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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不仅都是“圣经”，而且同样都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因为记的是历史，但不全是录音报道，不仅有加工，恐怕还有虚构。外国的不说，谈谈《尚书》 。这书是些“典、漠、训、浩”的政治文件，像档案。文字很难懂，不知有没有今译（外文的不算）。不过仗着小时候背诵过词句，还记得大意，只翻翻手头的“白文”本，不去查注疏也能胡乱说几句，当然未必正确，只是闲谈。
开头的《尧典》、《舜典》、《大禹漠》三篇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作者所描述的御前会议。如果作为古人构拟的文学作品，这也许可以算是我国最古的戏剧片断吧？共三幕，第一幕有两场。
帝尧要选人任命，召开御前会议。第一位大臣推荐“溉子朱”，即尧的儿子丹朱。尧指出缺点，反问一句“可乎？〃 （能行吗？）否定了。再要求推荐。有人举共工，或许就是触不周山的那位，但书中说的仿佛是有功的工程师。他也被尧指出缺点，又否定了。于是尧说出当前的急务是治理洪水。大家都说：”龄（wu）！缘哉！“尧又说练不行。有人提议说：”试可乃已。“（不妨试他一试嘛。）”帝日：往！钦哉！〃 （去吧。可要好好干啊！）结果是九年也没成功。
接下去是第二场戏。尧又提出说：“联（我）在位七十载”，要四岳接班。
岳说自己不行。尧又说：“明明扬侧陋。”他要求到基层去找知名度还不高的人。
于是有人提出民间一个单身汉虞舜。尧说：“俞（不错），予闻。如何？”他听说过，但不知究竟怎样。大臣说，舜是“替子，父顽，母嚣，象傲”，父、母、弟弟都很坏，可是他处得很好。于是尧说：“我其试哉。”把女儿嫁给舜，招做附马，大概是要看他对妻子怎么样。选大臣，当皇帝，为什么要看他家里怎么样呢？想来那时所谓帝还不过是个酋长。家和族相连，族以家为细胞。发展成为部落时也还是这样。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上古住宅地基可以作证。上古时“治国”
必先“齐家”，大概就是这场戏的素材和背景吧？
接下去是《舜典》，是第二幕，气派就大了。尧用了舜，不但要他做官看成绩，又另给一次考验。“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时不仅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地图和指南针，能在暴风雨中不迷失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在上古生活还靠狩猎牧畜时这又是必要的本领。家庭、官职、暴风雨三场考试通过了。尧让位。
舜不受，实际上掌了大权。尧死了，“百姓如丧考批。”舜要任命大臣，又开御前会议，一一推荐，一一任命。
再接下去是《大禹漠》，是第三幕，气派又不一样。其中有一些统治格言，不妨摘抄几句容易懂的。“任贤勿二。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安定）。
阁（不要）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周嗦（违背）百姓以从己之欲。〃 当舜要让位给禹时，禹又谦让说自己德行不够，“民不依。”他推荐皋陶（帅o ）继位。舜称赞皋陶。皋陶又归功于舜。他是司法之官，说了一通量刑原则：“罚弗及嗣（子孙）。赏延于世（后代）。有过（无心过失），无大。刑故（故意犯罪），无小。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照现在说法，这能不能算法治？舜最后还是选中了禹，夸他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你不吹自己，不骄傲，天下没有人跟你争了。）又表示决心说：”联（我）言不再。“禹还要求以占卜决定。舜说：”联（我）志先定，询谋金同，鬼神其依，龟策协从。“禹仍磕头”固辞“。舜不准。于是禹召开大会，宣哲就职了。
看来这些都像是演戏，像仪式，活灵活现。这和美国的竟选总统不大相同。
尧、舜和华盛顿、林肯毕竟不一样。不同的还不仅是时代吧？禅让的传说好像是中国独有的。
一九八九年
读《西伯勘黎》
周文王姬昌是个神化了的人物。传说他曾被殷朝末代皇帝封王拘禁，在被囚期间将伏羲的八卦扩大编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朝的卜篮官书《周易》，所以他是算“文王卦”的祖师爷。汉朝司马迁却说，他“演周易”是因为被拘留而“发愤”
即生气发牢骚，是倒霉的著作。唐朝韩愈作诗“代圣人立言”，替他编了一句台词流传千载：“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他成为头号忠臣。曹操另有看法。据说有人劝他当皇帝，他说：我当周文王。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当，让给儿子去当。
曹操是周文王，曹王成为得天下的周武王。可是两人的溢号颠倒了。曹操称为魏武帝，曹巫是魏文帝。总之，一文一武，自从孔子提倡“文武之道”以来，他们二位王爷就是圣人。可是照前面所说，对于圣人的传说和看法有种种不同，大概到唐朝以后才统一认识。
《尚书》即《书经》是很古的书。其中有一短篇《西伯勘黎》才一百二十四字。这是较古的“今文尚书”，口传下来用汉朝通行隶书记录的，不是后出的“古文尚书”。尽管是经书，大家背诵，却很少有人讲述引证这一篇。古人读书是有选择性的。我偶然翻开书一看，觉得这像一篇古散文小品，不妨闲谈几句。
这里讲的是周文王还在殷封王之下封为“西伯”主管陕西一带时的事。他起兵把邻近的黎国吞并了。黎国在山西，离河南的殷朝都城朝歌已经不到一千里路了。殷朝有个臣子祖伊害怕了，赶忙跑去报告王爷。（西伯既截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全篇是祖伊的报告和封王的批答，以及祖伊的事后总结。照《韩非子》的说法，文王占领了三个小国，“而封恶之。”说殷封王爷很生气，和这篇大不一样。那是说文王并了另外三国，不是黎国，大概是不同时期的事。周的疆土是逐步扩大的。《史记》也有记载。
祖伊说得很厉害，是提出严重警告。他首先就说，老天爷已经终止我们殷朝的命了。占卜人和大乌龟都不敢说吉利的话了。接着说，也不是祖宗不保佑子孙，是王爷你自已瞎胡闹“自绝”，所以天老爷抛弃我们，吃不到安稳饭了。（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接下去说的更严重：现在老百姓没有不愿意你王爷朝廷丧亡的，说，天老爷怎么还不发威呀！（今我民阁不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天，祖先，老百姓都抛弃你了。现在王爷你怎么办呢？（今工其如台？）封王的回答只有一句：“啊呀！我难道不是有‘天命’的吗？〃 （王日：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就是说，我”有命在天“，谁能把我怎么样？祖伊回去了，说：殷朝就要亡了。瞧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会毁了你的国家吗？（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这一篇一百来字的小文把祖伊的远见和封王的骄傲用对话表现出来了。这里的周文王很像曹操。
现在重复翻印古书之风大盛。这并不能证明阅读古书的人多了。标点和翻译也未必能有多大帮助。还是讲解谈论有点趣味。有些不是名篇，但文章生动，有意思。这篇用极少的字刻画出三个人和一件大事，竹简刻字是不能哆嗦的。我随手写下这些闲谈，已超过一千字，是原文的十倍了。
一九九一年
兵马俑作战
秦始皇墓出现兵马俑的文化意义说不定要到几年以后的下一个世纪才会一步步展现出来。现在除专家外一般人不过认为是用修补“还原”的古董吸引游客，和新修的长城差不多。这些威武雄壮的战士带着战车战马排成阵形摆出准备作战的姿态，当年自然是以活人为“模特儿”的。那时活人是怎么作战的？古代兵法都着重战略而不详写战术。好像直到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描绘“中平枪”之类的实用战术。幸而我们还有一部最古的政府档案集《尚书》 。这书中年代最晚的是《秦哲》，可见编成书时秦已经或者将要统一天下，别的国都不在话下。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献为凭证和标志，《书》中从《盘庚》（“盘庚迁于殷，' ）
那篇往前更古的文献多年是追记甚至拟作。只有周代的可能保存了一些真的档案。
汉代流传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文告中的几篇作战命令虽不会是当场记录，也不会是凭空幻想。名为夏商周初年，实际是秦国兴起的初即东周。这样的临阵动员令，几十年前我在一本法文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记》中见到。那是拿破仑的演说，很短，主要去争取更大光荣之类的话。我看那不比在他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国统帅的临阵演说高明多少。当然古今中外不能相提并论。拿破仑打胜仗靠的是抢兵追击战术。兵马俑还是用马用车用人摆阵图拉架势。从前读恺撒的拉丁文的《高卢战纪》时见到他描述过“方阵”战术和兵马俑的排列类似。在冷兵器和短兵器的时代，这种不断整队的方阵好像人体组成的坦克，一定是很厉害的。秦朝不是亡于战场，是亡于阵内出了陈胜、吴广，自己杀了大将蒙恬和垂相李斯，又重用宦官赵高。当然，在洲际导弹从天而降的现代谈这种打法未免落后。不过既然有人欣赏兵马俑，又何妨谈谈两三千年前的兵马阵战术和统帅号令？这样的文告，《尚书》中称为“哲”。《汤誓》等另外各有意义，不谈。谈的是周武王姬发打殷封王的最后决战动员令《牧誓》和据说是夏朝大禹的儿子启打有鹿氏族的动员令《甘哲》 。依照原文讲，不是翻译，也不是改写，仿佛是译制片中的配音，让外国人讲中国话，古时人讲现代话。为证明我并未“离谱”，有些句子附注原文。
文体成了电视剧，不是我改编，是依照原文越现代化“戏”。
画外音或字幕：周武王姬发率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或照《孟子》说是三千人），和殷商王受（封）在牧野作战。
甲子这一天，天刚刚亮，王爷到了商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叫做牧野的地方，发出作战命令。
王爷左手拿着象征权威的黄色大斧，右手举着白色的旎旗指挥全军。王爷说：西方的人啊，你们辛苦了！
王爷说：啊哈！我的各友邦的家君、御车、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庸、蜀、羌、攀、微、卢、彭、淮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干（盾），竖起你们的矛，我要发命令了。
王爷说：古时人说过，母鸡不能天亮打鸣。若是母鸡天亮打鸣，那一家就要完了。（王曰：古人有言曰：牡鸡无晨，牡鸡之最，唯家之索。）
现在商王受只听从妇女的话，放弃了大祭祀不举行，放弃了祖辈的本家兄弟不用，反而专对四方犯罪逃来的人尊敬、扶持、信赖、重用，任做大夫、卿、士，去对百姓施暴虐，在商都大做坏事。（令商王受唯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傅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
现在我姬发恭恭敬敬服从并且执行上天的惩罚。（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今天大战，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看齐整队。大家，努力啊！不超过击刺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要停下来看齐整队。努力啊，大家！（今日之事，不想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助哉！不愈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助哉夫子！）
你们要威武雄壮，像老虎，像貌，像熊，像黑，在这商国首都的郊外。（尚桓桓如虎，如貌，如熊，如署，于商郊。）
不迎战而能逃跑的可以到西方去做劳役。努力啊，大家！（弗近，克奔，以役西土。励哉夫子！）
你们若不努力，那就要自身受刑罚了。（尔所弗助，其于尔躬有戮。）
为省篇幅，《甘哲》一篇只引号令本身如下：左边的不好好在左边努力，你们就是不听从命令。右边的不好好在右边努力，你们就是不听从命令。驾马车的不正确指挥马，你们就是不听从命令。（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服从命令的在祖宗牌位前面受奖。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庙牌位前面杀掉。我要连你们的妻和子全家大小都杀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弩戮汝。）
假如兵马俑活了，是不是这样作战？和现代战争比，除武器外，有什么不一样？是人作战还是武器作战？
《春秋》符号
《春秋》是一部什么书？
公元前二世纪汉景帝时朝廷立《诗》、《春秋》“博士”。从这时起《春秋》便成为官学的专业课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在先，《毂梁传》在后，成为官定讲义。所谓《春秋》经文实际上是在两部《传》里的，没有留下独立的《经》。西汉末年传出古文字的《左传》由刘歆校订出来。西晋杜预编订《春秋左传》分列《经》、《传》。三《传》的《经》并不完全一致。《汉书。艺文志》所记《春秋古经》下注“公羊、毅梁二家”。东汉熹平时刻的石经只余残石。晚唐、北宋才有人直求本经，还是抛弃不了《传》。直到今天，约两千年，没有人能说出在公羊高所传本文之前，鲁国史书《春秋》（不论孔子修订过没有）是什么样子。现在讲《春秋》只能是西汉初由口传写定的《传》中的《经》。除非从战国时代的古墓中发现竹简，谁也见不到《春秋》的完整本来面目。春秋时政府有史官记朝廷大事，周王及各国都有。独有鲁国的一条一条竹简归了孔子一派的儒生（知书识字的人），又一代一代传了下来。秦始皇焚书，各国史书都烧了，偏偏他所最不喜欢的“颂古非今”的鲁国儒生没绝后。人坑了，书没全焚掉，真是奇事。论述《春秋》最早的除《传》外只有《孟子》和《史记》。《孟子》传自战国，后汉才有赵岐注，写定大约在前汉时。司马迁作《史记》时用《春秋》经传资料及其他书编了《十二诸侯年表》，好像是《春秋》的提要。一《经》一《表》现在就是《春秋》的文本，都是分年序列。大概《经》是简书，一条一条。
《表》是帛书，一卷一卷。
从《春秋》文本和两千多年的种种解说看来，我们可以说，《春秋》本是新闻纪事档案，成书后便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部符号手册，和《易经》的卦爻辞同类。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传统”（从古至今传下未断的统）来源在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这两个文本及其解说之中。另有一部分见于《诗》、《书》。此外大都是比这些较晚的文献遗留，当然甲骨金文不在其内。不论原本原义，对这些文本的符号解说的历史表示了中国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易》乾卦开头是“乾、元、亨、利、贞”。五个字都有可供各种解说的意义，以后许多卦中也屡次出现。《春秋》开头是“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也都有可供索取的意义。
《易》是卜卦之书。《春秋》是经世之书。一通宇宙，一通天下，又俱可为立身之用。历代贤豪的解说都挂原书牌号发挥自己当时当世的思想意见。对原来文本说，都“伪”。对解说者的时世说，都“真”。以古说今，千篇一律，符号之妙就在于此。
现存最早的对《春秋》符号的总解说见于《公羊传》和《孟子》，两家几乎一样。
《孟子。滕文公》总结为一句话：《春秋》，天子之事也。
《孟子。离娄》之说《春秋》和晋国及楚国的史书是“一也”。又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突。
《公羊传》在昭公十二年下说：子日：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耳。
两书未必互相抄袭，有共同传说来源的可能性更大些。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分析出了书中内容分几项。史、序、会、辞和事、史、文、义。这是把辞和义、史和事分析开了。这恰恰是一种对符号的看法，由此指彼。把辞和义加在孔夫子名下也是取一种符号意义，挂上一块金字招牌。从此《春秋》和《易经》一样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作种种解说的符号大全。论述诸侯本是史官在天子符号下做的。所以是“天子之事”。孔子没有天子招牌而行天子之事，没有名义符号，所以是“有罪”、“窃取”了。因此，孟子又用孔子的嘴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大有含义。
不仅内容和文辞，便是年数也可以有符号意义。《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加了年数。从封侯前后算起，是“共和元年”庚申（前八四一），在平王东迁（前七七O ）以前七十年，在《春秋》开始的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以前一百二十年，而终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前四七七）甲子，即孔子卒后两年，总共恰恰是三百六十五年，合于一年四季的天数，也就是《书。尧典》说的“期（太阳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阴阳合历年）”。
《史记》表列年数就是与一年（四时年，太阳年）的日数（三百六十五日多）相合，表示这是“天数”。这是秦汉方士与儒生相结合时所熟悉而惯用的手法，以后也有传承，看古书时常会见到。
再看《孟子》第一篇《梁惠王》，其中说到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说：“仲尼（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这不明明是和他自己不止一次讲《春秋》桓、文的话不合吗？紧接着第二篇《公孙丑》一开篇就讲管仲。这不是齐桓公的宰相吗？这一篇中又讲齐桓相管仲“不劳而霸”。到《告子》篇又大论五霸，说“五霸，桓公为盛”，还具体说到葵丘之会的盟约五条。《论语》中也有孔子赞管仲，赞齐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话（《宪问》）。孟子不知道吗？当然可以解释说，这是不同弟子所记，传了几代，有增减，而且答齐宣王时为了要讲“王道”，所以不谈“霸道”，以及齐鲁所传有别，等等。可是为什么“五霸”只讲桓、文，而说的事中又有桓无文？以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