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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在叛乱的年代里，如果要确保名流的忠诚和积极抵
抗，县一级的地方改革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措施。最紧迫的问题之
一是晚清社会的贪污腐化这一祸根。对农村居民来说，一个知县
的安排巧妙和道貌岸然的贪污，比起胥吏和衙役（这些人是最接近
和最明显的掠夺者）赤裸裸的勒索来，多少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要远
些。因此，通过剥夺胥吏衙役的那些他们赖以进行敲诈勒索的正
式政府任务——特别是征税权和地方治安权——和把那些任务委
托给绅士本人，政府常常能够安抚地方的名流。例如，胡林翼在
1854年谈到团练管理时评论说，胥吏衙役的邪恶已在农村社会深
深地扎下了根，不能一夜间加以消灭，但是知县应尽可能用正直的
绅士为其耳目心腹，停止在地方一级依靠胥吏衙役办事。②正是
出于这种考虑，湘乡的朱孙诒在王錱和其他绅士的坚持下从衙门
吏役手中取走了征税权。因此，把正式权力委托给名流之举与其
说是权力从知县手中下放，不如说是权力从比较难以控制和危险
的集团（衙门的吏役）转移到比较有同情心和可以掌握的集团（绅
士）手中，或者说，委托权力是可能这样来加以合理化的。
中兴的杰出理论家之一冯桂芬认为绅士接管地方行政的事实
是对地方管理机器崩溃的一个必然答复。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
只有同治时期才存在，它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17世纪伟大的学者
顾炎武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并提出要恢复汉代的农村行政分
区。但冯桂芬则反对，因为汉制和。周礼。的规定都不适用于清代的
庞大的人口（他计算，后一个制度如果实施的话，一个普通的县就需
要25000名以上的官员）。但是清代的制度显然行不通了。因为事
实证明保甲完全不能应付地方的混乱。保甲制的官员地位太低，既
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进行制裁。但自叛乱以来，团练制出现了，由
此又产生了图董和总董（冯桂芬显然在描述他自己的吴县的制度，
那里的团练组织已经建立在里甲制单位的基础之上）。旧的保甲长
已经无用，因为他们既无官职，又无势力。但绅董虽非官员，却近于
官，因此能成功地统治乡村。①冯桂芬的分析提出，绅士在地方行政
中的新作用，不但解决了19世纪后期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帝国晚期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传统的官僚制度已不能治理其密度惊人地
增长的农村人口和被经济竞争弄得日益失调的社会制度。
绅权和。地方自治。
① 但冯桂芬对绅董制并不满意，他提出以一种新制度来代替，即民众选出和知县
任命的平民团董将被授予准官员的地位（他们享受相当绅士的待遇，知县用照会而不用
命令与他们联系；但他们作为正式平民，也会受到惩处）。冯桂芬：。复乡职议。，载。校邠
庐抗议。（1897年），第10－12页。
情况似乎是，内战的混乱局势造成了地方名流权力的扩大，这
种权力常在县以下政府的正式机构中行使。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怎
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旧制中名流的权力主要是通过非正式渠道
来行使的。非正式的权力原来的确是名流们自己选择的，因为执
行琐碎的地方行政任务不符合绅士地位的尊严。但现在绅士常常
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去监督地方的行政，在危机的年代
里，由于地方防御组织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已经习惯于发挥
这一作用。至少旧秩序的根基之一——农村中国传统名流的权
力——以惊人的活力在太平天国叛乱的浩劫后保存了下来。
在展望帝国结构崩溃的时期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名流的
地方权力如何受民国诞生前后一些重大制度变化的影响。在这
里，我们正进入近代史中未被人探索过的巨大领域之一。19世纪
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发展被人们研究得如此之少，以致
我们对可能进行的研究方向只能提出最假设性的建议。一个有前
途的研究项目是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始于清朝的最后几年，持
续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这是由垂死的帝国政体发起并把它当作
采纳宪政的最初步骤的运动。清朝力图使其行政现代化的这一为
时已晚的行动在许多方面以日本为榜样（日本人在一代人的时间
以前已进行了这项工作），。地方自治。最初无疑是借鉴了同名的日
本制度。在日本，这一新事物在山县有朋等人的指导下始于明治
初期，它部分地根据德国顾问莫斯提供的模式形成。它的工作包
括全面改组日本的地方政府，用统一和简化的行政制度来代替形
形色色复杂的传统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代议制政府或地方自治的
制度奠定基础，而是要创造一种地方行政的现代的、集权的和合理
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能使日本加强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环境。①
① 东京市政调查会编：。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编。（东京，1940年），第1－14页。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
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
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
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朝
廷的意图自然是要明确正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
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留给后
者。为了开动地方自治的机器，官员们要。选择正绅。（一个由来已
久的措词）去贯彻北京下达的一套详细的章程，其中包括在县和省
一级建立审议会和行政委员会。①根据这一制度，朝廷提出地方
名流将执行与教育、公共卫生、慈善救灾、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事项
（包括按惯例应由绅士管理的杂项事务）有关的任务，执行时都受
到正式任命的官员的监督。这样就不与依靠绅士在地方一级执行
日常行政这一传统做法的原则背道而弛。
① 。清实录。，宣统，卷5，第35－36页。在大量可以查阅自治运动的文献材料
中，有钱端升：。民国政制史。（长沙，1936年），特别是卷2；李宗黄：。中国地方政治总
论。（台北，1954年）；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东京，1939年）。
② 见约翰〃芬彻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论文：。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
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个阶段，1900－1913年。（纽黑文，1968年），第186－226页。
此书把我们对革命前10年的了解提高到新的水平，它问世太晚，以致它的成果不能充
分地收入本书，但却使我相当彻底地重新考虑我的作品。眼下，我的观点与市古宙三
的最为接近。他为芮玛丽所编之书撰写的。试论绅士的作用。一文支持以下的论点：
。地方自治。对保守的地方名流扩大其势力来说是一个良机。至少以下的情况相当明
显：我们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必须把全国的、省的和地方的各级名流的不同倾向考
虑在内。我个人的假设是，现代化在整个集团内部造成了或者说扩大了裂缝；这个假
设也许可以缩小芮玛丽和市古宙三两位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认为，在。地方
自治。这件事上，把。绅士。考虑为没有区别的一类人，的确会使问题复杂化。
虽然革命前不久的省议会运动的确为扩大绅商参政提供了一
个组织，而且确实触发了省府中有产的名流和文人名流的政治兴
趣②，但是地方一级的材料说明，地方自治的主要结果只是使农村
名流在他们故乡的村社的习惯权力合法化。在民国最初的二三十
年，随着自治运动的开展，运动呈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
面，它成了一个日益发展的政治学说主体的一部分，即设想沿着现
代的路线重建中国，其方式是通过代议制把地方的村社和中央政
府结合起来。这一政治学说主体经孜孜不倦的现代化倡导者、市
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当然还有孙中山）的介绍，从美国的进步思想
中汲取了大量养料。孙中山的思想尽管有许多含糊之处，但有一
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他支持现代性——特别是广泛的参政——不
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而是必须在地方村社中产生，然后逐步扩大
到全国。孙中山认为，地方自治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权力分散，而是
全国政治的一体化。但在另一方面，更进步的地方自治倡导者的
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却被传统势力大大地削弱了；为了这些目标，自
治运动干脆认为晚清时期乡绅行使的地方统治权是正确的，并决
心使它永久存在下去。
地方自治与存在的绅权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从所谓自治区的县
以下的行政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自治区通常简称为。区。。这种
在辛亥革命后广泛采用的区曾正式列入清政体最后几年颁布的地
方自治法规中。它原来打算执行的职能似乎主要是治安和登记工
作。辛亥革命以后，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袁世凯总统容许实行
代议制议会的惟一的行政区。从民国初期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
成立，区在行政法中被承认是最小的有效行政单位。区长或区董
被委以地方登记、治安以及教育、卫生、地方公共工程和一切按传
统由绅士执行的地方常规公务的职责。如在旧制中那样，县长行
使最终的控制权。但是，通过投票提名区长候选人的规定（区的选
民有财产和文化等资格的限制）以及县长从被提名的人中任命区
长的规定，都具有现代的色彩。①
① 关于区的行政史，参见。政治官报。，第445：2期（1909年1月）；。内务法令例
规辑览。（北京，日期不详）第11辑，第1－21页；。法令全书。（北京，1916年），1914年，
第4期第7辑，卷39，第5－12页；又第9辑，卷31，第17页；。法令辑览。（北京，1917
年）第6辑，第109－116页；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45、659－675页；李宗黄：。中国
地方自治总论。（台北，1954年），第113－114页。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行政法的标准条款的内容，就能发现有说
服力的材料，证明区实际上很少受到半现代主义的自治的影响，而
确实是从19世纪的中、晚期形成的复合组织和扩大的复合组织发
展而成的绅士组织。区的真正起源可从广州附近的顺德县的事例
看得很清楚。那里区的基本结构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期出现
的。。顺德县志。写道：。甲申时法攻越南，筹备团防。因创议分县
属为十团，募勇以时训练。事定后勇虽裁撤，而厥制相沿。光绪末
年划分自治区域，十区之名遂定。往时四十堡所统之村多移隶者
矣。。①
① 。顺德县志。（1929年）卷1，第1页。
② 小岛淑男：。清末的乡村统治：论苏州府的区董和图董。，载。史潮。卷88，第
16－30页（1964年）。这是一篇晚清社会史的重要的开创性研究论文。
在其他的情况下，区直接从原来归绅士管理的标准行政区产
生。1910年前后在苏州附近的湘城，里甲制中的都干脆改称为
区，绅士区长开始忙于举行建立地方自治的规定的仪式。这些绅
士实际上已投身于地方自治的一切重大事务之中，其中包括征税
和成立民兵，而他们自己就是殷实的土地拥有者。地方自治的社
会意义可从1910年的一件事得到说明，那时一群愤怒的农民焚烧
了。地方自治筹备局。，事前局的绅董已开始进行登记，并把地方自
治的。费用。加到他们平时征收的地租中。对他们的佃农来说，地
方自治不过是扩大了绅士已经掌握的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
的权限罢了。②
在晚清年间，作为绅权工具的都的重要性使人想起了湘乡的
事例；1853年以后都总在那里的出现是名流对叛乱反应的最重要
方面。毛泽东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色
的农村调查文献，证实了湖南的都的组织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仍存
在。他报道说，都和团已经分别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地方自治的名
称，即区和乡。都是一种扩大的复合组织，拥有1万至6万人，有
自己的武装、财政征收权和司法权。团似乎是从旧式的氏族控制
的复合组织发展而成，力量较小，但仍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组
织。都正和团长是。乡里王。和一切地方事务的有力的仲裁者。30
年代初期一份国民党的报告证实了这些地方组织实际上是自治领
地。①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1951年）卷1，第30页；湖南政府：。湖南省县政
报告。（长沙，1931年），第42页。
② 。法令辑览续编。，（北京，1920年）第8辑，第7页。
在整个民国时期，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通过将这类自治领地臵
于官僚的控制之下，断断续续地企图改进地方行政。可是区仍顽
固地坚持自己土生土长的农村形式。例如，1917年的一份命令指
出，在山东，不同区的区长头衔不尽一致。有的称社长，有的称里
长或保长，有的称团长。在想像中的新行政成规下，这种坚持旧现
实的现象在民国时期动乱的形势中是很典型的，并且只是一个例
子，它说明在变革的步伐慢得令人难受的社会背景下现代化的努
力是多么肤浅。②
在解释民国时期以来的地方材料时，特有的困难之一是关于
名流究竟包括哪些人这一定义。辛亥革命前不久，清朝进行改革
时造成的科举制度的结束，意味着原来用来确定绅士的几个正式
特征已不再适用。有一个情况至少是清楚的，绅士的地位在中国
农村已经根深蒂固，不是北京先发制人地下一道命令就能一举搞
垮的。我们的研究必定面临的困难问题是，它的延续性和变化性
之间的相对比重如何：旧绅士通过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有多少
人在新时代中继续生存下来？适应的过程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
阶级的特性？由于新人和新资本的流入，农村名流的组成变化到
什么程度？对这类题目的研究甚少。迄今还没有人能成功地提供
一个完整和系统的阐述，以说明20世纪农村名流的真正构成以及
他们从19世纪农村名流中产生的情况。①我们在这里只能根据
很初步的探索提供几个假设。即使没有别的好处，我们仍能指出
从历史观点出发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性。
① 在周荣德对20世纪绅士的引人兴趣的研究著作中，那个阶级在历史上如何与
传统中国的绅士发生关系的问题不幸基本上被忽视了。见他的。中国社会的变动性：
中国社会中绅士的前程。（纽约，1966年）。
② 关于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这类名词的例子，见李文治编：。中
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北京，1957年），第382－384页；。毛泽东选集。卷1，第30
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1935年），第880－881页。
即使是随意浏览20世纪材料的任何人，都不会忽视经常提到
的代表绅士的各种传统社会名称的情况：。绅。和。绅士。这些名词
经常出现在叙述农村形势的记载中，并且显然是指其生活方式、社
会地位和政治抱负与拥有功名的旧名流没有明显差别的阶级。②
20世纪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观察的一批人，根据其特点（除去功
名地位以外）可以把他们归入通常所理解的绅士阶级之中，有人可
能争辩说，这些观察家的社会分类方案还不够精确。虽然这无疑
是对的，可是在像费孝通那样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的著作中的一
些解说之所以模糊，并不是由于缺乏对方法论问题的关心，而是由
于这些著作寻求职能的描述以代替形式的分类。当费孝通把。受
过教育的土地拥有者。包括在20世纪的绅士一类时，他的意思是
说这些人像历史上以绅士著称的集团那样享有威信和行使权力。
毫无疑问，费孝通假定，在传统的制度下恰恰就是这些人通过科举
及第或通过捐纳功名和头衔才有资格取得正式的绅士地位。虽然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拥有旧政权的正式绅士地位的这些绅士究
竟占多大百分比的问题仍可争论，但如果否定某种程度的社会延
续性，那也是不合理的。①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史的大部分内容
包括了旧名流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努力，这种假设似乎是公
平的。
那种变化的环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过去用以确定绅士与国
家关系的形式上的特征已被取消。科举制度的结束的确意味着某
些特定的额外所得和机会的丧失，为此现在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
代替。虽然一个绅士家庭的地方上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名流
的亲属体系结构、学识的声望、闲情逸致，另外还常常取决于拥有
的土地），而且这些因素不单单是由正式的功名地位所产生，但在
某些方面正式的功名地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的生存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首先，依附在高级功名身份上的显要社会地位能使上
层绅士接近地方官员，这个特权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他们的税额核
定和法律裁决，同时还使他们免除腐化的衙门吏役的普遍的敲诈
勒索。其次，正式的绅士地位意味着在法令上可以免服劳役或免
缴劳役折成的货币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式的绅士地位
是取得收入的手段。拥有职务是一条能顺利致富的道路。在地方
上，绅士按惯例进行服务（如修理堤坝和管理地方防务），能取得各
种收入，很明显，如果农村绅士要生存下去，他们现在就要与国家
政权的正式机构进行新的联系。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芝加哥，1953年），第32页。在19
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当然也存在着作用于农村名流的不寻常的经济力量。经济
形式的基本变化（如地租的日益货币化，固定地租之代替分成地租，外居地主的增加）
改变这一阶级的程度仍有待于系统的研究。
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的材料的编排正好注意了这些问题。此书
在选用材料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分期方案的理论需要的影响。这个问题尚待
决定。
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