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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朗诵毛主席语录如念咒语，打派仗给人的感觉是弄假成真，一开头不过是做游戏，也不怎么的，后来玩起命来啦，还真起火，真想把对立面消灭他十次八次！斗争是斗争的催化剂，革命是革命的导火索，甚至假的革命也能玩成了真的拼命，假的逗嘴也能斗成真的杀人炮火。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认定别人当真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热爱那么了解那么珍重毛泽东思想，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痛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别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情况你还不了解么？莫非这也是假戏真做或者假戏做真？连陆红心即陆月兰与洪无私即洪无穷也都摆出来为毛泽东思想不惜肝脑涂地的架势，真是女隔三日刮目相看呀。小小一个陆月兰也演出了那么多有声有色的大戏！革命的烈火让你不烧也得烧，烧起来也就不能再不烧！谁烧到半截子不想烧了，谁就必然被旁的纵火者玩火者观火者活活烧死！于是你烧我烧他烧她烧大家一起烧，同仇敌忾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听清楚了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疯狂所有的无奈，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吵吵嚷嚷与热热闹闹后边，难道不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利害在起作用？权权权，命相连，已经深入人心。有心煽动，有意迎合，山羊在前，群羊随后，鞭劲哨急，势如海潮，雪崩地震泥石流，谁能阻挡？谁不拼命？说是历史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为了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应该怕流血，不应该怕斗争，不应该怕代价，但这一切牺牲一切愤怒一切激情是多么做作呀，这莫非是全民演出的一场弄假成真的奉命革命大戏？解放以来，钱文见过的事也不少了，镇反肃反，取缔一贯道，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每次都有明确的目的明确的对象，有头有尾，有说辞有步骤有标准有政策原则，怎么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大海茫茫，糊里糊涂，全不知道个所为何来所需何事！全他娘的一锅粥了！
虽然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攻坚战、阵地战，生活仍然一如既往，陷于完全的停滞。人们形容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形势说：如同是一群螃蟹，钳咬在一起，谁也动不了窝。一九六六年“文革”乍一开始，还颇有新意，颇有刺激，事出意外，令人目不暇给，你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主席与中华民族的政治想像力。一年多以后，派仗一经开始，就没了新戏啦。好话说三遍，神仙也讨厌。你证明只有你最革命，别人都反革命，他证明只有他最革命，也是别人都反革命；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论证竟然那么多人乐此不疲。“文革”搞上三年，也就令人厌倦得很啦。然而停滞也罢，困惑也罢，厌倦也罢，时光依然不慌不忙地流转，四季仍然井然有序地更迭。
而且，都说这个边疆小镇是一个适合生活适合养老的地方，这里的土地肥沃，电线杆子埋到土里经常会发芽。奶油酥油，甜菜蜂蜜，瓜果桃梨，应有尽有。这里的手抓羊肉、抓饭、大半斤、小半斤（抻面条）、烤羊肉、烤包子、薄皮包子、奶油面片、炸馓子和各种烤饼——叫做nánɡ的，令人销魂。这里的奶茶喝起来从早到晚，无尽无休。即使在最最艰难的年代这里也从黑市上买得到你所需要的某些食物。一九六年困难时期，内地的一家孤儿院便因饥饿迁到了这里。这里的乐观快活幽默，爱唱爱舞，钱文劳动所在的一个公社生产队到半山的旱田收割春小麦，由于是年雨水大，丰收，在山上的工作比预计的天数增加了一天，而社员们的干粮吃完了，队长决定前一个晚上谁也不吃饭，改为在半山上举行歌舞晚会。歌舞代替口粮，这不符合科学更不符合逻辑，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唱了歌，跳了舞，就可以解饿。
此后，当钱文回首往事的时候，也许他会依依于在边疆的游泳的经验。此时，那边少有正规的游泳池，钱文便在水渠里游，在窑坑的泥水里游，他游泳的同伴是一些光着腚的顽童。
到了边疆的首府以后，钱文终于找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人工湖。那里水质清洌，来自雪山，湖平如镜却又凉凉刺骨。俯视湖波，既可以见到山石的与人的——自己的清晰的倒影，又可以见到水底的石沙。那里阳光灿烂，无遮无拦，初次去玩，太阳晒一会儿就会周身脱皮。那里的天空碧蓝如洗，那种晶莹和纯洁使你想匍匐在地，赞美和感动。那儿的石头山光秃秃，形状怪异，反而具有一种原始的庄严。最最奇妙的是，钱文经常是一个人骑一辆破自行车到那边游泳，带着伊拉克蜜枣窝头作为午饭，一个人一呆就是一整天至少是大半天。
钱文常常给自己指派一个横渡人工湖两个来回的任务，每个单程四百米，从有路湖岸，游到更荒凉更杳无人迹的彼岸去——再回来也许还要再去。他的远非完美游泳技术和经验以及他的毋宁说是偏于懦弱的心理素质，使他的横渡略带几分冒险性质。横渡开始了，他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他的耳边只剩下了自己划水的声响，由于四周石山的回声，那水声非常之大，听来稍嫌恐怖。他的心里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这次能够到达彼岸吗？怎么还不到呀！莫非这次要出点事情？一下，又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不可缺。抬头看看好像离岸近了些了，又好像原地一动未动，莫非这次他游不动了？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气喘吁吁的他立即考虑再怎么游回去，再多一个来回了。
这里有一个冥冥中的命令，他必须在这里锻炼自己，给自己必须提出带来一定的危险性指标。他甚至找到了一个可以跳水的地方。每年八月中旬（此前或此后水位不合适，）攀缘而上，他站在离水面五米多高的一块岩石上，他静看平静的事先经过他的勘测的水面，他突然一激动，迎空跳起，两眼睁大，转体一百八十度，眼看着世界翻转了过来，眼看着头顶上的水面离自己愈来愈近，他分明感到了这一段时间（够不够半秒钟？）的进展过程，最后最后，砰的一声，一块石头似的，他落进水中去了，水色发黑，鼻孔略呛，略略有点酸鼻，耳朵里也嗡的一声灌进了水，开始上浮，水变成墨绿色，而后绿色，而后黄绿色，天蓝色，最后的一声，头露出来了，他无恙，他愈益强壮和勇敢了，他得意洋洋。
这种独处大自然独自快乐逃离尘世逃离喧嚣和带几分挑战性冒险性的经验也是此生难再的。特别是边疆秋早，立秋刚过，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刚刚不那么刺骨了，风一下子就凉起来了，到了下午，石山的影子也很快就拉长了。穿着一条小小的游泳裤，半裸着他的远非完美的、幼时没有发育良好、长大了又备受侮辱和折磨的身躯，伫立在山水之滨，目送白云朵朵，飞鸟只只，沐浴着已经带出强弩之末的颓势的明烈阳光，体味着开始变凉变爽利的秋风，咏叹着四时有序却略感匆忙，山水无间却略感荒芜，人生易老而毕竟犹未老大，钱文的心情充盈而又散淡，悲伤而又平静，了无挂碍而又不胜依依。
世界确实大而奇妙，祖国确实大而美好，生活确实波澜壮阔，虽然常常忧心忡忡，但也常常其乐无穷，任你倒行逆施，我自其乐无穷。钱文转了一个圈，又喜上了乐上了。依据当时的形势，钱文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命运安排的任何别的可能性。
话说一九六八年打了一年仗，一九六九年零零星星仍然枪声不断，到了秋天，武斗基本停止，到处是埋死人的上坟的，哭亡灵的。两派都说自己的人死了是烈士是永垂不朽，令城市为之凄然。秋末的一个黄昏，钱文和东菊在小城的一个公园里穿行。这个所谓公园的地方，无非就是树多一些，草多一些，鸟多一些罢了。这里地方不大，没有任何安坐设施更没有娱乐或者服务了。门口设有一个标有“售票处”字样的窗口，但窗口已经用破烂三合板钉死，小角屋——原来公园管理人员售票的地方——陈封多年，满室的老鼠和室内长出的杂草——这里更像一个废墟。入门处设有铁栅，看来是验票收票用的，也已经东倒西歪，一种断壁残垣景象，这种景象使人想到“文革”几年后的中国，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前还是欣欣向荣的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眼间破败成了
这副模样。天呀，也恁快了！ 园内有一处苹果园，园内有一个工人懒懒地劳动着。这年头的城市里居然还有人干活，这就是边疆的落后之处啦。苹果园之外就都是高可参天的杨树了。杨树的排列倒是很有讲究。整齐而又密集的杨树留出来笔直的通道，留出了圆形的与方形的空场。你甚至从大规模的杨树排列中参悟到古代的兵法和阵法。莫非这个公园仍然没有被完全遗忘？只是再也见不到一个游人或者行人或者第二个工人了。无疑，这儿也早就不需要再收票了。
边城秋早，还没有进入十月，已经是满地黄叶和半绿半黄的树叶了。
边城风大，即使不刮风的时候混合着树枝与树叶的味道的是浓郁的尘土气息。
然而钱文他们愈来愈喜欢在这个公园走一走了，这里有一种废墟的美，荒芜的美，破败的美，无奈的美，也许是病态的美。这里有一种穷愁潦倒的风情，一种百无聊赖的忧伤，一种转瞬沧桑的叹息。这种情调恰恰是别的精雕细刻、一尘不染、美轮美奂的公园所没有的。在这里走一走，于自己的难以表述的心情，既是一种寄托又是一种逃避，既是凭吊哀悼又是舒展排遣，更是给无所事事的人生涂上某种凄清的色调的消遣。
白杨树细密高直，遮住天空。性急的新中国的首批建设者种树也爱种长得快而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的那种。洒下的树荫使公园的光线更加暗淡沉重。离开道路走入树丛，闻到的是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钱文不懂，杨树与梨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亲近关系。鸟叫声畏缩而且细碎。是不是天冷得太快天黑得也太快了，鸟儿也收敛萎靡起来，鸟儿也摆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死活随缘饥饱无惊的模样。行走在这里，钱文与东菊相视而笑，也许是苦笑。
钱文甚至信口吟起一首诗：
他寻求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他抛弃了什么，在自己的故乡？
他甚至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帆》。
莱蒙托夫的后人与他只不过是隔了一条边界。
东菊甚至随口唱起了一首歌：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微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着我们的营生。
她甚至唱起了尘封多年的周璇的歌，影片《渔家女》的插曲。
周璇永远唱得纯粹。后来她疯了，后来她死了。
在这个凋落的芜园里，在这个秋天的黄昏，也许有许多魂灵出没。
朋友，你在哪儿？
走出树丛，天一下子又亮一些了，东菊叫道：“你看！”
钱文转头按她指的方向看去，她看见了踽踽独行的一个老女人。什么？
是她？是她？是？是她？钱文说：“这个人怎么有点像张银波呀，怎么那么像呀，我吓死了。”
或者是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或者是张银波突然出现在破败的边疆公园，二者几乎是同样恐怖。
他们走了个面对面，对方对他们的毫无感觉的神情使钱文不敢贸然相认，人走过去了，钱文只是看着东菊，东菊说：“没错啊，没错，是她。”东菊只是在一次看内部电影（苏修的供批判的片子）时遇到过张银波，按理说，钱文她熟悉得多，但是此时此地，钱文完全失去了辨认的能力。
老女人已经走开十几步了，钱文壮壮胆子叫道：“张——银——波——同志！”
老女人迟疑了一下，收住步子了，显然，她听见了什么，然而她还是没有转头相望，她停顿之后，又迈动了脚步。
“请问，您是不是张银波同志，我是钱文。”
叫了一声后，钱文的胆量突然大增，他跑向前去并且叫着。他的叫声惊起了几只麻雀。
老女人转过了身，当然，她是张银波。但她仍然呆立着不动。
钱文拉住了张银波的手，那手是冷冷的，而且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眼神只是勉强地闪了闪，好像多么不情愿似的。
钱文有一点怕起来。
张银波居然出现在这里。霎时间钱文的脑海里出现了法捷耶夫的《表年近已年》里的句子：“是什么风吹来了您，书记同志？”张银波居然别来无恙，张银波的头发居然还是乌黑的，脸上也没有增添多少皱纹，只是她全身显得瘦瘪，瘦瘪得像是纸贴的一个人形。尤其是她的嘴，瘪进去不少，显得一下子衰老和丑陋了许多。这位书记夫人，这位张社长，几年未见，她的上半个脸大致如旧，而她的脸的下半部分，判若两人。她有过一些什么可怕的经历呀？在边疆，钱文甚至听说过她在运动初期吞食安眠药片死去的传闻。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呢？她怎么会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过这个荒芜的公园？她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老延安一个领导，一个“高干”层的人物了？
他们俩再次与张银波握手，张银波的手仍然冰凉，没有任何握力，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目光是空洞的，她嘴动了动，没有人听得清她是在说什么。
他们也就降低了调门，胆怯地问候了一下陆浩生同志。
“是的，对了，你们在这里，××说过的。××××红心的事。我总要来的，没有××××”张银波看也不看他们，也不回答他们对于陆浩生的问候，而是自言自语般地喃喃有声。她仍然速度极快地说着话，如过去那样，她的口齿却益发含混，“我来是为了不幸的红心。”
“月兰？”他们同时惊叫了一声，同时感到了不祥。
“红心。”张银波坚持叫她的极革命的名字，“死了，是死了吧。”张银波冷淡地说着，目光空洞，声音呆板。
“啊……”钱文惨叫了一声，刚叫出声来，发现不应该在这里乱叫，赶紧以一种超常的努力把自己的惨叫压镇回去。他的声音以惨烈始，以噎闷终，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按照边远小城的习俗，虽然张银波态度冷淡，他们俩还是将张银波邀到自己家中，请她吃了晚饭。张银波说，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革”以来，红心的情绪似是特别高涨，根据她的了解，她从来没有像“文革”时期这样兴奋起来过。红心打了她的爸爸以后，马上被一派造反组织选为小头头。她来过一次边疆并且与钱文见面，过了一年，红心又来了。本来，来这边是为了外调一个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来到这里她就舍生忘死地参加起此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不久，“文革”的武斗升级，她中了弹，身亡了。她死在一九六七年，那时张银波与陆浩生都处于“隔离审查”的“监护”下，他们没有及时得到女儿遭到不幸的消息。直到今年，一九七年，张银波总算得到了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这才获得工宣队批准，专门跑了来，来到她的死亡处所，想进一步弄清有关细节，并且视情况她希望能够为女儿讨到一点点公道。因为与女儿同属一派的一位“战友”说，她并非中流弹而死，而是对立面组织的狙击手瞄准之后特意予以射杀的——红心的积极性战斗性都很强，辩论中常常把对手驳斥得体无完肤，她招引了对立面人员的极度仇恨。
“红心的表现很好，直到临死，一直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张银波说，无喜无悲。
钱文是一身冷战。
“凶手……”东菊问。
“没有人承认。死了的并不只是红心一个人。全国武斗里死的多了。唉，红心的脾气……她能有什么好下场？这边单位说是给我报销路费，这，大概就是所谓善后处理的全部了。”
张银波不停地说着“红心”这个名字，使钱文既别扭又痛苦。
“简直不能相信。月兰怎么会这样，她能够变成一个热衷于大辩论的人吗？应该再查一查。”钱文说。他的潜台词是，都什么份儿上了，还称呼她这个红彤彤的名字做啥。
“白查。”张银波的回答极其简单。
“您？”
“后天走。”
“您今后的工作呢？”
“待分配。”
“您看今后的文艺工作……”
“一切重新开始。过去的都不算，都是修正主义。”
“陆书记……”
“继续审查，等结论。”
“你们……”钱文想问问陆浩生现在是否能回家，他们老夫老妻是否能在一起，又不知道怎样措词好。
“见过。”
见过？那就是说浩生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自由？
“犁原同志……”
“解放了。”
“他的工作……”
“不知。”
钱文想张银波也太精练了，不知道不说不知道，而说不知，等待不说等待而只说待或只说等。这哪里像口语呀。过去，张银波也不是一个嗦的人，她说话办事都以直截了当而给钱文留下印象。但仍然与现在有不同。同时，钱文与东菊关心她与陆浩生，问了那么多问题，她对于钱文的生活情况到现在仍然是不闻不问，见到钱文他们的孩子一点表情也没有。至少，她也应该问问她的女儿上次来边疆来钱文家的情况呀，此后，月兰还写过一封信来表示感谢呢。钱文甚至于找不到向张银波述说他们来边疆后与月兰见面的情形的茬口。你说是月兰死在武斗里，我们至少应该一起回忆一下纪念一下死者呀。世界上有这样交谈的吗？有这样做客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她不认为她与钱文是老相识吗？如果不相识，她又何必来到他们家？是个性如此，还是怕沾上钱文？她毕竟已经是待分配的革命领导干部，而钱文呢，不是牛鬼蛇神，恰似牛鬼蛇神……莫非张银波也是这样警惕着的么？
也许不能怪她，反过来想想，如果他们俩人的处境倒换一个个儿，他会不会警惕地对待着对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