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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仅生了一个肉体，她还为上帝生了一个灵魂；这项工作比洞察原子的无用秘密更伟大。
在圣父的默许下，女人可以无视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荣。
这样，上帝便不但恢复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女人都可以从这位神圣的、漫不经心的唯一者那里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一旦以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愿望就是神圣的了。居荣夫人说，她懂得了（这和一个修女生病有关）“该用圣经指挥些什么，该用圣经服从些什么”；信徒就是这样用谦卑的服从掩饰了她的权威。当她抚养孩子时，当她管理修女院时，当她组织慈善团体时，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违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无疑男人也同样不能藐视这种支持；但是他们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这种支持并不太可靠，因为别的男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这种支持，所以这样的冲突只能用人的准则来加以解决。女人则祈求于神的旨意，专横地为她在别人（这些人已经属于她）
心目中的权威辩护，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辩护。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间找到了这种真正有用的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她完全被她与自我的关系所占据——即便是这种关系影响了其他关系；因为在这种纯属内心的单独讨论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实际上，女人把宗教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口实。她是一个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吗？
她以放弃肉体，以扮演殉道者，以扑灭周围的每一种生命冲动，来取得神圣性。她摧残、消灭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帝选民的某种资格；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绝给予他们世俗幸福的时候，她准备在天堂为他们选择一个位置。据虔诚的传记作者认为，科特纳的玛格丽特之所以虐待后代，是由于她错误地要“惩罚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饱了所有的流浪汉之后，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们所见，对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视态度是很常见的：这真是天赐良机（一点儿也不夸张），借此可以向他表达正当的愤怒之情。对她来说，水性杨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诚的女人则得到明天将会赦免她罪过的保证，这常有助于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责。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谦卑，对自我拯救的关心都使她屈服于她最喜欢的快乐，即自我关注。她倾听她心脏的跳动，她注意她肉体的颤动，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证明是正当的，正如孕妇的生存被胎儿证明是正当的。她不但时常出神地审视自己，而且还向忏悔神父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前她甚至对当众忏悔感到无限喜悦。人们在谈到科特纳的玛格丽特时说，为了惩罚自己的片刻空虚，她站在阳台上像个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来吧，科特纳的百姓们，拿着蜡烛和灯笼来吧，出来听听这个罪人说的话吧！”她列举自己的种种罪过，向群星宣泄自己满腔的哀怨。她通过这谦卑的吵闹，满足了对常在自恋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许女人自爱（Self－love）；它给她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圣的监护人；它满足了她的白日梦，充实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让她对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秩序，证明她听天由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会手中的一张有力王牌的原因；这也是教会对可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别怀有敌意的原因。必须有为女人准备的宗教；同时也必须有让宗教不朽的女人，这就是“真正的女人”。
显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具有超越性，通常会使她无法具备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大公无私、想像力和创造力；但这些品质即使在男性当中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也被束缚在一个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围里，被束缚在次要手段的范围里。工人通过政治行动逃出了这个范围，他表达了革命的意愿；但所谓的“中等”阶级的男人，却有意让自己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样重复日常的繁杂事务，认同于现成价值，尊重公众舆论，追求世俗的、无价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们并不比和他们相随的女性优越。女人在烹饪、洗涮、持家和抚养孩子当中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要比唯命是从的男人更大。他长期以来整天都要服从他的上司，穿着白领衣服，保持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则可以穿着随便，在公寓附近闲逛，唱歌，和邻居说说笑笑；她为所欲为，极少有风险，总想一帆风顺地取得某些结果。她不像丈夫那样，生活在必须经常注意外表的气氛中。
卡夫卡写道，除了别的，办公室世界还是个繁文缛节、充满荒唐姿态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现实；当办公室职员画完表格，或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的时候，他除了抽象物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摇篮里被喂养的婴儿，干净的台布，烤肉，始终是更有形的资产；然而正因为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它们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并不把自己等同于它们，她仍然有留给自己的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设计也是逃避：他让自己为职业和“门面”所窒息；他经常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女人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她不会掉进这些陷阱，司汤达就对此颇感兴趣。她没有用自尊心去庇护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没有用人的尊严这个假面具去掩饰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应。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实“妻子”身份讲话，她不论为自己辩解些什么，所说的都不会像她丈夫那么令人讨厌。他讨论所谓的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他在报纸专栏和技术著作中找到的词语、公式，她则揭示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从神话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是从假托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但它也是事实，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这个世界。她的性生活处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所以作为补偿，她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癖好，这可能引起过分的做作，但也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美。由于她的范围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就显得异常珍贵；她不认为它们同概念或设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仅仅是要展示它们的壮观。她的逃避意志表现为她对喜庆的热爱：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摆放得体的桌子，其微力虽然无用却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欢把空虚的闲暇变成慷慨的奉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爱小玩艺儿，她准备接受周围令她激动的一切：街市的风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外出，都会为她开辟新的视野。男人往往拒绝参与此类乐事；他回家时那快乐的声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确做出了他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无聊而适度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基于她是被动的这一事实，她对淹没她的现实的体验，比专注子抱负和职业的人更热情、更动人；她有闲暇，并且也喜欢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觉，阐明其意义。当她的想像不再沉迷于空洞的梦想时，她会变得富有同情心：
她试图把他人作为单个的人加以理解，并认为他们与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可以使这种同一性彻底实现：她以某种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设计和心事都变成了她自己的。
她就是这样急切地关注着整个世界；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一个谜，每一个人，每一样物都可能是谜底；她急切问他和它。当她变老时，她破灭了的希望变成了热嘲冷讽和常让人感到辛辣的愤世嫉俗；她不愿意受男人神秘举止的愚弄，她从男性建成的雄伟建筑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谬的、不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不允许采取超然态度，但是，从那口强迫她自我牺牲的井中，有时她也能够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
她不再考虑自己，她是纯粹的礼物，纯粹的贡品。她无法完全适应男人的社会，常一时兴起，发明出她自己的行为模式；她无法从现成的形式和陈词滥调中得到完全满足；她怀着世界最美好的意愿对它们忧心忡忡，这种忧虑较之她丈夫自以为是的保证更接近真理。
但是，她只有在拒绝受他欺骗的条件下，才会在男性面前拥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女人是她们主人的热情帮凶，因为她们随时准备获得既得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级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妇女，始终比她们的丈夫更顽固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准备彻底牺牲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压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断，一切本能冲动；她们对公认的见解随声附会，人云亦云，她们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货色混为一谈；
真诚在她们心中完全泯灭，甚至在她们脸上也消失殆尽。主妇在工作中重获了某种独立，得到了一种有限但具体的经验；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仆人完成的，她就不会对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将会生活在梦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说的观念的意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业巨头，有时甚至还有军界领袖，都懂得艰辛和谨慎，他们都能承担风险；他们通过不正当交易购买特权，但至少他们自己也付出了代价。
然而他们的妻子在交易中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做，就得到了她们得到的一切；所以她们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那愚蠢的傲慢，她们那彻底的无能，她们那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足取的人物。
这样看来，谈及一般的“女人”，同谈及“永恒的”男人一样荒唐可笑。我们要知道，旨在证明女人优于或劣于或平等于男人的种种比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极其不同。
如果比较这些处境而不是比较这些处境中的人，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男人的处境是十分可取的；
这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机遇去运用他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女人的成就，因为女人实际上被禁止做任何事。并且，在男女各自的范围内比较他们对自由的运用，这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自由地运用自由。在各种形式下，极其严重的欺诈与欺骗的陷阱——不真诚的诱惑，同样多地在等待着男女两性；
两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单单由于实际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只能在反抗中运用自由，这是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事情的人们所面临的唯一出路。他们必须抵制他们处境的种种限制，努力开辟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
这种解放必须是集体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女人想通过个人努力去谋求个人的拯救。她们想在内在性当中证明她们生存的正当性——亦即想在内在性的范围之内实现超越。我们在自恋者、情妇和修女的身上将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烟的女人作出的这种最终想把牢狱变成光荣天堂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
第六部 生存之辩 第22章 自恋
人们有时会坚持认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把这一概念推得太广会破坏它的本义，如拉…罗什富科破坏自我主义概念的本义那样。实际上自恋是认同的既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看做绝对目的，主体从自身遁入其中。在女人身上还会遇到许多其他态度（可信的或不可信的），其中一些我们已研究过了。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她自己。
所有的爱都需要主体和客体这种二元性。女人集中沿着两条路线被引人自恋。作为主体她有受挫感；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缺乏alterego［第二自我＇，这种自我在男孩子身上就是他的阴茎；后来她的攻击性性欲始终未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不许她从事男性活动。她忙忙碌碌，但又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因为承担妻子、母亲和主妇的功能而被承认是一个人。男人的现实性表现在他建房，他代木，他治病；但女人却不能通过设计和目标实现自我，她只能从她人身的内在性去寻找她的现实性。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模仿西哀士（Sieyes）的口吻写道：
“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想成为什么？什么都想。”许多女人正因为什么也不是才愁眉不展，只对她们的自我感兴趣，把自我膨胀到混同于一切的地步。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还说：
“我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男人在采取行动时必定要估量他自己。女人却由于无能和隔绝，既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对她自己进行估量；她之所以自认为最重要，是因为没有一样重要东西是她可以接近的。
如果她因此能够把她自己奉献给她的欲望，那是因为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她所受的教育促使她把自己认同于她整个的身体，青春期则把这一身体揭示为被动的、令人满意的；它和绸缎或天鹅绒一样，是她可以触摸的，而且也是她能以情人的目光注视的。女人在单独得到的快感中，可以把自己分成男性主体和女性客体；所以，达尔比兹的病人伊雷娜会对自己说：“我要爱我自己”，或者更热情地说：“我要和我自己性交”，或者突然说：“我要让我自己怀孕”。当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的双臂和身体，看到这清新和年轻的一切，这真是太可惜了”这段话的时候，她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事实上，让一个人的自我真的成为他者而又让他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是客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二元性纯属梦想。孩子把这种梦想物化在布娃娃里面；她通过布娃娃，能够比通过她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看到她自己，因为她和布娃娃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这种为了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进行深情对话而成为两个“我”的要求，例如被安娜…德…诺阿耶夫人表现在她的《我的一生》中：
我爱布娃娃，我认为它们和我一样是活着的：除非它们被羊毛和天鹅绒裹好，否则我在被窝里会一直睡不晚……我梦想我真的会有纯粹的双重孤独……这种对成为整体、成为双重自我的需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哦，在我那梦幻般的温柔成为辛酸眼泪的牺牲品的那些悲剧性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我身边会有另一个小安娜用她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安慰我，理解我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发现她就在我心中，于是我紧紧抓住她不放；像我希望的那样，她给我的帮助不是表现在安慰上，而是表现在勇气上。
少女抛开了她的布娃娃。但是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的魔力对她先是努力投射自己、后是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阐明了镜子同神话，以及同梦幻般的双我（duoble）之间的关系。映像尤其在女人那里是被认同于自我的。漂亮的外貌，对于男性意味着超越；对于女性则意味着被动的内在性；只有后者才会想引起别人的密切注意，因而才可能被那一动不动的银色捕兽器给捉住。男人觉得并希望自己是主动的，是主体，他不是通过固定不变的映像去观察自己；它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在男人看来他的身体不是欲望的客体；而女人却知道自己是客体，并且使自己成为客体，所以她相信通过镜子她确实能够看到她自己。作为一个被动的既定事实，这种反映，和她本人一样，也是一种物；当她确实渴望女性肉体（她的肉体）的时候，她会通过自己的仰慕和欲望，赋予她在镜子中所看到的特质以生命。德…诺阿耶夫人在这方面很了解自己，她向我们吐露说：
我对我的聪明天赋很少感到自负，它们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但我对我在那面常用的镜子里的映像，却很自负……只有身体的快感才能完全满足我的灵魂。
“身体的快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含糊且不妥当的。使灵魂得到满足的是这一事实：当思想将不得不去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被注视的面容的存在却已是既定事实，因而是无可置疑的。未来的一切皆被浓缩在那一块儿光明之中，镜框里集中了整个宇宙；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外，事物是无序的浑沌；世界变成了这面镜子，里面有个光辉形象，即唯一者的形象。每个沉迷于自身的女人都在统治着时间和空间，因而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她有得到男人和幸运，名声和快乐的种种权利。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是如此醉心于自己的美丽，以至她希望能把它固定在永远不朽的大理石里面；当她写下面这些话时，她希望自己是不朽的：
当我回家脱光衣服时，我的裸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以前从未见过它似的。我必须给自己塑个雕像，但怎么塑呢？除非我结婚，否则这几乎不可能。在我变丑、完全玷污它之前，有绝对必要这样做……必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