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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名单中，这些起义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导致了王朝的没
落。
撇开叛乱组织的内部弱点，使清王朝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好几
个。除上述的地方管理和防御体制之外，还要加上1799年新皇帝
即位后正规军队得到虽然短暂但却有力的振兴，以及从无地农民
和失业者中招募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部队的因素。这些
雇佣兵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受雇于本地名流（如蔡运升），完全用
于保卫地方。军事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部队，则受雇于知县或知府
（如方积），用来保卫他们的管辖区域，其人数有时达数千人。尽管
后一种类型在叛乱初期为数众多，但事实证明，维持它的开支太
大，对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从1798年开始，许
多人被遣散，回到他们的家乡当了地方防卫民兵。
比前述类型的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是被招募随同正规政府军征
战的雇佣军。他们仍叫乡勇，但与其家乡村社的联系已被彻底截
断。尽管这些雇佣军比政府部队更能作战，但招募这类雇佣军是
一种花费多的危险的权宜之计。有的人本身就是亡命徒出身，并
被证明不可能遵守纪律；他们的忠诚只有靠厚赏才能得到，这是财
政紧张的政府难以承受的。地方行政官员如龚景瀚和严如熤，对
他们怀有深深的疑虑，如严如熤所说，这些人。杀人放火，习惯成
性。，很难重新恢复平民生活。叛乱平定以后，他们当中大约有一
万人转入绿营兵部队，因为大量遣散人员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当
1806年和1807年连续的兵变在他们中间发生时，政府对这些部
队的忧虑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①
尽管给王朝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白莲教叛乱对
王朝的军事制度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八旗兵和绿营兵看
来是虚弱和腐败的，但它们在近半个世纪内继续充任帝国的正规
军。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都感到不
安，雇用这种部队从未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部分。然而，从白莲教
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
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
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
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89－196、214－217页。严如熤：。三省边防
备览。卷12，第24页。这种雇佣军队转而隶属政府部队的著名例子是罗思举
（1764？－1840）的私人军队，罗思举原是土匪，后来变成白莲教最顽强的对手之一，最
后被吸收进正规军等级统治集团之中。。清史。，第4427－4429页；。清史列传。卷39，
第2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长沙，1939年），第148－149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
清代民兵政策
到了18世纪后期，清代社会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阶段，白莲
教叛乱是这一事实的明白无误的标志，虽然它有限的波及地区和
不明确的启示有效地减缓了它对官方观念的冲击。然而，新时期
的基本现实并没有逃脱名流的更为敏锐的目光。令人吃惊的中国
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
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
务人和佃农的情况：这一切在18世纪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中都
是显著的论题。洪亮吉所作的精辟而讲求实际的、悲观的社会分
析确实有一种马尔萨斯的调子，他警告说，这些趋势的一个不可避
免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
度中找不到存身之地。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
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
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是18世纪社会问题的卓越而简洁的论
述。也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270－275页，这是对这一时期
的学者们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论述。
尽管这种情况以前在行政效率衰退时期曾经有过，但也可以
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清代后期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作为整
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不致带来新的类型的灾祸？完全撇开诸如
中国经济因国外白银流入而铸币增加这些外来因素，人口爆炸也
可以单独导致这种结局。如果人口过多、经济不稳定和农村混乱
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以说只有一种对
地方管理和军事安全问题的新的处理方法才能防止传统秩序的完
全解体。白莲教地区叛乱的爆发是在小规模上提出了问题。不仅
是地方政府变得腐败衰朽了。更确切地说，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传
统机制这时已没有能力对付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问题，在这些人口
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已被日益加剧的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所破
坏。虽然政府本身为其本质所限不能创造性地回答新时期的问
题，但一些学者和官员却已确信变革是必需的。
清代的军队与叛乱：两种观点
贺长龄，。经世致用。学派的领袖，本身也是一个有长期经历的
官员。与陶澍、林则徐这样的人一起，他属于那个有魅力的、谨慎
的行政官员集团，当整个官僚集团深深陷入道德败坏的境地时，他
们支撑着正在下陷的帝国大厦。贺长龄对于贵州的社会崩溃有丰
富的阅历，贵州是帝国最难控制的省份之一，他从1836年到1845
年在那里任巡抚。他认为那里的军事制度绝对不能令人放心。它
对镇压盗匪的工作贡献极小。因镇压盗匪而获得皇帝召见的人中
文官10倍于军人。用于军队薪俸的开支10倍于民事开支，军事
人员多出百倍；但军队却硬要把内部秩序的责任推卸给文职官员，
说除盗不是他们的职责。由于任何内部暴动都可以加上。盗。字，
很清楚，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责任是军队不能有效地推托的。
贺长龄的责难等于承认国内防卫制度无法应付从大规模叛乱
中产生的这类地方混乱。以秘密会社团伙、边界地区土匪，或以私
盐贩子、鸦片运送者为代表的这类地方异端武装，实际上处在正规
军队的管辖范围之外，而军队只有当叛乱已发展到威胁整个帝国
的程度时才发挥作用。贺长龄知道，日益增加的非法活动的高发
生率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烦，不能坐视它继续下去。他因此建议，
正规驻防军应当建立相当于它全部力量5％－10％的另外的分
队，专门负责抓捕土匪。他们完全不担负正规部队所担负的看守
囚犯、押送税银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职责。更不正统的是，这种特
殊部队要从下层社会本身雇佣：那些已经陷入暴力生活方式的人，
熟悉土匪的活动方式和土匪的踪迹。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建议是否
已经正式实施。但它表明了现存军事体制与维持中国农村秩序和
现状的任务已经到了互不相干的程度。①
左宗棠，另一个与经世学派有密切关系的湖南学者（后来是著
名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因中国军事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作用
的方式而深感不安。问题不仅是无能：错误在于在特殊条件下将
内地省份的驻军调去对付沿海威胁的做法。他写道，驻防军分散
成小部队，以网状形式遍布各省，担负着支撑国家权力和抑制叛乱
的使命。如果它们被调往别处对付突发情况，危险的裂口就会在
地方控制网上出现。正是这样一个裂口（绿营兵部队被调出湖北
去镇压湖南、贵州边界地区的苗族叛乱时造成的）使1796年的白
莲教起义成为可能。现在，在50年后，新的大叛乱的威胁还在萌
生并且难以看出；但是一旦地方驻军的调动使爆炸性的社会力量
释放出来，叛乱的时刻就会到来，后果不堪言说。
左宗棠谈论的实际上是内部驻军体制已不能再动员一支远征
军，因为农村社会现在是太不稳定了。只能让它们留驻在规定地
点并专注于内部控制任务来捂住盖子。他在1840年写道：。若不
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终无补而患不胜防也。。
① 贺长龄：。黔省下游各营专设捕盗兵丁议。，载罗汝怀编：。湖南文征。（1871年）
卷14，第8－11页。
左宗棠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地方自给自足。他进而提
出一个增强抵御英国的军事实力的有力计划，包括从渔民中招募
海军雇佣兵、由地方官员训练名流的部队（亲兵）、修建堡垒，以及
建立新的船坞和军火工厂。这些措施有可能使沿海省份能够依靠
自己对付外夷而不必夺走内地的驻防军。①
从北京朝廷的观点来看，军事上的紧急情况可以用几种办法
对付，但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一种可能是大大扩建正规军系统，
而现已枯竭的国库又承担不起；另一种可能是招募特定的雇佣军
对付特殊的紧急情况，这是一种朝廷采用过的权宜之计，尽管从遣
散他们常常随之产生混乱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高度危险的。第
三种可能是在地方一级建立民兵制度，这个政策问题在拼死挣扎
的19世纪80年代讨论得很多，并且由于民众对英国在沿海省份
的存在的激烈反应而变得复杂了。
民兵与外夷问题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1892年编，台北1964年翻印），。书牍。，卷1，第
10－11页。
鸦片战争期间席卷广州地区的组建地方武装的潮流不是由官
员们引发的，但却是官员们必须作出回答的一个难题。在这个10
年的剩余时间里，官方有关地方民兵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1841年5月的一个著名事件的经验的制约：当停战正在安排时，
广州附近绅士领导的民兵在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北面的农村中使
一小队英军堕入陷阱。三元里村附近山丘上出现的约7500名武
装农民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混乱的战斗，英军遭到1人死亡、15
人受伤的失败。农民民兵（很快增加到20000人之多，来自100个
或更多的村庄）击退了入侵者；他们就这样展示了觉醒的正义的人
民的力量，以对抗正统政府不敢正视的邪恶的外夷。如果说三元
里事件凌辱了英国人，它也使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他们不无理由地
害怕群众的仇外狂热将引起外夷重新动用暴力。由广州知府和两
个当地知县组成的代表团急忙赶到现场，说服名流领导人解散民
兵。民兵分散回到他们的村庄，使英军能够撤出他们被围的连
队。①
在三元里事件前，广州官员已经鼓励绅士在广州地区倡办民
兵组织；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考虑。英国军队的优势使地方
官员懂得了帝国的命运——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前程——取决于
他们。驾驭。（羁縻）外夷和避免军事失败的本领。
① 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伯克利，1966年），是关于三元里事件以及它的来龙去脉的论述。有关这一事件我从此书中获
益颇多。并参看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62卷第10期，第
1－28页（1953年）。
耆英，一个满洲贵族，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处理外夷事务的著
名人物，当1842年英军沿长江而上进行强攻时，他有足够的机会
看到英国的军事威力。他任两江总督时，确信必须避免进一步的
敌对行动，生怕民兵会激怒英国人。1843年3月，他指责代理漕
运总督李湘棻的一项建议：沿长江两岸，从仪征向东到扬州建立团
练，以便炮击英军。耆英说，原则上这是一个。寓兵于民。的好主
意，但作为实际政策却是不明智的。衙门的胥吏必将卷入，并引起
混乱。老实百姓有正当职业，没有时间参加军事训练，而顽劣之徒
将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顽劣之徒只会坐食富户人家，耍弄拳棒，
惹是生非。。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也就是说，他
们将使地方官员卷入反英事件）。尽管官员可以命令团长管束他
们，然而众所周知，只有地痞才想担负这种职务（正像没有一个值
得尊敬的人愿意当保甲长一样）。。一无赖已足为害，聚集无数之
无赖而假之事权，遍布于沿江沿海地方，窃恐有事之秋未得御敌之
利，无事之时先受骚扰之害。。当形势需要时，可尊敬的地方领袖
（绅士）将会站到前列，并为地方防御作好准备，就像不久前正直的
广东人所做的那样。①
① 。筹办夷务始末。（北京，1930年），道光，卷65，第49－50页。
② 这是耆英几年后做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清实录。，道光，卷442，第25页。
③ 。清实录。，道光，卷390，第30－31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67，第10页。
有关田润，见。临潼县续志。（1890年），卷3，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耆英来说，显然。团练。所指与其说是一种自
发的、非官方的、绅士领导的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官僚政治创办的、
以保甲为基础的地方武装制度。耆英认为，官员们可以操纵和约
束绅士的领导权力，就像广州官员在三元里事件中约束绅士那样。
但是使民兵成为政府主办的大规模的事业，就等于与潜藏于农村
社会的隐蔽的危险力量作交易，对农村现状和处理夷务都会带来
无法预料的后果。一旦绅士站到前列，政府甚至还要谋取他们的
帮助以避免排外事件。②
耆英指责团练的奏疏呈上仅一个月后，就有压力迫使朝廷在
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团练。一个地方监察官田润要求朝廷建立地
方民兵部队。以杜“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后患而节军需。。但这是
另一种民兵。首先，田润想到的恰恰是曾经使左宗棠担忧的地方
兵力真空状态。英夷刚刚得到安抚，为了作好应付将来突发事件
的准备，内部安全必须加强。在农村建立长期的团练比根据特殊
情况招募和调动正规军要安全得多。其次，这种团练完全掌握在
绅士手中。团练首领将被允许通过额外的土地税筹集资金，所有
款项不经官员之手。。素行公正才略有为之士。将被挑选出来做部
队首领。③田润的倡议可能是地方名流为了越过谨慎的地方官员
以求取朝廷注意的一个行动。
最初，朝廷的反应是赞同的。但皇帝首先把建议交付沿海省
份的一些文武官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到1843年7月末，提出的
许多反对意见足以说服朝廷放弃这项建议。接二连三的奏章表
明，高级地方官员不喜欢非正规的地方武装，担心它将破坏农村社
会，就像担心它对重大战斗无济于事一样。尽管绝大多数公开的
忧虑在于内部混乱的前景，但潜藏在背后的恐怕是外夷问题。沿
海官员不能忍受让处理夷务的需要谨慎从事的机构从他们手中丢
掉。在其后几年里，他们的担心得到朝廷的共鸣，朝廷不仅避不认
可地方民兵，而且鼓励官员们抑制他们，尤其禁止他们袭击出现在
内地的外国人。①
① 。清实录。，道光，卷393，第21页；卷394，第36－37页；。筹办夷务始末。，道
光，卷67，第10页；卷68，第33页；卷77，第39页。
② 见魏斐德的卓越论述：。大门口的陌生人。，第71－105页。
民兵问题在是否允许英军进入广州城内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
新的转折：按照条约应当给他们一种权利（洋人认为如此），但中国
人决意不予承认。总督耆英在英国人和仇外的广州人的要求之间
受到逼迫，犹豫不决，两面应付。非官方的农村民兵组织——与三
元里传统有关系——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里屡次攻击走散的英国人；
英军每次都要求耆英管束民众，惩罚冒犯者。1848年，当局势逐渐
失去控制时，朝廷把耆英从他的职位调离，并决定试用另一个处理
夷务的官员。耆英的继任者徐广缙于是着手进行一项微妙的工作：
与觉醒的广州地区名流加强联系，同时又劝阻英军展开全面进攻以
达到入城的目的。关键在于，在不致酿成英军实际进攻的情况下鼓
励绅士领导的民兵运动，使其足以使英国人相信，狂热的民众是无
法控制的。最后，他成功了：料定英军只能克制，他宣布（假冒圣旨）
皇帝不许他开放城市。英军在伦敦的命令下，没有把争端推向战
争。②
然而，尽管徐广缙取得了暂时的胜利，19世纪40年代事件的
最后结果仍然增强了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对非正规武装力量都抱
有的怀疑态度。甚至在1850年以后，当叛乱成为国家最担忧的紧
迫事件时，这种小心谨慎的观点还继续存在（见第四章第四节）；只
有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才能引起它的某些变化。
地方武装的官方模式
广州民兵运动的猛烈势头在官员的头脑中确实留下了印记，
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牢固地臵基于官方控
制和官僚机构之上的一种地方武装类型。许乃钊（死于1860？）在
1849年发表他的杂著。敏果斋七种。时是广东学监。这本救难手
册包括。武备辑要。，还加上一种赈济著作、两种治涝著作，以及明
代将军戚继光论述部队训练和军事组织的两篇著名论文。。武备
辑要。主要从明清两代著作中广泛搜集了有关地方防卫的睿智的
思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述城市防御（。城守辑要。），另一部分
论述乡村防御（。乡守辑要。）。①。乡守辑要。是惟一一部发挥了实
际效用的文献，因为它得到高官的支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850
年，徐广缙在广东和广西向地方官员分发这本书。3年后，它由皇
帝正式推荐，分发到全国各省，在地方资料中可以找到运用它的证
据。②官方的支持使它成为我们所知的最接近于太平天国叛乱前
① 许乃钊，杭州人，弟兄五人均很著名，包括许乃济，因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问
题的重要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而著名；许乃普，一个得到广泛尊敬的官员，并且是一部有
关地方行政方面的著作。宦海指南。（1859年）的作者。许乃钊1853年在江苏做过短时
期的巡抚，之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