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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的行动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
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由此产生出来的一般的思想氛围，由此酿成的对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甚
至对真理意义的意识的丧失，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信念所具有的力量的信心的
消逝，以及在每个知识分子中听存在的意见分歧都成为须由当权者加以决定的政治
问题的这种情况，这一切都是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到的——任何简短的叙述都不
能够表达它们的程度。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对思想自由的厌恶，不只在极权主义
制度建立以后才发生，而是在所有地方抱有集体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那些在仍保
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被拥戴为知识界领袖的知识分子当中，都能够发现的事。
甚至不仅最粗暴的压制也会得到宽恕，如果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作出的话；甚至
还有一些自称代表自由主义国家的科学家说话的人公开主张建立极权主义制度；而
且不容忍也同样受到公开的赞扬。我们最近不是曾看到一位英国科学家竟为“迫害
异端”辩护吗？因为照他看来，“当这种做法保护一个新兴的阶级时，对科学是有
利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当然是和那些导致纳粹分子迫害科学人员，焚毁科学书籍，
并且有系统地铲除被征服的民族的知识阶层的见解没有区别的。
※ ※ ※
想把一个被认为是对人民有益的教条强加于人民身上，当然不是一件新奇的或
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不过，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想用来为这个企图辩护的那
个论据却是新的。据他们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为群众的意
见和爱好是被宣传、广告和上层阶级的榜样以及其它必然强使人民的思想循规蹈矩
的环境因素塑造而成的。从这一点得出的绪论是：如果大多数人的理想和爱好都一
直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环境形成的，那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力量来把人民
的思想转到我们认为是可取的方向上去。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
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
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
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
的人。它决不证明，某些人有要求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的这个假
定是正当的。由于在任何一种制度之下，大多数大都在服从某人的领导，因而就认
为这种情形和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同样的领导没有差别，这是思想完全混乱的表现。
因为精神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
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精神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对知识的
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
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
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
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
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
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
限制它。给思想的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
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
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
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
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
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正是一
切集体主义学说的谬论和它对“自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才必然会
导致这样一种要求，即某个人的思想应支配一切——虽然只有对社会现象作个人主
义式的探讨才会使我们认识到那些指导理性成长的超个人的力量。因此，个人主义
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
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
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一切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绎勒·范·登·布鲁克
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
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果真如此，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就此它实际的危险性要小得
多。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了。国家社会主义学
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
曾参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
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
想留下了烙印。他们的体系是持续不断地发展时。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
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
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的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遗迹，都被清
除一空。
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
伯伦·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
美。巴特勒最近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的研究中，对德国国内的这股思潮
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这股思潮在那里保持一种几乎不变和不断
重复的状态已有150 年。这种情况虽然相当可怕，但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思想在1914
年以前在德国的重要性。
其实，这些思想比其它任何民族和观念更加分歧。并且总体上讲，它们只代表
了少数人，正如在其它国家里一样，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极大鄙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
持，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呢？导致它们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家主
义的失败、遭难和波动。更不像许多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进展
的资本家的反动的缘故。相反地，使这些观点得势的那种支持恰恰是来自社会主义
阵营。它们的得势决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
缘故。
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
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
来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
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
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
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是社会主义的鼻祖，
这是意味深长的。在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指导着德国劳工运动的时期，
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一度隐入幕后。但这为时不久。1914年以来，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导师，它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
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在这
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为希特勒的学说。1914
年的战争歇斯底里——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而从未完全治愈的战争歇斯底里——就
是产生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发展的开端，并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大半是靠那些老
社会主义者的援助。
※ ※ ※
也许这个发展的最初的：且在某些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桑巴特教授，
他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商人与英雄》一书是在1915年出版的。桑巴特教授起初是一
个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迟至1909年还能够自豪地宣称他将其一生大部分的
时间用来为马克思的思想而奋斗。对于在整个德国境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各种色
彩的对资本主义的愤恨，没有人比他做的更多；并且，如果说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
国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桑巴特。有个时期他曾被认为是遭受迫害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突出的
代表人物，由于他的观点过激，他不能在大学里得到一个讲席。甚至在上次大战之
后，当他在政治上巴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所
著的，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的那本书，在德国国内外的影响仍然是极其广
泛的，在许多英美国家的计划者的著作中尤为显著。
在他战时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个老牌社会主义者对“德国战争”表示欢迎，认
为它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
尚武本能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
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
并能延年益寿”，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
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
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
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
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
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1914年以前，在英国人的商业理想，英国人的舒适享乐和英国人的体育运动继
续发展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德国英雄生活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英国人不但自
己完全腐化了——每一个工会主义者都陷入了“享乐的泥坑”——而且开始感染影
响其他人，只有战争才帮助德国人想起他们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一个其一切
活动，特别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
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
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
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
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点，反对英国的战争就是反对敌对的理想，即
个人自由和英国人享乐的商业理想的战争。
在他看来，这种理想最可鄙的表现是——在英国人的壕堑里发现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词在当时就连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太过分的话，另外还有
一位德国教授实质上也抱有同样的思想，只不过那些思想从形式上看比较温和，比
较有学者风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这就是约翰·普伦吉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样，是
研究马克思的大权威。他所著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者
中的近代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开始；他开始时所抱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他的许多战时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时又受到广泛讨论、其标题
具有深刻意义的书；《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
讨论“1789年的思想”（ 即自由的思想） 和“1914年的思想”（ 即组织的理想） 之
间的矛盾问题。
他和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理想粗枝大叶地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上从而得出他们的
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他正确强调的那
样，组织就是19世纪初叶的法兰西的开始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背弃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由于他们狂热，但空想地坚持着自
由的抽象概念。威尔斯（ 他所写的那本书《美国的未来》对普伦吉有深刻的影响，
并且普伦吉把他描写成现代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 的著作证明，组织的概念直
到现在才在别的国家恢复了它自己的地位，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概念得到了最好
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实现。因此，英德之战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原则之间的一种冲突。
所谓“经济上的世界大战”乃是近代史中精神斗争的第三个大时代。它和宗教改革
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它是争取19世纪先进的经济生活所产生的新生力量的胜利的斗争，这种新生力
量就是社会主义和组织。
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
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是我们的世
纪。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氏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
来确定。世界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
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
于垮台了。
1914年在德国创立的战时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实现，而且，它的精
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应有表现，而上是第一个积极的表现。战争的需要已经在
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概念，因而保卫我们的国家就为人类产生了1914
年的概念，即德国的组织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体······在我们还
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时候，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
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标志着人民公仆
工作的特性的经济责任感，渗透了一切私人活动。经济生活中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
（即普伦吉教授认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备的那个制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生
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伦吉教授还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起来，虽然这主要要通
过个人对整体的完全自愿的服从才能实现。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痕迹不久就从他
的著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同无情的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已在他的脑
子里完成了。
在战争快要结束前，他在社会主义杂志《警钟》里这样勉励他的国人：现在是
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它必须是有组织的。
社会主义必须赢得权力；它决不可盲目地摧毁权力。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
会主义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
族的组织中模范的领袖？
同时它预示了一切最后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仅从社会主义观
点，即组织的观点来看，各民族的绝对自决权利不就是个人主义的经济无攻府的权
利吗？我们愿意给予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完全自决的权利吗？彻底的社会主义只能按
照历史所确定的真正的实力分配来给予一个民族在组合中应有的权利。
※ ※ ※
普伦吉教授表达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圈子中特
别流行，并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正像现在他
们的英国同行大声要求的那样，为实现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叫嚣。这
些人中为首的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个宣言赢得一定的名声。
据说他曾公开宣称：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之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
明德国的一大秘密：我们，或者说，日耳曼种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在其它国
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
虽然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
纳粹主义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
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
著作而确定的，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
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
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
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
治家，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
的一些著作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
了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
战时著作（ 世界革命的三个年头） 中，他特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