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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第二署（C－2）更向夏威夷及巴拿马另发通知，要求严防颠覆活动。
海军军令部在同日再度发出警告（并转知陆军指挥官），其措辞非常强烈，可视为备战的通告，文中指出几天之内日本可能发动侵略，不过惟一不足即不曾提到日军有攻击珍珠港的可能。但这并不能算是过失，最多只能算是疏忽。不过，在此又必须指出，当时美国人的一般看法都认为最可能受到攻击的是菲律宾而非夏威夷。
12月7日（星期天）上午，日本政府发给其正在华盛顿谈判的代表的十四点训令全文都已由美国密码专家译出。虽然并未指出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但其意图已至为明显，不久又截获两份补充电报：（1）命令日本大使毁灭密码和机密文件；（2）指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十四点通牒。
这天上午，马歇尔还是照惯例去骑马运动，大约上午11时始到办公室，这些电报立即引起其注意，他向斯塔克建议再向太平洋地区发出一次警告，并亲自草拟一份致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旧金山等地驻军长官的电文。指出日本人正在毁灭其密件，并定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递交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他又说：“指定时间的意义固然尚不明了，但必须准时严加戒备。”
斯塔克决意用海军无线电发出，但马歇尔却拒绝他的好意而将电稿交给陆军通信网传送。大约正午不到的时候，已有回报说30分钟之内即可送达。但非常奇怪而又不可解释的是，如此重要的电文却被交给民营电信局代发，等到电文传到檀香山后，才由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送往夏佛特堡（FortShafter）的陆军司令部，这位邮差带着尚未译出的密电走到中途就碰到空袭。
把陆军的电报交由陆军通信网传送，马歇尔并无错误，但为什么转由民营电信局代送，这或许只是一种偶然，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friction）。在战争中像这样的事常有，值得警惕。当然还可以问，为什么斯塔克不同时再向海军发出同样的警告？如果他这样做则似可万无一失。也许他认为警告已经够多，不必多此一举。不过，假使说已有这样多次的警告，夏威夷的海陆军指挥官依然我行我素，毫无警觉，则再多加一次警告，也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战祸已迫在眉睫，在夏威夷的军事首长还在享他们的清福，对于任何警告都毫无反应。除开华盛顿的一再警告以外，在当地也曾有明显的警告，足以促使他们立即备战。如果他们确实尽到职责，则至少损失不会那样惨重。
充当日本舰队前哨的潜艇，自3点55分之后，即已一再为美国海上巡逻兵力所发现。其中有一艘在6点51分为美国驱逐舰所击沉，而另外一艘在7点又为美国海军飞机所击沉。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报告立即传往太平洋舰队总部。但结果并无下文。美国陆军在夏威夷已设有6个雷达站，其中设在阿巴纳角（OpanaPoint）的一个位置在最北端，该雷达站于7点02分发现有大批飞机（100架以上）正从北面飞来。但他们的报告传到几乎是无人的情报中心时，却被认定那是从加州飞往菲律宾的B－17，准备降落夏威夷加油。此种错误简直岂有此理。因为那批B－17已知只有12架，而且应从东面飞来而绝不可能从北面飞来。
不过，即令雷达的发现曾经获得正确的研究判断，但这个情报中心也可能只会向第十四驱逐机大队发出警报，而那些战斗机也只是保持4小时戒备（four－houralert），即在接获警报后4小时才能开始行动。此外，这个情报中心并无责任向海上或岸上的海军单位发出警报。
简言之，美军在珍珠港之所以受到重大损失，并非由于情报和决策领域中有严重失误，而是当地指挥官缺乏警觉，未能恪尽职责。
珍珠港并不缺乏防空武器，包括高射枪炮、战斗机、雷达等，但它们未被组成一个有效的防空系统，也无任何作战中心控制瓦胡岛（Oahu）上的领空。陆军主要是依赖海军远程侦察来提供警告，他们认为雷达是一种不可靠的新工具。但陆军不仅对于海军所执行的远程侦察内容不太了解，而且还要以陆军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保护海军的设备，而海军又无权控制陆军的戒备等级，甚至不知道萧特将军所选择的是最低级戒备，即仅以防止颠覆（破坏）活动为限。
所以，当空袭来临时，陆军单位几乎毫无反应。下述事实可为证明：在第一波攻击开始后大约5分钟到7分钟，海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即已开始发射，但陆军的31个高射炮连中只有4个曾向日机射击，至于其他各连则到正午时始能作战，此时日军早已得胜凯旋了。日军在第一波攻击时对美军造成的损失最大，而其本身的损失也最轻。日军共损失飞机29架，第一波只损失9架。如果美军的反应较快，则美方的损失必然会大减，而日方的损失也会相对升高。
美军的防空武器就数量和素质而言，都不算太差，发挥较佳的战斗效率应属可能，其所以未能如此，主要原因就是未能保持适当的戒备。以上所云为积极防御方面，而在消极防御方面也同样地疏于戒备。事实上，只需采取某些轻而易举的措施，即可能使损失大为减低。譬如说，飞机可以疏散，而不应为了便于预防破坏，就把它们密集地停放在一起。油库位置应选在地下，它们之未被毁只能说万幸。另有两种重要的工具也都没有使用，即利用阻塞气球（barrageballoons）和鱼雷防御网（antitorpedonets）来保护重要军舰。前者可以拦阻低飞的飞机，后者则能使最可怕的鱼雷丧失效力。因此，当日本情报人员探知此事实之后，真不禁喜出望外。
为什么美军会如此缺乏警觉，如此疏于防范，其根本的原因又应从组织中去寻找。在夏威夷地区的最高军事首长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默尔上将，他控制珍珠港内外的全部海军兵力，其下有海军第十四军区司令布罗赫（ClaudeC。Bloch）少将，他负责一切岸上设施的安全。至于陆军单位则由夏威夷军区司令萧特中将负责指挥。照理说，萧特与布罗赫之间应有密切的协调，但事实上，双方几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萧特与金默尔私人关系颇为良好，经常一同打高尔夫，但很少谈公事。最重要的事实是，陆军方面把警戒分为三级：一级只以防止破坏为限，二级则加上对敌方空中、水面和水下行动的戒备，三级才是准备应付全面攻击。萧特只命令采取第一级警戒。至于海军方面，金默尔命令采取所谓“修正第三级”（modifiedlevel3alert）警戒，这是海军三级警戒中的最低级，只要求对高射武器有一部分人员值班。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海陆双方有不同的警戒制度，而且彼此也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是何种警戒。
在高级司令部之下，陆军和海军的各个战斗单位都有其指挥官，他们分别控制战斗机和高射炮，对基地执行防卫任务。他们本应构成一个有组织的防卫网，彼此间发挥统一战力，但事实上，各单位之间几乎完全缺乏协调和通信。所以，在遭受攻击时自然不能作迅速有效的全面反应。这也是美国在珍珠港受到如此惨重损失的原因之一。这当然也应归罪于高级司令部事先未能命令加强戒备，而且对于所属单位也未尽到督导之责。至于在单位内的人员，尤其是在军舰上的人员，对攻击的反应却相当迅速，他们凭着直觉采取英勇的行动，不仅及时地发挥实际效能，其牺牲奉献的精神更值得钦佩。不过仅凭个别人员的行为，对于大局并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结论
造成珍珠港灾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为组织上的失误。假使能在统一指挥之下，对这个地区组成统一完整的防卫体系，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至少陆海两军不会有不同的警戒制度，在该岛的上空不会没有一个控制中心，而战斗机单位也不会假定海军的远程侦察能给予他们长达4小时的备战时间。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星期，陆军参谋长与海军军令部长曾联名通令海陆两军全体，必须在合作的地区内建立联合指挥所和联合作战中心，但受到当地驻军首长的反对。金默尔表示：陆海两军任务不同，只需要战略合作而不需要战术合作。换言之，迅速交换信息和作成一致决定的能力并不那样重要。此种意见也为萧特所赞同。殊不知这正是大错而特错。
一般政府对于其应付军事威胁的能力似乎都知道重视，但很不幸，他们所重视的几乎都是可以量化的因素，而往往不曾考虑军事组织是否适当的问题。珍珠港的经验明白地指出这正是酿成巨祸的主因。50多年后的今天，珍珠港事件所能提供的永恒教训也许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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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二十二章中途岛会战评述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日本的战略计划
杜立德空袭日本
珊瑚海之战
中途岛会战
第一阶段（6月4日：3时～7时）
第二阶段（6月4日：7时～17时）
第三阶段（6月4日～6月5日）
第四阶段（6月5日～6月6日）
结论
引言
日军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接着其攻势遂如狂风骤雨，扫遍西太平洋，几乎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直到1942年6月6日，中途岛会战（TheBattleofMidway）结束时，日本海军才遭遇第一次惨重的失败，于是日本攻势从此结束，而走向败亡的途径。照历史学家的评定，这次会战为“决定性会战”（DecisiveBattle）实绝无疑义。换言之，也就是历史旅程中的一个转向点。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这次会战，其决定作为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曲折，其主要动机为何，日本人是怎样输掉了这次会战，其所造成的后果又是怎样，虽然已经事隔50多年，但对于研究战史和战略的人来说这仍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趣味的课题。本文将根据西方和日本双方的史料来作一个综合的概述和分析，不过重点是放在战略层面上，至于战术细节则不拟详述。
日本的战略计划
日本人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似乎是雄心万里，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其所计划的却是一个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简言之，就是希望能建立他们所想象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的首要目的为夺占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此即所谓“南进”，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却对其构成严重的侧面威胁，因此日本人必须首先设法解除此项威胁，然后始能放心南进。一旦美国的威胁暂时解除，而南方要地也已陆续占领，日本就准备把整个亚太地区变成一个坚强的堡垒，于是也就进可以攻而退可以守。照日本人当时的想法，如果德国战胜，则日本就可以坐地分赃，享受胜利成果；如果德国不幸战败（在1941年此种可能似乎不大），则日本已经占领了这样坚强的防御阵地，仍可以用长期的消耗战来迫使筋疲力尽的美英两国知难而退，并最终同意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允许日本保留其已征服的领土（至少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日本人准备征服的地区构成一个大三角形：东边北起千岛群岛，通过威克岛，以达马绍尔群岛；南边横越太平洋，从马绍尔通过东印度群岛（印尼）达东南亚；西边从马来亚始，通过印度支那（中南半岛），沿着中国海岸再回到日本。在此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可供日本利用，于是日本人可以不怕西方国家的反攻，也可以进一步击败正在苦战不屈的中国。
从偷袭珍珠港算起，4个月之内，这个计划的目标几乎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达到。因此日本人就必须考虑其第二阶段的计划。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对于情势所作的研究判断指出：“在初期作战中，陆海军均获超过预期的大战果，已使美英陷于守势，对我国土防卫与主要交通线之确保均属有利。如果运用现有形势，可一改过去采取守势战略之苦衷，而开创攻势战略的机遇。”这表示日本因胜而骄，遂不愿再株守其原有的构想。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也无可厚非。攻击本来就是最好的防御，而且日本人也忧虑守势会导致士气的衰退，并给予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诚如其海军军务局长所云：“我若采取守势，则将反受敌军之扰乱，故应迫使敌军采取守势。”
虽然“以攻为守”的原则已经决定，但对于执行问题日本陆海两军还是有很大的歧见，几经折中之后，其战争指导大纲始作了下述空泛的记载：“（1）为使英国屈服及美国丧失战志，须继续扩张既得战果，整备长期不败之政略战略态势，相机讲求积极方法；（2）须努力确保占领地区及主要交通线，促进重要资源之开发利用，确立自给自足态势，以增强国家战力。”
日本海军的态度远较积极，他们主张应立即消灭美国在太平洋所剩的两大基地——夏威夷与澳洲。而陆军却不表赞同，其原因有三：（1）日本陆军是以中国内地为主要目标，不愿意抽调更多的兵力来从事海上战争；（2）澳洲乃一庞然大物，想要征服它并不容易；（3）开战以来海军出尽风头，陆军不免吃醋，所以也就不希望海军再获大胜。
海军内部对于作战计划也有争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他的幕僚主张集中全力攻击中途岛，以引诱美国太平洋舰队出战，如能将其歼灭即可顺利攻占夏威夷并确保制海权。这代表传统的海军战略观念。东京的海军军令部则主张通过所罗门群岛，进攻南太平洋若干岛屿以切断美澳交通线，其目的是孤立澳洲并作为进攻澳洲的准备。结果是东京的意见成为定案，其原因有二：（1）当时日军在南方已有相当进展，3月底他们已从拉包尔（Rabaul）进入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岸；（2）陆军支持这个计划，因为在这方面风险较少，而且也使陆军有用武之地。
杜立德空袭日本
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空袭日本。此举的目的是振奋美国的民心士气，并且有报复和警告的意义。这在整个战争中只能算是一段插曲，但意想不到的是居然产生了极重大的战略后果。
美国人在屡败之余急需有一点胜利来振奋人心，于是产生空袭日本的观念。当时美国在太平洋所剩的基地距离日本都太远，所以必须使用航空母舰；但日本人已在其本国800公里以外的海上建立警戒线，所以飞机必须在880公里以外的海上起飞，来往航程至少应为1700公里，对于海军飞机而言是距离太远。而且美国现在只剩下几艘航空母舰，可以说是“国宝”，要母舰在原地等候飞机返航，那也是一种不敢尝试的冒险。结果美国计划人员想到一条妙计，就是在母舰上使用陆军的轰炸机，但也仍有重大的困难需要克服。
准备使用的B－25型轰炸机，加上油箱之后可以携带2000磅炸弹，飞行3870公里，所以航程不成问题，但陆军驾驶员必须学会在母舰上起飞和长程水面飞行的技术。在杜立德（JamesH。Doolittle）中校领导之下，经过一个月的苦练，总算是熟练了此种技术。其次，陆军飞机虽可勉强从母舰上起飞，却不能在母舰上降落，而且母舰也不能等待。于是惟一的办法就是飞往中国浙东降落。由于中国当局同意提供衢州机场，问题也就顺利地解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些飞机不能在衢州降落，则只能作自杀式的攻击，根据美国人重视生命的传统，这样的作战计划也就绝对不可能付之执行。＇注：当时美国尚无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力分属于陆海军。＇
4月2日，选定执行此项任务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Hornet）由旧金山启程，由于B－25体型较大，只能放在甲板上，而且还要留出足够起飞的空间，所以一共只能载运16架。该航母中途与从珍珠港出发、由哈尔西（WilliamF。Halsey）中将指挥的第十六特遣舰队（TaskForce16）会合，后者为护航兵力，以“企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为核心。4月18日清晨，距离东京尚在650海里以外的海面上美舰即已为日本巡逻艇发现。哈尔西立即与杜立德商量，他们一致主张轰炸机立即起飞，而不考虑所需要增多的飞行距离。这是一明智而果断的决定，也是成功的关键。
美国轰炸机于上午8时15分到9时24分之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起飞，极为困难惊险，但无一架失事，在空中编队后即向日本飞去，至下午1时（东京时间）开始攻击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地，投下炸弹及燃烧弹。日本方面在美机投弹后才发警报，其迅速起飞之战斗机尚在爬高时，美机即已安全离去，借着顺风的帮助加速飞向我国浙江。但不幸由于美机来得太快，衢州机场尚未完成接受他们的准备，结果所有机员只好迫降或跳伞，在中方紧急抢救之下，82人有70人生还，包括杜立德在内，可谓不幸中之大幸。（按美军原定计划为在夜间实施空袭，于翌晨降落浙江基地。）
日本人虽然已获警告，但还是受到奇袭，因为他们认为航空母舰必须驶到够近的位置始能发动攻击，所以准备次日前去拦截，并将来袭的美国舰队歼灭于海上。他们想不到美国人会在母舰上使用陆军轰炸机，所以不仅措手不及，而且还眼睁睁看着美国航空母舰安全离去。
杜立德奇袭的成功在日本上下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荡，日本人对此事件反应之强烈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打胜仗，所以对于挫折是毫无心理准备。虽然空袭的损失极为轻微，但日本当局立即采取多种措施以防美机再次袭击。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把四个大队的陆军战斗机留在国内供防空之用，其次为4月30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尽快击溃浙江方面之敌军，毁灭其主要航空基地，借以制止美军利用该地区再度空袭帝国本土。”
在华日军总部接奉命令后，即派第十三军（共五师一旅）展开对浙东的攻击，同时又用第十一军（共两个师）在江西发动助攻，此项作战持续数月之久，到8月下旬始告结束，我国浙赣两省饱受蹂躏，损失重大，而人民所受痛苦则更难以形容。
不过，更重大的战略结果却是日本人因此而改变其战略计划，并导致中途岛会战的发生。
自从大本营决定以切断美澳交通线为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