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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来称呼（例如霆营，就得自它的指挥者鲍春霆的称呼，他通常叫
鲍超）。营的指挥者不管是死了还是退职，一般不会把营臵于新的
领导的指挥下，而是把它解散而代之以新的招募单位。①
在曾国藩手中，戚继光的组编方案于是变成了协调中央指挥中
枢与大量效忠个人现象这两者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大量勇的队伍
聚集到曾国藩指挥的联合体之中，提高到军事化的新水平，它们现
在正与更大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并通过曾国藩的官方关系与更富
足的财政资助的来源相连接，所以能够参加远远超出省界的战斗。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37－145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60－1062页。
这种对个人的效忠并不总是有益于军事组织，这可以从乡勇
的最初组织者王錱的实例中看出。正是这些把他臵于地方组建武
装的最前列的品质——自主、抱负以及某种倔强精神——导致他
于1853年同曾国藩决裂。王錱不愿意把自己臵于曾国藩的指挥
下，宣称他只能全部地、特定地对罗泽南效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
的支持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勇的组织，这个组织此后留在湖南，称
为。老湘营。，以与曾国藩的湘军相区别。②
1852年后湘乡的地方管理
当曾国藩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反对太平军的范围更广的战斗
时，他家乡县的一些活动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在湘乡，如同在
湖南的其他县份一样，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的形式已远远偏离了
曾国藩最初的设想。如我们所看到的，曾国藩希望在事实上保持
团练的非军事化，防止在农村出现财政自主的军事组织。关于
1852年秋他返回湘乡一事，他写道，尽管他仍不了解朱孙诒的规
章，但在他看来，在县城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建立团练局都是毫无
必要的，在县城内，在官方直接控制下可以保持一支400名左右雇
佣士兵的部队。①单纯的地方控制的民兵，不需要筹措资金或训
练，所以用不着设局。
① 曾国藩：。书札。卷1，第45－46页。
② 曾国藩：。书札。卷2，第4页；。年谱。卷2，第2页。。湘乡县志。（1874年）卷5，
第9页。
但是不久以后，曾国藩就不得不努力对付湖南农民的反叛倾
向。1853年他以省团练督办的身份，就地方反当局活动的问题给
。公正绅耆。写了一封信。各县。匪徒棍痞。成群出没；对付这类人
物最终是地方名流的任务。曾国藩于是宣布，对游荡不定的逃兵、
开始将囤粮据为己有（这种做法叫。吃排饭。）的痞棍团伙，以及进
行恶意宣传动摇公众信心的一贯桀骜不驯的分子，格杀勿论。所
有这些人都将因当局的纵容而被当场杀死。这种血腥的方针反映
了强大的地方团局在整个湖南农村的出现，它们已经把法律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曾国藩确信，现在秩序受到了来自内部的致命危
险的威胁，所以他没有从极端残忍的措施退缩：几百名衣衫褴褛的
嫌疑犯被知县们解往长沙，遵照他的命令而被斩首。②
接任朱孙诒湘乡知县职位的唐逢辰发布了团练章程，这个章
程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曾国藩指定选取的方案。农村中的团练要与
保甲密切结合。登记册要写明所有15岁至50岁的男丁的姓名；
每户都要出一人当民兵。这些征募来的兵员必须完全不是专职
的，他们仍然被留在低层保甲首领的管辖下。但是唐逢辰和曾国
藩一样，不能不面对这一事实：普遍的社会骚动已无法由一般的官
僚管理机构加以遏制。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使团练非军事化和官
僚化的努力收效极微。首先，在朱孙诒担任知县职务期间创建的
地方防御组织，以氏族和复合的自然区划为基础，大部分仍然没有
受到新章程的影响。唐逢辰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在他的以登记制
度为基础的保甲形式之外存在自主的氏族民兵部队。①其次，在
组建武装的更高层次上出现了叫做。百勇。的组织，它们是受过训
练的专职部队，指挥者是称作。都总。的新的强有力的绅士人
物。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6页。
这些都总的出现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湘乡地方管理手段的演
变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这种。都。，或者说区，在县内有47个，最初
是征税的低层区划，表示税额相等的地区。这些单位显然是被当
作里甲税收系统的组成部分，有一个时期也被用作保甲的上层组
织。在它的保甲作用中，每都有一个主要人物，叫做。都正。，都正
是平民，负责登记在他都内的30或40个村社（面积达100平方英
里之多）的人口，并负责报告非法行为。都正作为平行于团练的保
甲网络的首领，仍是朱孙诒的地方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但在
1853年后，都正越来越被新的人物都指挥夺去了光彩，都指挥通
过对都的治安部队的控制，将都的治安职能集中到自己身上。除
了名义上管辖从村庄征募来的非全日制民兵之外，都指挥还控制
了一支受过训练的雇佣兵部队（百勇），百勇成为他的治安权力的
真正的利刃。都指挥对款项的日益增长的欲望使人想到了百勇的
职业性质；款项靠摊派土地税筹集，由每个都的训练机构（练局）管
理。尽管都在规模上差别很大，但它们在新的职能上却显然是扩
大的复合体规模的组织，处于复合团和独立氏族组织的聚集体之
上，它们可以从广大地区提取款项，用以维持百勇治安部队。①
都所以能作为湘乡组建武装中的关键单位而出现，其原因与
其说是它在保甲制中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它在征税的里甲制中的
作用。朱孙诒决意抛弃大受咒骂的由衙门胥吏经管的收税办法，
将一定程度的征税权限交到了名流手中，名流对地方税务的影响
现在作为他们在组建武装中所起作用的结果而开始增加。这个过
程和我们在附近的临湘和其他地方看到过的相类似。
组建武装的阶梯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1。也见卷5，第5－22页。
我已经在地方管理的范围内论述了湘乡的团练制度，但这一制
度还与湘军一起被看成是单一军事制度的一个部分。湘乡及湖南
其他县份的团练，除了增强曾国藩家乡地区的稳定性之外，还是他
的层次更高的部队的人力储存库。最初，当曾国藩决定从团中招募
健壮男丁（团丁）充当官勇时，他已掌握了几支已经组成的勇的部
队：王錱和罗泽南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已经与他们的村社分离。但
是，他仍然必须从湖南人力中不断吸收新的补充和替换人员。他的
指挥官们自然要搜寻那些已经接受过某些训练，或至少已经注册的
人。像都总的百勇这样的组织是一个明显的来源，许多人离开百勇
而编入湘军的营。这种情况在湘军指挥者与那些不愿看到自己县
内的治安部队被搞空的地方官员之间导致了一些摩擦。但招募新
兵的更为丰富的来源是已经将强壮男丁注册的地方团练组织，其中
一些人至少受过初步训练。当19世纪50年代后期湖南的军事威
胁减弱时，团的民兵队伍停止了常规训练，很快失去了它们已经能
集于一身的所有军事特征。然而，复合组织本身继续在为湘军招募
新兵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它们的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在从湖
南农村汲取新的人力中仍是决定因素。当曾国葆（曾国藩的弟兄）
1859年回乡募集一个新营时，他在招募工作中所求助的正是当地的
团的首领。①由于团局有男丁登记名单，并起村社组织中心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很容易地使人员从平民生活有秩序地转入军事生活，能
够为他们服役期间的行为作保，能够料理遣散他们的工作。如果湘
军最终必须遣散而又不给国内社会造成严重混乱，这最后一项作用
尤其重要。实际上它是全部军事化过程的一项防护措施。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1、20页。吴相湘：。湘乡曾氏文献。Ⅸ（台北，1959
年），第5592页（1859年曾国藩写给曾国葆的信）。
第四节 刘于浔和南昌防御
湘军的建立，如我们所看到的，靠的是曾国藩能够通过对他个
人的效忠，将勇的部队组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一支机动的、集中指
挥的和能够在它的省根据地以外作战的兵力。但是，曾国藩为了
地区霸权而向太平天国提出挑战的能力还取决于他能够和其他省
份的名流组成联盟，以便为他的军队获得地方支持和安全。在领
省江西的战略要地、首府南昌，曾国藩能够和当地举人刘于浔
（1806－1876）领导的复合水平的武装组织联合，刘于浔凭借这个
组织有效地控制了他的家乡地区达15年之久。刘于浔的势力向
下延伸进强有力的团练组织的网络，向上扩展至江西军（江军），江
军是在曾国藩的赞助下建立的一支新的勇军。通过刘于浔，曾国
藩使南昌名流成了他作战的重要助手。
南昌周围团练的起源
1852年秋，刘于浔已经辞去他在扬河厅的职务返回南昌，为
他死去的母亲服丧，这时传来了太平军已经包围湖南首府长沙的
消息。这个明显的威胁促使他在中洲（向来是县以下的一个区划，
他出生的村庄位于这里）开设征兵局，开始集聚资金和人力。刘于
浔和他主要的合作者、举人万启英，领导着附近两个最富最大的氏
族，这两个族自然地构成了新部队的主干。这支队伍最初似乎只
有受雇而来的几百名专职士兵，由雇来的骨干训练他们使用火器、
刀和矛。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页。这部地方志的卷28中为南昌组建武装
的过程提供了足够的文件。第1－13页对团练局的组成和人员有详尽的说明；第13－
28页叙述江军的战斗，并包括有关的奏疏和文章；第39－50页有267名受到官阶赏赐
的江军军官的名单。刘于浔的传记见。江西通志。（1881年）卷140，第47－48页；也见
刘孚京：。南丰刘先生文集。（1919年）卷3，第22－24页。
②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11、13页。
1852、1853年之间的冬季，刘于浔带领他的勇军来到首府，同
所谓绅士团局进行协作，这个局实际上是在官方倡议下在城内建
立的征兵机关，它已经集结了3个勇。军。，总数约有1800人。这
3个军并未充分结合，不过是些配合松散的勇的队伍的集合体，还
保留着它们原有的大部分自治权。这个集团似乎类似于曾国藩大
约同一时期在长沙组成和后来成为湘军核心的。大团。。将近春天
时，太平军向下游进发的消息传到南昌，刘于浔离城，带着他的人
返回中洲。官方记载使人感到刘于浔是应巡抚张芾的要求而这样
做的，为的是在城市遭受围困的情况下提供。外援。。但刘于浔实
际上是主动离去的，这看来是确凿的。中洲农村是刘于浔部队的
人员和给养的来源。刘于浔无疑认为，他的主要势力与他在农村
的氏族相关连，他的氏族是在农村而不是在行政城市南昌拥有大
量地产。②
刘于浔在中洲的局当时已经成为扩大的复合组织的中心，分
支遍及全县。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燕毅——刘于浔和万启英本
人的密友——急速从北京赶回，并从巡抚那里得到委任，。协同办
理练勇筹饷、保卫地方、接济省垣、弹压乡村事务。。带着这个重要
的训令，燕毅与当地四个氏族的首领合作，在领近的南州的一个名
叫上谌店的集镇上建立了征兵和筹款的局。几乎同时，3个另外
的局也在类似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总数达到5个。中洲局被确认
为。总局。，其首要地位的确立不是因为它成立早，而是因为刘于浔
与在南昌的省当局的亲密关系。刘于浔与省衙的关系如此密切，
以致南昌县当局本身在刘于浔的武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
施加影响。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由这个扩大的复合团练联盟维持的勇的部队，当地称为。五局
勇。，在南昌地区的防御和地方管理中承担了主要任务。1853年6
月24日至9月24日太平军围困南昌期间，。五局勇。因保持了这
座设防城市南部的供给线畅通而受到称许。更为重要的还是他们
在镇压地方叛乱中的作用。南昌之围是遍及全县的广泛的农民暴
动的诱因。当县当局无力处理问题时，刘于浔和万启英直接求助
于巡抚，巡抚派了一些幕友到中洲局，与刘于浔的指挥部协作。最
后，大约有40名本地人被缉捕并斩首。在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开
头以后，中洲局很快承担了事实上的县司法当局的职务，。嫌疑分
子。经常被送到这里处理。②
在其后两年内，南昌县组建武装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全县
到处出现了新的复合的组织或扩大的复合组织，大多数以集镇为
中心。县里的兼职民兵人数发展到几万。在组建武装的更高层次
上组成了江军，这是一支在曾国藩卵翼下的机动的职业部队。在
这两方面的发展中，刘于浔都起了主要作用。对于遍及全县的新
局，刘于浔能够提供官方联系而且给予其合法地位。南昌之围解
除后，刘于浔被授予知府官阶并被任命为江西省的署理团练大臣。
于是他成为农村绅士与官僚机构之间接关键人物。例如1857年，
在邻接进贤县的骚乱地区建立新的地方防御联盟中刘于浔就起了
作用。在绅士的代表们提出呼吁后，刘于浔。札生员姜应门暨殷实
公正之监生姜应菊迅行团练。。这些人至少串连了8个强大的氏
族（其中4个越过县界在进贤），组成了一个包括大约120个村庄
的联盟。①
江军的形成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8－9页。
1855年春，曾国藩驻扎南昌，试图在这里重建他2月11日败
于石达开之手后垮了的水师。太平军这时在中国中部的水路上到
处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占据了鄱阳湖口的九江，控制着天国首都
南京西大门的安庆。随着4月3日第三次占领武昌，他们控制了
长江上3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曾国藩决心退回鄱阳湖，并最终
打开位于九江和湖口的瓶颈口。由于他对防守后方交通线特别担
心，所以决定组织一支能够保卫在南昌地区的鄱阳湖南部人口的
辅助部队。他和江西巡抚陈启迈说服刘于浔承担这项需要建造几
十艘船和募勇的工作。曾国藩要求刘于浔组织江军，主要是要利
用五局勇适于江湖作战的能力；江军最初被设计成一支水师，尽管
它后来获得了陆上的增援部队。在使刘于浔作为署理团练大臣进
入官方统治集团之后，曾国藩让他招募5个营的部队。这支显然
是依照湘军的模式组织的部队，最初的规模大约有2500人到
3000人。刘于浔一直担任指挥，直到他在1868年引退。①
① 曾国藩：。奏稿。卷5，第63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4、23－28页。
② 曾国藩：。奏稿。卷5，第61页；。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24页。
曾国藩和刘于浔同在1834年获得举人功名，因而是同年。在
曾国藩对刘于浔的看法中，更为重要的是，事实说明刘于浔有江西
士绅的支持，并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指挥者。刘于浔
于是在南昌以南赣江上的市汊建立了造船厂。这个造船厂和它的
产品最初是曾国藩和陈启迈之间争论的中心，陈启迈想把这些船
只分配给自己的一个门生。但不久以后曾国藩弹劾陈启迈不能胜
任其职，并且有种种不当行为，陈启迈很快被免除职务。此后，刘
于浔完全处于曾国藩的指挥和保护之下。②
江军是在1855年新出现的，可是它的基础早在1852年当刘
于浔在中洲着手组建他的民兵时就打下了。尽管它是在省这一级
上发挥作用，但它却与五局和南昌其他地方的防御联盟有紧密而
持久的联系。新部队的许多军官和勇实际上是从团局中招募来
的。但是这种紧密的联系也引起了某些疑问：例如，我们可以问，
是否所有从这些局来的民兵队伍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指挥者率领下
被编入江军的？如果是这样，地方团练联盟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地方团练首领的名单与得到官阶奖赏的267名江军军官的名单
加以比较，我们发现，在140名团的首领中只有13人还以江军军
官的身份出现。这种悬殊的差异说明，刘于浔不是从地方联盟的
上层领导人中，而是从他们的下属和较次要的同僚中选拔他的军
官。在组织上，团练局与江军之间的界限仍然清楚地保持着。团
的首领，除13人例外，仍然是他们的地方局的首脑，主要负责地方
管理问题。他们的民兵队伍由于江军的招募而被搞空，但是我们
可以假定，以注册的备用村民为补充兵员，这种缺口被填平了。这
种从团练联盟，特别是从五局向上进入江军的人员流动，在整个叛
乱年月里一直继续着。①
团练联盟的持久性
尽管更高层次的组织持续地需要从最初的五局中汲取力量，
但最初的局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南州局提供了一个这种组织上的
持久性的实例。1853年由燕毅与来自赵、姚、余、黄几个氏族的绅
士合作组成的这个局，经受了连续的领导人员的危机，这些危机部
分地起因于它的创建者中的一些人去世，部分地起因于绅士流入
江军。1855年，当邻近的中洲局失去它的上层领导人时（万启英
去世，刘于浔成为江军的指挥者），燕毅靠他与刘于浔的密切的私
人关系担任了它的领导。燕毅于是成为地方五局中的人士与更高
层的官员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员，当更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时，他能派
遣并协调地方的勇。南州局这时发现它有必要任命一个姓范的新
的管理者，这样就可以带来另一个族的人员和资源。其后没过几
年，这个局的几名上层领导人去世，但因又增加了来自去世领导人
的家庭的绅士成员，它仍保持了氏族的代表性；范让杰由他的弟兄
或堂弟兄范让椿代替；黄荣由他的儿子黄仕福代替；赵立灿由他的
孙子赵以钤和其他几个赵氏家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