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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婚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比对她的丈夫更至关重要的原因。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她的工作不能帮她摆脱她的处境，相反，她的工作正是由于她的处境才获得或高或低的价值。如果她在爱，在无私地奉献，那么她就会愉快地完成她的任务；但如果她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有怨恨，那她就会觉得它们是单调乏味的。在她的命运中，它们将只起次要作用，对婚姻生活的成败没有影响。因而，我们必须继续来看看在生活中，女人的处境是怎样被具体感受的——这一处境主要表现为床上“服务”和理家“服务”，而且女人只有接受她的附属身份，才能获得她的尊严地位。
少女从童年期进入青春期时，会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另一种更严重的危机，才使她进入了成人生活。在女人身上，除了突如其来的性发动带来的紊乱外，还产生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种种转变所引起的焦虑。尼采指出：
犹如被可怕的雷电袭击，被婚姻一下子抛进了现实和性关系，发现爱情与羞耻处于矛盾之中，由于上帝与禽兽惊人地相似，而不得不觉得狂喜、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是一回事——这使在徒劳地寻找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事物的精神感到惶惑。
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激动的传统的新婚旅行，就是为掩饰这种惶惑而安排的：由于离开了她的日常世界若干星期，暂时中断了她的所有社会联系，年轻女人失去了她在空间、时间和现实中的地位。但她或迟或早总要恢复那种地位，她在她的新家根本不会感到那么自在。
她与姐家的联系，远比与年轻丈夫家的联系密切，所以当突然中断时，她有一种深切的被抛弃感，并对令人眩目的自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如果她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或者，如果她仍处在家庭的支配下，因而仍可以指望得到某种保护，那么这种变化就不会那么显著。但是通常，即使她想获得自由，也会对离开她至今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感到不安。
只有圆满而热情的性生活，才可以重新给她造成一种宁静的内在气氛。但最初她往往不但不会感到愉快，反而感到烦恼。她的反应和月经初潮时的反应十分相像：她讨厌对她女性气质的这种揭露，一想到它将重复出现便会感到恶心。随着经期的形成，少女伤心地意识到她还不是成人。随着处女贞操的丧失和结婚，她变成了一个成人，最后一步也走完了——现在又怎样呢？有一种惊人的失望感不但在依附着处女贞操的丧失，而且也在依附着婚姻本身：
一个虽然与她的未婚夫或其他男人有过“关系”，但婚姻对她仍代表完全进入成人生活的女人，往往会有这种反应。一个人在开始一项事业时总是意气风发的，但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他无法控制命运更让他垂头丧气的了。对于这种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背景来说，自由仿佛是极其不必要的。从前，当少女尚处在她的家庭的庇护下时，她尽可能地利用她所拥有的自由去反抗和期待变化，去赢得婚姻本身。现在，她结了婚，再也没有别的前途，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全部命运。她完全清楚她即将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和她母亲所承担的任务一模一样。同样的礼仪将日复一日地被重复着。她做女孩子时一无所有，但她在梦想中期待一切。她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在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
然而，她对她承担的新责任感到畏惧。即便她的丈夫是一个成熟而又有权威的人，她同他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也会使他威信扫地：他不可能取代父亲，更不用说取代母亲了。他不可能让她不再向往她的自由。在她新家的孤独中，受一个她多少有点陌生的男人的束缚，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妻子，并且注定要轮到她去做母亲，这令她不寒而栗。她永远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失落在前途无望的世界，被弃于冷冰冰的现在，于是她开始觉得这纯粹无聊的骗局实在是乏味得很，令人麻木不仁。这一切苦恼，被异常透彻地描写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中。她怀着少女的热情嫁给那位伟大的作家，却发现自己对他的过去，对他的兴趣一无所知。她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第一个女人，她无法看透他的心思，肉体关系令她感到厌恶，他时常发脾气，显得冷酷无情，她想去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永远离开家？她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一无所求，生活令她厌倦。小说家柯莱特和马塞尔…普雷沃也都描写过这种可悲的厌烦和失望。雅内之类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则谈到了有时在极端情况下所导致的神经症后果。
婚姻对男人也常常是一种危机，他在订婚期间和开始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天，有时会发生精神紊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男人不像他的姐妹们那样依恋家庭，他属于某个团体——
高中、大学、学徒工厂、运动队、团伙，从而使他免于孤独。他在真正开始自己的成人生活时离开了这类团体，他害怕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于是常用结婚来加以逃避。但是，他被把夫妻视为一个“婚姻社会”的那种普遍错觉所愚弄。除非在情欲迸发出短暂火花的那一刻，两个人无法形成一个世界，从而他们每一方都无法防御外部世界的进犯：这一点，他们在结婚的第二天就都认识到了。在这之后的不久，变得亲近温顺的妻子，并没有使她的丈夫摆脱孤立状态；她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条出路；她没有把他从他所承担的责任的重压下解救出来，相反却加重了这些责任。性差别常意味着年龄、教育、处境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没有给真正的相互理解留下任何余地：这两个人很亲密，可仍很陌生。以前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孩子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长大，她没有“过去”，而她的未婚夫却有过“生活”，于是应当由他把性的知识传授给她。这种微妙的角色给某些男性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而别的目光比较敏锐的男性，则在不安地揣测着在他们与他们未来的配偶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在《无知的年龄》一书中，埃迪丝…华顿指出了1870年的一个年轻美国人对他未婚妻所产生的疑虑：
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之情，注视着这个他即将成为她的灵魂监护人的年轻人所袒露的前额，严肃的眼睛，天真快活的小嘴。作为他所归属并且所相信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个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期望的年轻姑娘，像个陌生人似的也在注视着他……既然他作为“正派人”，有义务向她隐瞒他的过去，而她作为该出嫁的姑娘，也有义务没有可隐瞒的过去，那么他和她又能相互了解些什么呢？……这位作为精心设计的神秘制度的中心的年轻姑娘，恰恰由于她的坦率和自信，而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她坦率，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该防备的。她的准备不过如此，可是她要在一夜之间被投入人们所含糊地称之为的“严酷现实”中……
但同她短暂的欢娱之后，他认为这种种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制品，又感到沮丧……这是母亲们、姑姨们。
祖母们以及早已死去的女祖宗们所阴谋炮制出来的虚假纯洁，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他希望得到的，他有权得到的，以便能像压碎雪人那样把它压碎，享受一下他做主人的快感。
今天，这种隔阂并不那么深，因为少女不是非常矫揉造作的人。她知道的比较多，为生活做的准备也比较充分。但她往往仍比丈夫年轻许多。这一点以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实际上，成熟期不同步的问题，往往被误认为是性征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中，女人之所以是孩子，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实际上还很年轻。她丈夫及他朋友的沉着冷静令她感到窒息，几乎把她给压垮了。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在结婚一年以后写道：
他年老了，注意力大集中了；至于我呢，我认为自己还很年轻，总想及时行乐！我不想睡觉，只想发疯似的跳舞，但和谁跳呢？
我周围的气氛是暮气沉沉的，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年老的。我强迫自己压制年轻人所特有的种种冲动，因为这些冲动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的确是太出格了。
至于丈夫，他把妻子看做“婴儿”；她不是他理想中的伙伴，他常常让她感到这一点，使她蒙受耻辱。无疑她在离开家时高兴找到一个新的引路人，但她也希望自已被当做“大人”；她希望仍做一个孩子，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年龄很大的丈夫，他对待她的态度根本不可能完全令她满意。
然而，即使年龄差别很小，年轻男人与年轻女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仍是实际情况。她来自女性世界，在那里她被教导说，举止要端庄，对女性价值要尊重；而他则是按男性的伦理原则受到训练的。这常常使他们的相互理解变得很困难，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冲突。
婚姻通常使妻子依附于丈夫，所以他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在女性面前。婚姻矛盾，在于它既具有性爱功能，又具有社会功能这个事实：这个矛盾反映在年轻女人心目中的丈夫形象里。他是一个具有男性威望的、注定要代替她父亲的半神，所以是保护人、供养人、老师和指导者；妻子的生存要在他的庇护下展开；他是价值的监护者、真理的创始者和夫妻伦理的维护者。但是，他也是一个她必须与之分享常是可耻的、可笑的、令人讨厌的或不安的，总之是附带的体验的男性；他邀请妻子和他纵欲狂欢，同时他又坚定地领导她走向理想。莫里亚克的《泰丽丝…德斯奎鲁》有一段说明这个问题的描写：
在巴黎的一个傍晚，伯纳德对演出感到震惊，他退出了音乐厅，很引人注目。“只要想想外国人会怎么看就够了！这真是耻辱，我们将因此受到批判。”
让泰丽莎吃惊的是，还不到一个小时，让她无休止地忍受床上新花样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人。
在导师和农牧神之间，可能有许多混合形式。有时，丈夫是父亲也是情人，性行为变成了神圣的狂欢，而心怀敬畏的妻子则以完全服从换来了最终的庇护。这种爱的激情在婚姻生活十分罕见。不过有时，妻子对丈夫怀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她不愿意在她过于崇敬的男人的怀抱中放纵自己。如斯特克尔提到的一个女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和自己所崇拜的一个大艺术家结了婚，然而与他在一起时却十分性冷淡。另一方面，她同他寻欢作乐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堕落，这对她的尊重和敬重是致命的。而且，一次性爱挫折也许会把她的丈夫永远贬为禽兽：他作为肉体会被憎恨，作为精神会被鄙视；反之，我们已经看到，轻蔑、厌恶和怨恨也会使女人注定要变得性冷淡。比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他们进行性体验以后，丈夫仍保持着受人尊重的优越地位，其动物性弱点是可以原谅的；例如，维克多…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或者他可能只是一个无特殊威望的愉快伙伴，既被爱也被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名为《序曲》的小说中，描写了这种矛盾的其中一种表现：
她的确爱他；她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到了极点。啊，他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好。她非常非常地了解他。他老实厚道，实际上单纯得很，容易得到满足，也容易被伤害。
要是他不是那样地向她扑过来，那样地大喊大叫，那样地用急切爱慕的目光盯着她，该有多好啊！
对于她来说，他太强健了；她从小就讨厌冲过来的东西。有几次他很吓人——真的很吓人。当时她差一点就声嘶力竭地喊出来：“你要弄死我了！”她那时真想说一些最难听、最惨限的话……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她爱他，尊敬他，崇拜他，却也在限位……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看得这么清楚。她对他的所有感情，强烈而分明，一种和另一种同样无可置疑。而这另一种，这恨，完全和其余感情一样真实。她能够把她的感情装在几个小口袋送给斯坦利。她渴望把最后一个口袋出其不意地送给他。她可以在他打开它时注视着他的眼睛。
年轻的妻子很少会这么真诚地对自己承认自己的感情。爱丈夫和感到幸福，是她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她的家庭也是这样期望她的；或者说，如果她的父母反对她的婚事，这是表明他们犯了多大错误的一种途径。她通常以半心半意地过着自己的婚姻生活为开端；她很愿意说服自己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妻子越是感不到性满足，这种激情就越是具有疯狂、占有和妒嫉的形式。为了补偿她最初即使对自己也不肯承认的失望，她永无止境地渴望着丈夫能够和她呆在一起。斯特克尔列举了许多这类病态依恋的例子；而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则反映了，她徒劳地以道德的或“诗的”提高，以迫切而妒忌的要求，去补偿她对丈夫真正爱情的缺乏。
妻子通常坚持以道德、虚伪、自尊或胆怯来乔装她的爱情。她的真正敌意可能会通过这个年轻女人或多或少极力回避丈夫的统治表现出来。在蜜月及往往随之而来的紊乱以后，她努力重新获得独立，而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她的丈夫往往年纪较大，具有男性的威望，是法定的“家长”，因而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优越地位；通常他至少在智力上也是优越的。他拥有较高的文化或至少有在职业训练方面的优势；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关心世界大事——这是他的事情，他懂得点法律，他在政治上不甘落后，加入政党、工会以及社会组织；作为工人和公民，他的想法关系到行动。他懂得严峻现实的考验：就是说，普通男人都具备推理技能，具备对事实和经验的感受能力，以及具备某种批判意识。
这正是许许多多年轻女人所缺乏的。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课，以成就自娱，她们的杂乱无章的信息也形不成文化；这并不是说由于智力缺陷她们不能恰当地进行推理，宁可说是经验使她们无法进行严格推理；思想对于她们是消遣而不是工具；她们纵然聪明、敏感、真诚，也还是无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导出结论，因为她缺乏智力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能力平平却能够支配她们，甚至错的时候也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原因。在男性手中，逻辑常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一种狡猾的专制：如果丈夫比妻子年龄大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就会基于这种优势在意见相左时对妻子的意见不予理睬；他不知疲倦地向她证明他是正确的。
至于她，则变得顽固起来，拒绝从丈夫的论点看到任何东西；他不过是固执己见。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不肯作出努力去补偿虽深植于她但她却不善于为其辩解的感情和反应；她不能把握在丈夫借以压倒她的迂腐逻辑的背后，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她除了沉默、流泪或大发脾气，再也无计可施，终于把东西朝他扔了过去。
有时妻子会继续努力斗争，但她屡屡情愿或不情愿地放弃了，如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让丈夫为她想想——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她对丈夫说：“事情都由着你安排。
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假装爱什么——也许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是真，有时是假。”由于胆怯、笨拙或懒惰，妻子可能会让丈夫去拿出他们对所有一般抽象问题的共同意见。
有个女人很聪明，有教养也有独立性，然而她对丈夫却景仰了15年，认为他是优越的。她告诉我，丈夫去世以后，当她发现她不得不自己决定有关信念和行为问题时，她是何等的不安；
在一切情况下，她仍试图按他的所想作出决定。
丈夫通常乐于扮演这种良师和向导的角色。娜拉的丈夫向她保证：“只依靠我——让我来告诫你，指导你！若女人的这种孤弱未使你在我的心目中倍有吸引力，我还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我有宽阔的双翼保护你。”他白天和同僚们苦斗，在上司面前低三下四，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家时却喜欢觉得自己是个绝对的优越者，是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的执行者。他叙说一天发生的事，解释他和对手争论时是如何的正确，他高兴发现妻子和他如出一辙，她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对报纸和政治新闻品头评足，心甘情愿地对着她高声朗读，以至连她与文化的接触也不可能是独立的。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性，他倾向于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则或多或少温顺地接受了依附角色。在某段时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可能对丈夫不在身边真的感到遗憾，然而她们往往还是会惊讶地发现，她们有自己未曾料到的潜能；她们负起了责任，抚养着孩子，作出决定，虽然无人帮助也能够坚持下去。当丈夫回来又使她们注定无能时，她们对此感到厌倦。
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诱惑，是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最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让丈夫得到赞许和敬佩、成为顾问和导师往往还是不够的；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扮演主之。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他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发号施令，他大吼大叫，他拍打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她那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好像是一种反叛；他情愿让她未经许可就不能呼吸。
但是她也确实要反叛。即便当初她对男性威望曾有深刻的印象，她的眩惑也很快会云消雾散。孩子总有一天会发觉父亲是个偶然的人；妻子不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