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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在个人考虑的项目和影响社会福利的项目之间，都存在一种分
歧；当这个分歧重要但来时，就必须在竞争之外寻求某种方法来提供这种服务。因
此，有关在道路上设路标的费用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道路本身的费用，都不可
能由每一个单独的使用者来支付。砍伐森林、某种耕作方法、或工厂的烟尘和噪音
等某些有害的后果，也不能仅限于财产所有者，或者仅限于因取得议定的补偿而甘
受损害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不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的办法。
但是，在不可能创造有利竞争适当运行的条件的地方，我们不能不采用当局直接管
理的办法取而代之，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在可以使竞争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应压
制竞争。
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提供那
些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
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的服务，这些
任务实际都为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和无可置疑的活动领域。在没有那种能被合理地加
以维护的制度时，国家绝不会袖手旁观。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它制度一样，需
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
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骗（ 包括利用无知） ，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
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 ※ ※
然而当创造一个合适的框架使竞争得以有利地运行这个任务尚未进行得很彻底
时，各国政府却已放弃了这个任务而改用另一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来代替竞争。问题
不再是使竞争得以运行和加以补充，而是完全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弄清这一点：现
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
新旗帜。虽然各种利害关系现在都试图在这面旗帜之下重建自由主义时代扫除的种
种特权，但正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宣传，才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当中重振反对
竞争的声势，才能有效地平息了任何消灭竞争的企图时常引起的健全的怀疑。实际
上使左、右翼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就是对竞争的共同敌视，以及用一种管理
经济来代替它的共同希望。虽然一般仍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
来说明过去和将来的社会形态，但这些名词隐蔽了而不是阐明了我们正经历着的过
渡的性质。
不过，虽然我们正在观察的所有这些变化，趋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集中
管理，但普遍的反对竞争的斗争，势必将首先产生某种从各方面看来甚至是更坏的
东西，一种既不能满足计划者也不能满足自由主义者的状况：即一种工团主义的或
“法团的”产业组织，其中竞争多少被抑制了，但计划的工作则委之于各个产业中
的独立垄断者手中。
这是一种局面——人们因憎恨竞争而联合起来，但对别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一致
的意见——的不可避免的首先出现的结果。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
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
摆布。不过，虽则这种情况早已在广阔的领域中存在了一个时期，并且虽则许多胡
乱的（ 以及大多数有利害关系的） 宣扬计划的人也希望达到这种情况，但它毕竟不
是一种易于持久和能够在理性上认为正当的情况。事实上，产业垄断组织的这种独
立计划，将会产生和提倡计划的人所要达到的相反的结果。一旦到了这种阶段，除
了回复到竞争以外，唯一的途径是由国家控制垄断——这种控制，如果要使它见效，
必须变得越来越完整越详细。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战争爆前
不久，有一家周刊曾经指出：“有许多迹象说明至少英国的领袖们是越来越习惯于
用受控制的垄断组织去进行全国发展的想法”，这也许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势的正确
估计。从那个时期起，这个过程因战争而大大加速了，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
严重缺陷和危险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
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
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迅速地向这种状况前进，那
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
某种中间道路。诚然，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这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目标，必
须既不是像自由竞争那样极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计划，而是这两
种方法的适当结合——更使人觉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动明理的人们了。但是，
在这方面仅凭常识来指导是要坏事的。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
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们喜欢的程度而仍能不失真作为生产的可靠指
南的作用。“计划”也不是这样一种药剂，只要施加小量即可产生其在彻底应用时
可望产生的那些结果。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
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
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
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
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对于本书的论证来说，最重要的是，读者要牢记：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
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
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但是，由于在流行的用法上，“计划”几乎变成前一种计划的同义词，因此为了简
便的缘故，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提到它时，便简单地叫做计划——纵使这样做意味着
留给反对我们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字眼，听任它获得更好的命运。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是我们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趋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
——B ·墨索里尼
很少有计划者甘愿说集中计划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这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事实。
他们中的多数人肯定地说，我们不再选择，而是为控制不了的环境所迫以计划代替
竞争。
人们精心培育了这样的神话：我们正在从事的新事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
于竞争因为技术变化自发地消除了，这种技术变化，我们既不能使其逆转，也不应
希望加以阻止。
这种论点几乎还未详加发挥——它是一种从一个作者传到另一个作者的主张，
仅仅由于多次重述，它才成为公认的事实为人接受。然而，这个论点缺乏根据。倾
向垄断和计划的趋势，并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种种看法
的产物，这些看法已酝酿和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最后它们达到了支配我们一切政
策的因素。
用来说明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各种论证中，最常听到的是，技术的改变已经在
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
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
的学说，尽管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一样，这个学说在各界人士中经过第三、四
手才得以接受，而其出处也不知晓。
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
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
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
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
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人们所说的垄断发展的技术原因，是指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在于现代大规
模生产方式的效率更大。人们认为，现代的方式在大多数产业中创造了一些条件，
使大企业的生产能以递减的单位成本而增加，其结果，大企业到处以低价位挤垮和
排斥小企业；这个过程必定持续进行，直到每一个产业中只留下一个或至多不过儿
个巨型企业为止。
这个说法只是孤立地看待有时随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一种影响，而无视相反方向
起作用的其它影响；它也很难从对事实的认真研究之中得到支持。我们不能在这里
详细调查这个问题，而只能满足接受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近年来对这些事实进
行的最全面的研究，是美国“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对“经济力量集中化”中的研
究。这个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书（ 它肯定不能被指责为具有过分的自由主义偏向） 得
出的结论是，这种观点，即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更大效率是使竞争消失的原因，“从
现有的任何证据中很难得到支持”。
为该委员会准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专题论文，可用这段话来概括：大企业
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
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
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
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
接受的。
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
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
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对这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将会得出非常近似的结果。任何一个曾经注意
过垄断者如何热心地经常寻求并常常获得国家权力的援助使他们的控制生效的人，
绝不会怀疑这种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性的。
※ ※ ※
竞争的没落和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结论。如
果这些现象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的话，我们理应希望
它们会在那些具有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首先出现。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
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它们却首先出现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
特别是在被视力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的典型国家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
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
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的产
生。在这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对“科学的计划”、“工业的自觉的组织”首次伟
大的实验，导致了巨型垄断组织的产生。
这些发展在英国出现同样情况以前50年的时候，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主要
是由于德国的概括该国经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桑巴特的影响，竞争制度不
可避免地会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才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美国，一种
高度保护性的政策才使某种类似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证实了这个概括的结论。
但是德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的代表；引用一篇近来广
泛地为人们阅读的政治论文中的一句话说：“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会的和政
治的力量，己经达到了它们最先进的形态”，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了。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又何其多，当我
们考虑这个国家在1931年以前的情势以及从这一年起英国也实行了普遍保护政策以
后的发展情况时，就会明白。除了少数已在较早时期获得保护的工业以外，这只不
过是十多年以来的事，英国工业就整体而言，也许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是竞争性
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工资和货币方面所采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国工业受
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至少1929年以前各个年头，从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方面来看，
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好。只是在过渡到保护政策并随之而使英国经济政策普
遍改变之后，垄断组织的增长才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一种大家
还几乎不了解的程度。说这种发展和这一时期中的技术发展有任何关联，说在19世
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国起过作用的技术上的必然性现在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
国出现，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并不逊色于墨索里尼的话（ 本意开头所引） 中所包
含的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人种的文明比其
它民族先进得多！
就英国而论，认为看法和政策的改变仅仅是实际情况的无情改变的结果，看来
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总是远远地跟随着其它国家的思想的发展。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仍然拥护竞争，但是外部事件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因
而工业的垄断组织仍不断成长。但是，当我们考察这种发展典型即德国的情况时，
理论和实际的真正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在那里，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
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理想而采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在
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以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
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其实，过
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个说明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演进中，没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 ※ ※
认为现代技术进展使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也能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
来加以解释。它可能是指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除了集
中的计划以外，我们不能希望有效地加以处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在
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广泛的意义上则不然。例如，大家知道，现代都市所产生的许多
问题，像由于地域密切相联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一样，并没有通过竞争而得到适当的
解决。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作为要求集中计划论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
的并不是像“公共事业”这类问题。他们通常提出的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获得
条理分明的了解越来越困难，如果要不使社会生活因混乱而解体的话，就有必要用
某种中央机构来进行调节。
这种论点完全是从一种对竞争作用的误解上产生的。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
种调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
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
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
困难。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
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
了——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
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
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
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
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
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
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
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
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
可望完成。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
价格变动，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
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
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
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
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
体系的话，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
和分权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
难以置信的笨拙、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
的程度，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
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法，它使分工能够远近超过计划所能达到的限度。因之，它的
复杂性的任何进一步的增长，并没有使集中管理成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们应当使
用一种并不依靠有意识的控制技术这一点比以往更显得重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