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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在那里,一种聪明和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的勤劳结合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它们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英国是逐渐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的;但是,将近十八世纪之末,向来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为迅速和强烈了。
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地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量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厂和作坊里的仅可立足之地以外,并没有为增加的人口准备安身之处。这样,自由竞争,或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驯的怪物,横行无忌了。那些能干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他们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任对她们不适合的职务。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许多地方使民族堕落了。同时,救贫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业纪律的残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的使他们能适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害处,并减少了它所造成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便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极其完美的。但它的精华大部分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但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为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所以,现在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空闲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之中,反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之于它,其实,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着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较有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和旨趣发生种种影响的知识。
经济学原理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一节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
第二节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
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 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
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第四节 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