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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作为发动巨型两栖作战的基地，所以深信这一方面的打击将最有效。
美国将领们最害怕的是俄国人为了要想打通黑海的直接交通线，并减轻德军对乌克兰的压力，而附和英国人的意见。等到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倾全力来支持美国人的主张，并建议立即指派一位负责指挥“霸王”作战的联军统帅时，他们才在内心里感到如释重负。根据这个建议，罗斯福遂于1943年12月6日宣布特派艾森豪威尔为联军统帅。
“霸王”作战的精神
“霸王”作战虽已定案，但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包括计划与准备——后勤考虑仍继续扮演具有支配性的角色。例如港口容量对于集中地区的选择为一重要条件，而船只的供应量，对于兵力的安排更是关系极大。
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伦敦履任。此时他的幕僚在蒙哥马利主持之下，早已对摩根原拟的计划作了全面检讨。＇注：在艾森豪威尔出任统帅之后，参谋长由美国的史密斯将军接充，而摩根则调任副参谋长。＇蒙哥马利建议把攻击正面从30公里增加到70公里，第一批突击兵力由3个师增为5个，此外仍保留两个师在突击船只上，作立即支援之用。此项计划很快就获同盟国高层的批准，但限制两栖作战的老问题又来了——即登陆船艇的供应量。
照统帅部海军总司令拉姆齐估计，原定计划需要登陆船艇3323艘，各式军舰477艘，扫雷艇150艘；现在计划修改后，扫雷艇要增加一倍，军舰要增加240艘，而登陆船艇则要增加1000艘。本来连达到原有的数字都很困难，现还要增加，那显然是5月1日以前无法交卷的，于是拉姆齐和蒙哥马利都主张将D日顺延一月，以便设法凑足这样庞大的数量。
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除向两国当局要求延期外，更建议暂不发动对法国南部的作战。但美国参谋首长虽同意延期，却不肯放弃所谓“铁砧”作战。其争执仍是在后勤方面。华盛顿的计划人员认为船只完全够用。艾森豪威尔说：“照他们估计，所有船只除够‘霸王’方面7个师同时登陆之外，还可在‘铁砧’方面供两个师之用。这个数字和我们的计划大有出入。”
华盛顿的算法是以太平洋作战经验为基础，这与艾森豪威尔所准备的作战，性质大不相同。因为进攻德军的“大西洋长城”时，一个师所需要的船只要以一个半师的标准来计算，始能容纳一切必要的工兵、战车、战防、防空等单位的人员和装备，以及控制滩头的全部组织。否则部队即不可能迅速上岸并站稳立足点以对抗敌军的猛烈反击。在太平洋方面，一次登陆的兵力很少超过1万人，而艾森豪威尔却计划在最初两天内，把兵员17万人和各种车辆2万辆送上滩头，其难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自1943年秋季起，美国部队和补给就不断地涌入英国。到1944年5月，美军到达英国人数已超过150万人，换言之，魁北克会议所预定的目标早已超过。此外，约500万吨的美国物资也早已运到英国，假使不能累积这样多的人力和物力，则“霸王”也就会像“海狮”一样成为泡影，由此可见后勤实为战略的基础。
但是登陆船艇的问题还是拖了很久才解决。直到3月24日，美国参谋首长们始同意将“铁砧”作战延到7月中旬再发动，而把所有准备用在南面的船只，都先用在诺曼底方面，不过实际上，这种决定是多余的，美国海军所控制的船只足够进行两方面的作战且有余，只是海军军令部长不肯帮忙而已。“霸王”作战一共准备动用各式登陆舰艇6000余艘，但美国海军所提供者还不及一半，在其所拥有的全部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更是渺乎其小。
诺曼底登陆
“霸王”作战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在准备的阶段，联军所要作的事情真是千头万绪，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属于后勤的范围，但是写战史的人却往往一笔带过，很少有详细的叙述。实际上，这次作战的成功，那些默默无名的流汗英雄，其功劳之大实不亚于那些赫赫威名的大将和浴血苦战的战士。
在后勤领域中有两件比较突出的事情值得一提：（1）是利用混凝土制的沉箱拼凑组成的人工港口，一共有两个，代号为“桑葚A和B”（MulberryAandB），每一个的大小几乎和多佛尔港相当。此种观念的来源是1942年第厄普突袭的教训。根据那次教训的分析发现，任何主要港口都不易迅速而完整地加以占领。假定瑟堡能在两星期内攻占，而扫雷和修补的工作至少也需要两个月。在此期间，登陆兵力仍须在开放滩头上接受补给，所以对于运输船只必须有此种临时性保护。（2）为了预防敌人对港口设备的破坏，加强运输效率，联军遂又决定在海峡中敷设输油管以确保最重要的补给品（燃料）能迅速而安全地送往欧陆。这个计划的代号为“阎罗王”（PLUTO），实际上是“海底管线”（Pipe－Line－Under－The－Ocean）的缩写。今天建造海底油管已经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当年（1944）却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创举。
联军当局以恐惧谨慎的心情来准备这次空前的登陆战，结果到D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于是有人遂以为联军的准备未免有一点过分，登陆作战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困难。此种说法实乃似是而非。严格说来，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一半是由于机会，另一半则应归功于联军准备的周密。若非如此，则联军很可能会被赶下海去。
实际上，联军赢得并不轻松。到D日夜幕低垂时，联军虽在诺曼底海岸上已突破大西洋的正面约50公里，但中间仍有许多空隙，而每一个滩头也都不曾达到预定的目标线。下述的数字不仅可以作为证明而且更具有极重要的含义：
人员车辆物资（吨）
D日预定目标数字1070001400014500
D日实际登陆数字8700070003500
差额（％）205070
由此可知登陆作战的困难不是在战术方面而是在后勤方面。把人员送上岸去远比把各种装备和补给送上岸去容易得多，要知人员上了岸，并不能赤手空拳去和敌人拼命。现代化的军队若无适当的后勤支援则根本无法作战。假使德军能在D日夜间即迅速发动猛烈反攻，而其装甲预备队又能如隆美尔所主张，驻在接近海岸位置，能迅速投入战斗，则联军能否守住滩头实大有疑问。
欧洲的战争为何不能在1944年结束
诺曼底登陆虽侥幸成功，但所谓“诺曼底之战”却拖了很久才结束。联军预计在登陆的第一天就要攻占卡昂，而在D＋8日就要攻占瑟堡。但实际的进度却与计划差得很远。直到6月27日，联军始攻入瑟堡，而英军则在7月10日才终于进入卡昂。7月31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巴顿指挥之下，攻克阿夫朗什（Avranches），于是“瓶颈”终于被突破，联军从诺曼底地区像洪水一样冲出，战局开始急转直下。
到此时，德军早已苦战两个月，损失惨重，自无余力来对抗巴顿的新锐之师。估计联军在人力上至少已享有2：1的优势，战车与火炮则大约为3：1，而空军更享有绝对的制空权，所以自可不必作任何“慎重”的考虑，而大胆地长驱直入。
8月24日，联军轻松地渡过塞纳河，照原有的假想，在此应有一场苦战，结果却出乎意料。8月25日，联军又兵不血刃而光复了法国首都巴黎。总而言之，诺曼底会战的结果是联军大获全胜，德军溃不成军，对于西方同盟国而言，进入德国心脏地区的道路似已畅通无阻。当时有许多人预言欧洲的战争将会在年底结束，哪知道又是事与愿违。一直到次年5月8日午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部分才正式结束。
为什么联军在1944年的秋天，正当胜利似乎已伸手可及时，却突然变成强弩之末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也曾引起不少的争论。事实上，最主要的答案还是必须从后勤与战略的关系中去寻找。
当草拟“霸王”作战计划时，联军当局假定德军会凭借流过法国和比利时的几条大河作分段的抵抗。因此预计在塞纳河之线将有一场血战，并估计联军要到D＋90日始能达到该河，此外，计划中所假想的是一种逐步的推进，而并非对已丧失组织的敌军作舍命的穷追，尽管这些假定以后都变得与事实不符，但一切的后勤准备都是以原定计划为基础。那是很不易改变的。
作战的实际发展与计划中的进度相差很大，更增加了后勤的困难。联军在最初7个星期内被局限在诺曼底滩头中，进展远比预计的迟缓；而到7月底突破后，进展又远比预计的迅速。在开始突破时，比预定进度约落后30天，但8月24日（D＋79）达到塞纳河时，却已提前11天。其原因是希特勒坚持其寸土必争的死硬原则，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在诺曼底消耗殆尽，所以也就更无任何障碍物可以阻止联军的前进。从后勤的观点来看，联军向塞纳河的迅速前进却带来严重的困难。
联军到达塞纳河时比预定进度只提前11天，就理论而言，一切后勤计划和组织都有相当弹性，对于这样的差距应能应付而不至于感到过分困难。但实际上，这个差距是46天而并非11天，因为在D＋49日，联军的位置还在D＋20日之线，而在D＋79日即已达D＋90日之线。换言之，在30天之内完成了70天的进度：战车和其他战斗部队都可以加速狂奔，但交通线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始能建立。尤其能用的港口还只有瑟堡，而且由于敌人的破坏，其启用的时间也比预定迟了很多。
照预定计划，在D＋90日到达塞纳河之线的美军将不超过12个师，并假定要到D＋120日才开始发动渡河攻击、，事实上，在D＋90日（9月4日）已有16个师的美军越过该河并已前进了240公里。在D＋98日（9月12日）联军已达计划中的D＋350日之线。简言之，从8月25日到9月12日之间，他们在19天之内越过了预定在260天之内所应通过的距离。巴黎的光复也增加了补给的负担，因为那比预定时间表提早了55天。
总而言之，战争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现象。战略的运用只能在后勤的可能范围之内。1944年后期联军未能迅速前进实乃自然之理，而且从原定计划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表现也无可非议，至少还是超过了进度。
太平洋战争
在太平洋方面，自始至终，后勤对战略都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因为距离是那样遥远，所以后勤支援也就较困难：诚如麦帅所云：“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问题就是兵力的运输和维持。胜利的基础即为后勤问题的解决。”
太平洋是一个太大的战场，而且同时又包括着美国陆军和海军两套不同的独立指挥系统，所以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与中太平洋（尼米兹）两个战区之间始终对于有限的资源持续不断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就被迫采取一种分头进攻的弹性战略：尼米兹越过中太平洋向西进攻，麦克阿瑟越过西南太平洋向西北进攻，以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附近为会师点。至于优先步骤和目标则将根据情况的发展而作适当的弹性调整。
最初是各打各的仗，彼此暂时相安无事，但到1944年的中期，两支兵力的矛头是越来越接近，于是美国陆海两军对于下一个主要目标的问题遂开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题就是究竟应以吕宋还是中国台湾为会师目标。麦克阿瑟坚持美军必须直接光复菲律宾，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性和道义性的责任，而对于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也是一种军事上的需要。海军军令部长金氏则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压迫他的同僚们同意采取以中国台湾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并由尼米兹在中太平洋的兵力担负主攻的任务。陆海两军的争论固不乏争功的动机，但也表示他们对于后勤支援问题各有不同的估计。
陆军方面除了害怕在开放的海洋上越过漫长的距离外，同时也认为马里亚纳和帕劳等岛屿实在太小，不足以当作向日本内圈防线发动巨型攻击的基地。他们相信必须有较大型的陆上基地始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他们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战经验也都是只限于较短的水上距离，对于远距离的越洋作战自然视为畏途。
海军方面的经验和观念则完全不同。自1942年以来，在中太平洋战区，越过长距离的水上作战早已成为惯例。尼米兹的问题与麦克阿瑟的完全不同，所以其解答也不一样。麦克阿瑟是以陆地为基地，而尼米兹则带着他的基地一同走。换言之，他的大舰队一方面是作战基地，另一方面又是打击兵力。那是一种四位一体的组织——一个浮动基地、一支舰队、一支空军和一支陆战队。在中途岛之战以后一年半内，此种兵力即已设计和组织完成，在世界海军史上应算是伟大杰作之一。此种战争工具不仅具有强大威力，而且更能自给自足，把所有的补给、维护、修理等设施都带着走，所以也就具有无限大的行动半径。因此，金氏和尼米兹对于陆上基地并不那样看重。
最后的决定仍像过去许多基地决定一样，关键仍为目前已有的后勤资源。对于进攻菲律宾的作战，目前已有够用的资源，但对于进攻中国台湾的作战，则必须等待从欧洲方面调来更多的船只和后勤部队始能顺利进行。经过这样衡量，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自从菲律宾群岛上的要点被攻占之后，美国军事当局遂希望早日进攻日本本土，而不再愿意采取麦克阿瑟主张继续攻占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的想法。不过参谋首长们又一致认为有攻占硫黄岛和冲绳来作为战略踏脚板之必要。前者为一弹丸小岛，其惟一战略价值就是供从马里亚纳起飞轰炸日本的B－29作紧急降落场，和为护航战斗机作中继基地之用（当时战斗机的航程还是太短）。至于后者则为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长90余公里，平均宽10余公里，其面积足供陆海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其位置在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距离每一端均为540余公里，而距离中国内地海岸则为580公里，所以若以此为据点则可同时威胁和控制三方面。
对日战争的结束
美国人付出高价才攻占了冲绳，其目的是要把该岛作为入侵日本的基地。事实上，这种考虑是画蛇添足，因为美国人已不需入侵即可击败日本。简言之，美国的海权加空权即已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日本为一海洋帝国，战略物资几全仰给国外，国内粮食亦不能自足。当发动战争时，其商船仅600万毛吨。比1939年的英国连1／3都不到。日本海军对护航作业毫无计划和准备，仅当商船损失惨重后才开始寻求对策，但已来不及了。
美国潜艇部队对胜利之贡献极大，其打击针对日本经济弱点和军事弱点，所以能产生双重决定性。一方面切断其军事组织的后勤系统，使其分散海外的大军陷于孤立地位，并使其海空军由于缺乏燃料而效率大减。另一方面使日本工业不能获致必要原料，甚至于人民也感受饥饿威胁。因此，其总崩溃实可计日而待。除了潜艇以外，第二项决定因素即为美国战略空军。前者无声无臭，后者声势夺人，前者切断海上帝国的四肢，后者则猛击岛屿帝国的心脏，但足以置日本于死地。
但是在当时，究竟仅凭海空权能否击败日本，抑或必须入侵其本土，仍很难定论。美国陆军所采取的是悲观看法。1945年1月雅尔塔会议时，美国参谋首长报告已准备在年内入侵日本，并假定如7月1日能结束对德战争，则再过18个月，便能结束对日战争。
为了对兵力重新部署，其计划中的后勤行动，规模之大实乃史无前例。120万人将从欧洲调往亚洲，从欧洲转运亚洲的补给和装备将达500万吨，另有500万吨则将运回美国。至于目标和兵力的大小也是根据后勤因素来决定。预计在1945年11月1日发动对九州岛的攻击，次年3月1日再发动对本州东京平原的攻击。
由于对日本实力估计过高，而同时发现此种大攻势的准备真是劳民伤财，所以也就增强了美国当局希望从速结束战争的愿望。这与决定使用原子弹和继续要求苏俄参战两件事不无间接关系。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在太平洋方面还只有21个师的兵力，由此即可暗示后勤因素与对日战争的提前结束不无微妙的因果关系。
本文仅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为例，来说明战略与后勤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此项经验看来，后勤不仅构成战略的基础，而一切战略决定似乎也无不受后勤考虑的影响。所以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对于过去一向不受重视的后勤问题实应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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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经验
轰炸目标的分类
千机大空袭
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
“霸王”作战
能源的攻击
最后阶段的作战
结论
独立空军与战略轰炸
飞机成为战争工具固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开始，但所谓“空权”（airpower）的观念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品。首先建立第三军种的是英国，时间是在1918年4月1日。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起而效尤，不久法德意等国都有了独立的空军。航中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主要贡献即为支援地面作战，但自从空军取得独立地位之后，所有空军人员遂开始不以此种任务为满足，此乃非常自然的心理。假使空军除支援地面作战之外更无其他完全属于其本身范围之内的任务，则其享有独立军种的地位也就似乎缺乏理论的根据。于是所谓“战略轰炸”（strategicbombing）的理论遂应运而生。
首先提倡战略轰炸思想的人即为英国空军将领，最重要领袖人物是从1919年到1929年之间连任英国空军参谋总长的滕恰德（HughThenchard）。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许多人把此种理论的创立归功于意大利的杜黑（GiulioDouhet）将军，但据李德哈特考据，杜黑虽在1921年即已著作其《制空论》（ThemandofAir），但因人微言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对欧洲军事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实极为有限。
杜黑为炮兵军官出身，诚然其思想颇富创造性，具有先知先觉的意味，但对于航空却是外行。他的书最多只能算是开风气之先，至于内容则不仅浅陋而且错误百出。李德哈特认为英国空军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早已有远较完整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