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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的《华盛顿时报》上，CNBC的专家拉里·库德洛（LarryKudlow）发表的专栏文章，题目为《用武力找回市场》。他在文中论述了政府向伊拉克出兵是为了拉升道琼斯指数的观点。
真是个令人惊讶的想法！然而，约翰·保德哈莱茨（JohnPodhoretz）在7月份的《纽约邮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更让人大吃一惊。他的题目是《请看，10月的惊喜》，接下来是他的劝言“加油，总统先生，做大英雄”。
通常而言，当政策的支持者们宣称，政策将解决的问题与其制定政策时的初衷并不相关时，这就是个糟糕的征兆。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合理性解释总是在不停地变化：开始是为了缩减财政盈余，接着就变成了刺激需求的需要，再到后来就被解释成为刺激供给的政策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警示着我们：给政策的实施不断寻找合理的借口已经成了一个难题。
无独有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也在不断改变：一开始是认定萨达姆就是“9·11”袭击和炭疽热事件的幕后黑手，后来转而宣称萨达姆正在发展核武器，再到后来索性归因于他是一个邪恶的人。
战争实际上对经济有利，这种说法似乎是在继续寻找借口。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候，战争的确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功地帮助美国摆脱了经济大萧条。现在的美国经济，尽管并未陷入萧条状况，但仍然可以从战争中获益。最新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的复苏显得十分缓慢而坎坷，以至于看上去更像是正处于持续的经济衰退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是我们的选择吗？
答案是否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远不足以证明这场发生在波斯湾的新战争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这场海湾战争更有可能会抑制经济，而不是对我们已经艰难前行的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
军费的支出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和清理一个有毒的废弃场所一样，它们都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刺激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实现了罗斯福新政未能实现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战争消除了政策障碍。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既没有决心也没有立法权去颁布一项这么大的法案来刺激经济，但是，战争却让政府拿出了巨额资金，用以恢复充分就业。这是自1929年以来的头一次，而且这样巨额的资金在这之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可是战争不仅使之变成了可能，而且还使之成为了必然的要求。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这一次，国会倒是热衷于积极投资国内项目。如果行政部门打算为经济注入资金的话，他们要做的就是力排众议、坚持目标，比如为久旱的农民提供水援助，为消防员提供新的连接阀门。换句话说，如果经济需要联邦支出的刺激，那么，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不需要采取战争这种形式。
而且，不管怎样，战争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经济还不清楚。有人认为战争必须要有军需品和大量的存货，因此并不会造成工厂订单的激增。倒是有大量的开支要花费在维持和平上，不是吗？而且这将要持续许多年。
同时，经济还潜在着走下坡路的趋势，我们可以把这种趋势归结到一个词上：石油。
目前，伊拉克供给的石油只占世界石油供给的很小一部分，因而战争对其石油产出的破坏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无论是1973年的阿以战争（Arab…Israeliwar），还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Iranianrevolution），都没有对石油产量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取而代之的，是战争造成的间接政治影响导致了石油价格的攀升。就在这段时间里，阿拉伯领导人也警告说，美军入侵伊拉克意味着将打开“地狱之门”。这对石油市场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
我们应该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每一次石油危机，都会导致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随着经济的衰退，石油价格又会回落至适度的水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海湾战争之前。原油价格的上涨会破坏我们脆弱经济的复苏，甚至造成更快速的衰退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旦政府确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进攻伊拉克了。但是，企图把战争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缩减至最小的想法是非常愚蠢也是非常危险的，更别提那些宣称战争有利于经济的言论了。
第3章 格林斯潘风格 如此洞察力
2002年9月20日
我们应该采取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的方式实现复苏。
那么，我可能是错的。经济日益不景气，失业人数也在增加。但是，会不会像商业周期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随后几个月会出现更新一轮的萧条以至于情况将会变得更糟，这仍然不能够确定。并且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看起来决定要在11月5日前的某个时候采取特殊行动。
但是目前看起来经济运行好像正在下滑，并且人们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简而言之，目前这种情况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无论你把目前这种情况称做慢性复苏还是萧条，这真的无关紧要。大多数人并不关心GDP增长是否有略微的上升还是下降到零，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工作，他们是否能够养活自己。并且就业形势日益使人担忧，5。7％的失业率听起来并不算坏，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早已放弃了寻找工作。总失业率也并没有反映出迅速增加的真正处于绝境中的人口数量，因为他们已经失业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近来的就业形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作为评定未来失业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指标，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比过去几个月增加了许多。
这充其量是一次复苏，而对工人来说可能是继续的衰退。预算和政策决策中心指出，就长期性失业来讲，目前的衰退已经可以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恶性衰退相比了。
因此，这真的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目前的困难和乔治H。W。布什任职时的不景气之间有着一种经济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比大多数人所能意识到的还要强。就像2001年一样，1990年经济处于衰退阶段，部分原因是由于前期产品的过剩——尽管那些离奇的、引起公愤的丑闻，包括垃圾债券和房地产投机，在安然和泰科（Tyco）时期看起来显得很平常。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像今天一样，伴随衰退而来的就是“失业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了，可就业并没有提高。像现在一样，当时人们所担心的是美联储降低利率或许并不能扭转经济形势——虽然我们仍不能用日本作为例子来说明即使在零利率下也不能使经济复苏这一“流动性陷阱”问题，但是它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和10年前最显著的相似性表现在政治上。对于中庸的乔治H。W。布什和极度保守的乔治W。布什之间的差异性，现在和过去没什么两样，我们有一个行政部门，里面的主要官员基本上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令人感到不安。
你或许会觉得上面的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在奥萨玛·本·拉登（OsamabinLaden）出现以前难道削减税收不是乔治W。布什的主要功绩吗？但是削减税收并不能被视为一项经济政策；它是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抵制来自史蒂夫·福布斯的挑战从而确保保守党的根基。只是后来行政部门幸运地发现削减税收也可以作为抵制衰退、发扬家庭价值观、排除共同困难的一种方法。
因为削减税收政策并不是用来抵制衰退的，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不能抵制衰退，所以它的作用看起来比不上其他的政策手段。当财政部秘书长保罗·奥尼尔在韦科峰会上被问及出台了什么新的政策观点时，他的回答是：你准备好了吗？那就是永久性减税。
那么，当经济复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担心行政部门缺乏洞察事态的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过剩现象使80年代出现的过剩现象相形见绌，经济危机也相应地扩大了。可以推想，当事态看起来日益合情合理之时，逐渐恶化的就业形势最终会逐步削弱美国消费者长久以来所保持的乐观主义心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应该由经济变动来决定，而不应该按照卡尔·罗夫（KarlRove）所认为的由民意调查中起作用的因素来决定。那么，我们究竟可以获得多少机会呢？
第3章 格林斯潘风格 如此应对“双底”
2002年10月1日
日本经济繁荣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担忧它今后的发展。
美国人非常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制造商征服了整个世界。还记得当时机场的书店里摆满了大部头管理类书籍的情景吗？而且这些书的封面人物是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后来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大多数美国人断定：当一个国家缺乏足够好的商业渠道和政治领导阶层时，它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除此之外并不能从日本的经历中借鉴到什么。当然，我们的国家不存在那样的问题。
事实真的如此吗？杰克·韦尔奇的雄心壮志看上去像日本商业武士一样在起初时被高估了，并且我们的政治领导阶层也确实没有去鼓舞人们的信心。实际上，近来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沮丧的想法：如果日本的政策已经变得很糟糕，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变得更糟糕也是有可能的。
日本对后泡沫经济的治理，很难说成效显著。但是，几年来我一直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将怎样处理同样的问题。确实如此，正如美国试图治理自身的后泡沫经济一样，很容易看出它所做出的经济决定是多么的糟糕。
艾伦·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们与他们的日本同行相比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这是事实。他们知道日本银行降低利率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并且知道等到意识到国家的问题有多严重时已经太晚了：甚至零利率也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经常提早降低利率；2001年11次降息刺激了房屋的购买和抵押贷款融资的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使得经济避免经历更严重的衰退。
但是，我们也逐渐开始看到仅仅降低利率似乎是不够的。我无须告诉你股市的情况。经济指标有力地表明了经济或许会陷入负增长，即呈“W形状”的衰退，债券市场也清楚地预测到美联储将不得不再一次降低利率。如果美联储像日本银行一样把利率完全降低到零，并且发现这仍不能够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日本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抵制持续的经济衰退是十分有效的，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人们很容易会嘲笑日本在公共事业上的巨大花费——尤其是那些没有用处的桥梁和高速公路，等等。毫无疑问，巨额的资金已经被浪费掉了。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这些支出其实是把钱注入到了经济当中，对那些或许存在已久的不景气起到了抵制的作用。
那么，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实际上，目前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相反的政策：经济下滑时减少国内开支。有些在联邦政府的要求下正在实施。布什政府尽可能多地削减公共开支，其做法是从军人福利、国家安全和医疗保险这些方面，这儿减掉10亿，那儿减掉10亿。更重要的是，经济衰退给各州和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无论是花在有用的方面还是没有用的方面的开支，它们都加大力削减。对于这种情形联邦政府没有给予积极的帮助。
事实上，格老原文为UncleAlan。——译者注或许无法靠一己之力来拯救我们，而我们至今也尚未正视过这一点。但是，2001年秋关于刺激经济的争论表明我们的政治领导阶层对于经济问题没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应对措施。经济学家觉得危险的地方，布什政府和他的国会盟友则看到了机会——就是要加大力削减有限公司和美国富人的税收，这种措施迎合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但和经济问题几乎没什么相干。还记得要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ChevronTexaco）和安然公司削减可追溯性税收的建议吧？
最后，和那时相比，刺激经济的需求显得并不是很紧迫了，但是，如果像现在看上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话，包括复苏的下滑，那么没理由认为我们将会做得更好。
当然，要是我们的领导者决定对经济置之不理，要是政府仅仅只想着用侵扰他国的手段来将人们的视线从失业率上升和股票价格下跌上移开，那将是极其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没必要担忧那些，不是吗？
第3章 格林斯潘风格 我的经济观
2002年10月4日
尽管其他的消息被淹没在战争的喧嚣里，但是经济的前沿正预示着一些不详的征兆。这并不是很明显，但几个月以来的数字表现得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只此一次，我们完全把政治放到一边，来分析一下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并且应该做些什么。
关键一点是这种衰退不是你父亲时代的衰退，而是你祖父时代的衰退。也就是说，这种衰退不是标准的战后衰退，而是美联储为抵制通货膨胀而采取措施造成的，当美联储放松控制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这种衰退其实是由传统的超额投资锐减造成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仅仅通过降低利率是很难控制这种锐减态势的。
毫无疑问，美联储迅速降低利率的做法在去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避免经济更进一步地下滑。但是认真审视一下货币政策就可以看出，美联储做得并不够，而且也存在做得不够的可能性。尽管作为一种惯用的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但是真正的美联储基准利率——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一般和投资决策有关——实际上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衰退时基准利率的底线是相似的，因为通货膨胀率是相当低的。
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下调了基准利率，尽管下调速度比上一次衰退时的下调速度要快，但是到目前为止幅度还是很小；上一次下调了6。75点，这一次仅仅下调了4。75点。美联储基准利率甚至下调到零，和上一次的情况比起来也只是一个更小幅度的利率削减。如果你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生产过剩规模比80年代的生产过剩规模更大，并且经济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脱离困境的话，那么看起来美联储可能做的还是很不够，即便利率下调到零，想刺激经济恢复可能也会很难。
上述情形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过剩的生产能力带来的威胁，尤其是在电信方面，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在2004年或许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将会处于一种缓慢的发展状态。美联储应该更进一步降低利率，或许这样也不够，但是却很有帮助。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呢？
答案是我们对财政政策的刺激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计划，现在说来就是要鼓励支出、消除隔阂，直到贸易投资恢复为止。这个计划的一些内容是显而易见的，杰夫·马德瑞克（JeffMadrick）在昨天的《时代周刊》中进行了描述。首先，要扩大失业救济金发放，在这方面，这次做的比上一次衰退时做的要拘谨得多。这将担负两个方面的责任，帮助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同时把钱放到有可能花钱的人的手中。其次，对那些目前面临财政困难的各州应该给予帮助。这也将担负两个方面的责任，加大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讲，最有可能突破的目标就是对穷人医疗保险的开支，同时要刺激需求的增长。
如果这些方面的开支没有达到足够大的数额——我同意马德瑞克先生所说的，明年这些方面的开支应该达到1000亿美元——那为什么不对那些支付所得税的人采取其他折让的措施呢？
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开支计划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知道的，那就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内取消减税政策。经济现在需要的是刺激；从现在开始5年内没有必要削减富人的税收。
这个计划不是什么复杂的科学研究，它只是把通俗易懂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运用到了我们实际情况当中。
我十分清楚在政治上这些政策是不值得讨论的，但我认为我们有权问为什么。
第4章 任用亲信模式 美国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
2002年1月15日
4年前，当亚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观察者把问题归咎于“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亚洲的那些富商们非常乐意如实地告诉投资者他们的资产、负债和利润情况，他们笼罩着政治的光环。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真关注他们的生意，而这些生意瞬间就崩溃了。
听起来很耳熟吧？
表面上看来，安然公司出人意料的政治风暴真是让人迷惑不解。毕竟，布什政府没有把安然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布什政府要竭力掩饰和安然公司之间的关系呢？为什么乔治W。布什要荒谬地声称在他初次竞选州长时，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莱（KennethLay）曾反对过他，并且两个人是在那次竞选后才开始认识的呢？为什么新闻界闭口不谈，好像其中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丑陋的内幕似的？
因为布什政府害怕，新闻界怀疑，一旦安然事件彻底曝光，那将会揭开美国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面纱。
任用亲信的模式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代表Chiquitabananas公司利益的克林顿政府把我们带到了贸易战的边缘。有责任感的布什政府似乎对沸沸扬扬的利益冲突都漠不关心——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新任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Racicot）的计划，作为说客的他要起草一个7位数薪水的议案。（现在他说他将不再是说客，但是他仍将获得那样的薪水。）
关于安然公司和布什政府真实关系的问题牵涉到能源商破产前发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