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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苏联在外交上是处于孤立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其本身基于意识形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敌，另一方面它又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公敌。慕尼黑会议之后，英法两国才考虑联俄制德的战略，但谈判极为迟缓，遂使德国捷足先登，拔了头筹。1939年8月24日，俄德双方签订合作条约，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遂在波兰点燃战火。对德国而言，这只是其长程战略的开始，应纳入整个战争之内。但对俄国而言，其入侵波兰的作战是一个独立的行动，两个星期之后即完全结束。
斯大林之所以进攻波兰不过是捡现成便宜而已。照他的想法，纳粹德国无意侵犯俄国，其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国家。德国与西方国家交战，对于俄国是利莫大焉：（1）鹬蚌相争，俄国自可坐收渔利；（2）让斯大林有时间来巩固其统治，增强其国力。所以，俄国在经济上支持德国，其目的有二：（1）增强德国的战力，战争打得愈久，则对俄国愈有利；（2）利用德俄之间的贸易，增强俄国国力，加速完成五年计划。
波兰的瓜分使斯大林不免因胜而骄，于是在1939－1940年的冬季，斯大林遂又发动对芬兰的战争。他和他的顾问们都一致认为只要苏联一出兵，芬兰就会投降。哪知他们的估算完全错误，芬兰人奋力抗战，再加上天寒地冻的环境，使俄军陷人窘境。最后，斯大林决定放弃在该国成立傀儡政府的计划，而与其现有政府签订和约，勉强结束了战争。这对俄国而言，可谓得不偿失，尤其是使红军的威望受到重大的打击，并增强了希特勒藐视俄国的心理。
次年（1940年），德军在西欧又赢得胜利，这一方面使斯大林深感羡慕，另一方面也更激起其想分享胜果的贪念。他向希特勒表示俄国愿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希特勒是别有用心。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把俄国视为同盟国的意念，眼前他只是利用俄国，等到时机一到，他就会依照其原定计划向莫斯科发动攻击。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攻击使斯大林立即陷入危急的境地。斯大林在1937－1938年间，为巩固其个人统治和预防军人反叛，曾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清洗。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和军中杰出人才都被一网打尽，难有幸免。能够躲过一劫的人真是少之又少。经过大清洗之后，苏联军事组织当然元气大伤，所留下来的将领大都是庸才，而且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斯大林的暴行使其终于自食恶果。等到希特勒发动侵俄战役时，红军遂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任何人都必须等候命令，而不敢发挥主动性，于是全军都陷入瘫痪状态，坐待德军的围歼。假使不是德军一再自犯错误，再加上天时地利的影响，则莫斯科的陷落应该是意料中事。不过，斯大林也像其他的战时领袖一样，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所以，即令莫斯科被德军攻占，他还是不会屈服，他会尽量利用俄国的广大空间和人力继续奋战。
1941－1942年冬季，德国攻势顿挫，斯大林始考虑未来的选择，一共有三案：（1）企图再与希特勒达成和解，他认为希特勒在进攻失利之后，也许会悔悟而同意与他合作。（2）希望德国军人起而推翻纳粹统治，成立新政权，双方可以和解。（3）若两者都不可能，则俄军必须向柏林进攻，并在德国投降之后，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傀儡政权。结果斯大林作了第三种选择，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在战争结束时未能控制整个德国，这又与其对西方同盟国的政策有微妙关系。
斯大林对西方始终具有不信任心态，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他在战时对西方只有两个动作：（1）不断地要求美国加速提供大量援助；（2）一再要求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照他研究判断，二者当然都是有利于苏联。结果是联军终于在1944年于法国登陆，使斯大林丧失了独占德国的机会。他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对其愚行深感懊悔。
斯大林对于日本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不愿也无力同时进行两个战争，直到1943年才首次向英美承诺，准备加入对日战争。事实上，他是在战争即将完全结束之前才赶紧出兵。这也使苏联战后在远东获得分赃的利益。关于第二次日俄战争的经过，研究的人现在还是很少。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战争指导详情所知仍然有限。不过概括言之，他的头脑似乎要比希特勒较有弹性。他曾毅然暂时放弃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改以保卫俄罗斯母国为号召；取消政委的干涉，让军事指挥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他本人也日益愿意接受其军事顾问的意见。不过他仍然是大独裁者，真正的国家大事还是由其一手掌控，甚至连某些作战细节也还是由他作成决定，这又与希特勒，甚至丘吉尔，并无任何不同。
罗斯福
由于美国国力的强大，罗斯福遂后来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重要领袖。罗斯福在内心里是一位孤立主义者，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这又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有关。他根本无意领导美国走向战争，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不想使美国投入战争。他的顾问中有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最后必然会投入战争，但他始终不以为然。
不过，一旦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发生而投入战争，罗斯福又立下誓言，要领导美国赢得这次大战。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毅力，不停地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由他作决定，其荷负的沉重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从现存的记录中可以发现，罗斯福的若干决定都深受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当时他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出任海军部次长，很巧合，其时丘吉尔则在英国出任海军部长，他们不仅有相同的经验，而且早已建立同行间的友谊。此项事实为他们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密切合作奠定良好基础。罗斯福的战时人事选择也受同一影响。举例来说，海军上将哈尔西（AdmHalsey）即为其上次大战时的旧识。
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对于战况即早有相当深入了解。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他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他：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所以，罗斯福早已知道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始能动员美国的巨大潜力。反之，他对美国在充分动员之后的强大实力，则又深具信心。1942年，英国的军力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而开始走下坡时，美国的军力则方兴未艾。罗斯福对于世界前途抱有乐观的看法，认为凭着美国日益壮大的国力，在战后应能建立其理想中的新秩序。丘吉尔的想法则和他恰好相反，丘吉尔已经感到大英帝国正在衰颓，对于前景深表悲观，他所希望的最多只是维持现状而已。
罗斯福也像丘吉尔一样，对于世界地理具有全球性的认知，但其对时代的认知则与丘吉尔完全相反。丘吉尔在心理上似乎还是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旧世界中，而罗斯福则把他的眼光向遥远的未来投射。他的思想的确具有前瞻导向，照一般人行来，好像近似幻想，而与现实脱节。因此，在风雨同舟时，罗丘二人能合作无阻，尤其是丘吉尔辈分和经验都较高，所以罗斯福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不过，到战争后期，双方意见就不那样一致，这当然又是双方国力和地位的差距日益增大之故。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次必须彻底消除德国的威胁，此即“无条件投降”观念之由来。但对于战后和平的维护，则罗斯福另有高见。他主张由四位“警察”（美、英、苏、中）来共同负责。尽管英俄两国对于这种高调都表示怀疑，但罗斯福却从未放弃其理想。与过去许多传统都不相同，新的证据显示罗斯福对于美苏关系的观念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真。1939年他曾尝试劝诱斯大林与西方合作而不与希特勒勾结，但未获成功。从此他也就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很不容易应付的奸雄。在战时他之所以对苏联采取安抚政策，其原因有三点：（1）苏联的确牵制了德国的大部分兵力，若无苏联合作，联军不可能击败德国；（2）斯大林随时都有与希特勒重修旧好之可能；（3）美国在平时不可能保持巨大常备兵力，所以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必须有赖于苏联的合作。
正因如此，罗斯福在战时遂又作了最重要决定：制造原子弹。虽然其最初的原因是害怕德国在竞赛中领先，但到1944年秋季虽已确知德国已经放弃该计划，罗斯福仍未改变其决定，并且严令必须对苏联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概括言之，罗斯福与其他战时领袖还有另一重要差异：他的战争指导是限于最高层次，他不像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那样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无论在华盛顿或前线上都享有相当巨大的自主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军人所非常羡慕的。
东条英机
当东条英机（TojoHideki）出任日本内阁首相时，他发动了对英、荷、美三国的太平洋战争。但事实上，日本早已在战争之中。从1937年7月开始，日本即已全面展开其侵华战争，它比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早两年。所以，严格说来，东条并未发动战争，而只是把已有的战争加以扩大而已。
所谓大战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流行的名词，在战前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已。假使战前的日本也有其大战略，则最简单的描述即为“侵略”两字。其目标即为以中国为主体的亚太地区。也许所谓“田中奏折”可以勉强算是日本的长程战略计划，该奏折分三个阶段：（1）首先征服满蒙，（2）再以满蒙为基地来征服中国，（3）再以中国为基地来征服世界（实际上只是东南亚，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就依照此种计划行事，但到1940年，事实却显示若无东南亚的资源，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若不能征服中国，在满蒙的基地也不能长保。但要夺取东南亚则必与美国冲突。简言之，除非能击败美国，否则一切战略构想都将沦为空谈。
完全如日本人所云，1941年对于他们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南进则必须退出中国，若南进则美日必战。近卫首相虽力主慎重，但陆海军两部都已在准备战争。10月18日，当时任陆相的东条接替近卫出组新阁，全部战争计划到10月20日即已完成。日本帝国的命运遂完全掌握在军人的手中，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东条不过是引爆的信管而已。
作为战时领袖，东条若与其他的人物比较，似乎显得颇为逊色。其原因可以归之于个人和制度两方面：（1）东条的背景和经验都很浅薄，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更是有限。希特勒的世界知识也很浅陋，但他对于其假想敌却有相当深入的认知。（2）日本的制度也极为特殊。东条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独裁，又不能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依赖民意。日本的陆海军代表两个对立集团，而在军种之内又有派系的存在，所以意见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就理论而言，天皇为最高统帅，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偶像。所以，日本战时政府中根本没有一位真正的决策者，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统一的大战略。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与东条英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山本的坚持，珍珠港才被纳入战争计划，而攻击在表面上的成功遂使山本的威望大增，并对东条构成压倒优势。东条并不知道山本的捷报是故意夸张，所谓珍珠港大捷乃有名无实。但山本此后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几乎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在战后一切有关中途岛之战文献中无人曾经提到东条的姓名。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败后，日本在太平洋的征服行动即开始退潮。东条对于防御计划的作为和执行，虽然曾有贡献，但也只能是勉强支持残局，并不能反败为胜。到1944年7月东条终于被迫下台，所以他在战争结束时已为在野之身。诚然，东条本人并非等闲之辈，他在战时也曾表现出其才能，不过由于受到日本特殊制度的限制，遂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政策本来就无成功的可能，东条只是一个不幸的牺牲者而已。
结论
作为结论，应该对战时各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再作一次简略详述。首先还是从希特勒说起。希特勒与东条从未见过面，彼此之间也几乎毫无了解。他们实际上是各自为战，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任何协调。不过，希特勒曾鼓励日本南进则又为事实，其理由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美国。希特勒最初的确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到1941年9月之后即认为美国终将参战，于是就想设法使美国把眼光转向亚洲。反而言之，日本人的想法也正相似，希望美德开战后会使美国把注意力先放在欧洲方面，于是可以减轻日本在太平洋战区所受的压力。所以，很有讽刺意味，希特勒和东条真可谓同床异梦。
斯大林对西方伙伴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漠。他始终对西方怀有敌意，若非万不得已，他不会和他们合作。尽管罗丘两人都想和他见面，尤其是罗斯福对于高峰会议极感兴趣，但斯大林却尽量拖延与他们会晤的时间。直到1943年11月才在德黑兰作第一次会晤，斯大林除关心其本身的利益外，对于罗斯福的理想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对罗斯福仍恭顺有加，而对丘吉尔则不假以辞色，充分表现出势利小人的双重标准。
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确有相当诚挚的友谊，而且也大致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则不太友善，这也许是由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所引起的反应。到了战争后期，罗丘两人的关系不如过去那样融洽，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前景和战后政策的意见日益分歧。但从各种证据上来分析，还是可以提示美英两国领袖之间的合作是常态，而摩擦则仅为偶然的例外。
若对这五位领袖作一总评，则罗斯福似乎应名列第一。概括地说，领袖人物若欲克服危机、渡过难关，其所需要的是意志和勇气；但欲实现理想、开创新局，则所需要的是深虑和智慧。非常可惜，罗斯福也未能眼见战争的结束，否则他也许能替人类带来理想的和平。
就各国的战争指导实务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启示即为国家元首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幕僚机构来帮助他作决策，而不应依赖个人的灵感，或拼凑的安排。所以，到1947年美国即开始建立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SecurityCouncil）制度，而其他国家也都先后仿效。这也许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最高战争指导方面所留下的宝贵经验遗产。
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九章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战前的情势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
心理因素
经济因素
外交因素
军事因素
结论
引言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1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经过一番讨论，遂由其天皇裁决对美英荷三国开战，并决定以12月8日（东京标准时间）为开战日。其宣战诏书经再三推敲也已定稿，其中有云：“帝国为自存自卫，不得不奋起以击碎一切障碍。”就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关系世界命运的决定。日本人为什么会作这个决定？他们是否经过审慎的思考？在决定作为过程中影响他们的是哪些因素？他们的考虑是否合理？假使是犯了错误，其原因安在？
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而言，都非常有趣味、有意义，并且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因为一个战略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决定作为（Decision－making）。他们所作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而且甚至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祸福。
但诚如李德哈特所指出的，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诉我们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这样也就使我们知道应该避免什么始不至于重蹈覆辙。所以俾斯麦才会说：“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一切的民族恩怨，也早被时间所冲淡，而历史的记录由于反复的考据，也变得日益正确可靠。因此，对于前人的所思所为，也就比较易于作客观的分析。尤其是我们必须认清人类本身具有许多内在弱点，所以对于过去那些曾犯错误的人不应随便加以谴责，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了解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是怎样作成的。只有照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始可以获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战前的情势
从19世纪末叶起，一向太平无事的太平洋开始变得不太平。一方面，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变成西方世界之外的惟一现代强国；另一方面，从1898年起，美国的星条旗开始飘扬在太平洋上，其势力终于达到亚洲大陆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就地理观点来看，日本与亚洲大陆的位置关系是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位置关系颇相类似，但两国的战略传统却几乎完全不一样。英国人从16世纪开始就走向世界海上霸权的道路，他们的眼光从来就不是以欧洲一隅为焦点。日本虽然也是一个岛国，但其人民却不具有海洋民族的习性。他们从未向太平洋去寻求发展，其航海活动只限于亚洲大陆边缘。反而言之，他们却经常企图从海洋入侵大陆。简言之，其传统战略思想完全是大陆（Continental）性的，至于现代海洋（Maritime）战略思想则可以说只是一种西方舶来品，甚至从未在日本人的心灵中生根。
所谓“国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在战前最多只有一些模糊概念。不过，假使我们认为战前的日本帝国还有其国家战略的存在，则对于其战略的最简明描述就是“侵略”二字。日本自从接受西方文明以来，其理想的目标，即为建立一个空前伟大的亚洲大帝国，其一切的行为都是以19世纪的西方强国为模范，不仅想学德意志，而且也想学不列颠。但日本本土是一个太狭小的权力基地，所以必须扩张，而其目标自然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大陆。
当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于1899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主张维持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并要求所有各国均有平等机会来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