故在意义结构上讲，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本义，仍然不脱离中文「革命」一词里表达王朝更替的传统含意，只不过在近代是指法国社会秩序巨变。这样一来，虽然日本近代革命观与中国不同，很多中国人确实通过日文文献理解西方revolution含义，但法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这一中介使得revolution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革命想象建立起直接联系；日本对revolution的理解虽对中国发生影响，但基本上不会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现代革命观的机制。换言之，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上仍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意义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的互动，一开始只是中国传统革命观念对西方革命观念意义的选择性吸收。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解释为什么一开始中国士大夫对革命的理解和日本不同，而且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现代革命观念直接取决于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当清王朝统治正当性未曾动摇时，改朝换代无实质性意义，「革命」一词很少提及；即使偶尔出现，它亦未被赋予新含义，人们只能根据传统观念来想象西方革命。一旦清王朝统治不再具有正当性，革命观念被激活，它在传播中根据中国国情需要，也引进了西方现代含义。
1898年戊戌政变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尚未被怀疑，故戊戌变法时期及以前政治文献中「革命」一词的用法，几乎完全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而且往往带有贬意。例如，康有为（1858…1927）和王韬在谈起法国大革命时，用「革命」来形容法国社会动荡，「革命」一词是大动荡或大破坏的同义词，完全是负面和否定的。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也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革命党」一词。在某些文献中，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由于具有外戚干政、皇帝易姓之嫌亦被称为「革命」（翦伯赞、刘启戈等编，1955：497）。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1895年孙中山（1866…1925）赴日时，发现日本报纸将其称为「革命党」会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意味着易姓和制造动乱，与他的政治目标风马牛不相及。1890年代以前，传教士将revolution译为「造反」（陈建华，2000：109）。用陈少白（1869…1934）的话讲：「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陈锡祺，1991：102）。1900年庚子事变后，严峻的亡国危机使得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疑清王朝能否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清廷统治的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当改朝换代有可能成为正当时，「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正面用法。
必须注意，由于要推翻的旧王朝是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亦是汉族摆脱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所以清末使用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和排满联系在一起的。「排满革命」作为「易姓革命」的创造性转化最早出现在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字中，后与种族民族主义共同消长，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接生婆。推翻满族政权后，应建立何种新秩序？当中国在西方现代政冶经济制度冲击下谈政权彻底变化时，原有的建立新王朝模式不再具有正当性，「革命」不可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如果说「排满革命」用于表达推翻旧王朝，那么「共和」则表达了所应建立的新秩序，「共和、民权革命」随着排满革命而勃兴。
表二 ：1894年至1911年「革命」所指涉的种类（以出现次数为单位）
（表二主要根据关键词统计作出，分类中其它为意义不确定者。频度上打有﹡号者为该年「革命」一词出现总次数减去表中所列各项关键词检索得到数目的数值）。
如前所说，传统「革命」意义中最常用的除汤武革命、易姓和改朝换代外，另两重意思为彻底变革和天道周期性更替，显然这两重意义亦随着革命观念的普及被创造性重构，形成现代革命观念的另外几种意义。彻底改变这一层意义，首先在表达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如「宗教革命」是最早出现的和革命有关的现代术语7。接踵而来的是表达知识分子风气或以诗言志的「诗学革命」、打破不平等的「女界革命」、「经济革命」和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然后「社会革命」、「家庭革命」、「文学革命」、「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国民革命」等术语出现，其含义均为这些领域发生彻底变化和相应主体在该领域实行根本变革之意。表二为根据数库一按年代作出的「革命」所涉及对象、主体和领域统计从表二可见，1898年前，「革命」一词除了传统含义外，主要用于指法国革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法国革命最早架起革命一词和revolution的桥梁，而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众多新含义开始出现，代表彻底变革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女子革命」在激进知识分子中传播，开始扫荡几乎一切观念领域。必须指出的是：在「革命」一词的传统含义中，天道作为王朝更替的正当性基础，是处于周期性变化之中的。当「革命」用于表达新天道时，周期性的轮回被不断向前进步的观点取代了。当它用于指涉个人道德时，进步是代表天道的，亦意味着个人道德必须不断向前提高，首先是解除旧制度压迫和束缚。这既是对西方近代revolution意义学习的结果，亦是对明末船山哲学理随气而进步观点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革命这些新含义作为传统结构的现代转型，通常互相关联，组成一个整体结构。例如邹容在其名著《革命军》中一开头就给出了革命的定义：「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凈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2000：333）这里，「革命」既是排满，也是天道进步和彻底变革，在政治上则意味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它体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全新的道德——黄帝子孙皆成为华盛顿；对于全人类则呈民族平等，也就是汉民族的独立。
正当中国传统革命观念因排满民族主义兴起并整体重构之际，大量留日学生东渡日本，把日文中革命观念带回中国，开启了中日革命观互动的新时代。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日本翻译了解西方revolution意义，并不可避免受到了日本革命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整体结构是如此深根蒂固，以致他们很快就发现中日革命观的不同。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写〈释革〉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日本用「革命」译revolution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革命」一词必蕴含易姓和改朝换代，而revolution只是彻底变革，和易姓与改朝换并不相关。为了与彻底根本变革相区别，他将reform译为「改革」；改革可以由当政者推行，并不一定是整体彻底的变革。在该文中，梁启超接受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认为不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公理（当时人们曾用生物学种种「革命」以表达进化），在此意义上，他同意对「革命」意义作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