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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教会对我的猛烈攻击，”达尔文晚年回忆道，“我一度打算成为一名牧师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可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尔文发现自己与教会格格不人、处处不合。但在1827年，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父亲的新安排。达尔文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强烈的宗教情感，然而乡村牧师悠闲自在的生活，将为他提供相当多的闲暇，来发展他在博物学方面的兴趣。实际上，自然科学当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席位而成为一门专业，仅仅通过科学研究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许多杰出的博物学家同时又都是牧师。
在成为真正的牧师兼博物学家之前，达尔文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在剑桥基督学院注册后，达尔文沮丧地发现，由于在施鲁斯伯里中学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知之甚少，为重新温习关于这两门语言的知识，他不得不雇请一位家庭教师。考试也令他心力交瘁，每一门考试都是一次新的痛苦，尽管通过狂热的学习达尔文全线通过。
剑桥给每一位钱包鼓鼓、乐于交际的年轻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达尔文很快与一群酷爱骑马、打猎的年轻人——他称做“体育爱好者”——打成一片。他后来深情回顾了当年活泼有趣的宴会，“到处是欢歌笑语，然后便兴致勃勃地打牌”。他不好意思地写道：“我知道，自己应当为这样度过的日日夜夜感到羞愧，但是那么多兴味盎然的朋友，而且我们总是兴高采烈，这使我在回忆这些时光时总是难抑内心的欢乐。”
阿尔伯特·韦（AlbertWay），达尔文和表弟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一个甲壳虫捕捉爱好者朋友，绘制了这幅达尔文“捕捉甲壳虫”的草图。
苦读和狂欢并不是达尔文生活的全部。他对博物学的兴趣有了新的焦点——甲虫。与同在基督学院读书的表弟威廉·达尔文·福克斯（WilliamDarwinFox）一起，达尔文痴迷地捕捉甲虫，两人称这是“甲虫行动”。达尔文竭尽全力获取新的品种。为了从河船底部搜集水生甲虫，他专门雇用了一名当地工人。当得知此人收受贿赂，把最好的品种转交给收集竞争者时，达尔文怒不可遏，立即将其解雇。
在一次捕获甲虫的远游中，达尔文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急忙一只手抓住一只。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三只。为了不让其中任何一只逃走，情急之下，达尔文将右手的甲虫塞到嘴中，以便能够捉到新的品种。未曾想，嘴中的甲虫喷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苦涩液体。达尔文大惊失色，赶紧把它吐了出来。手忙脚乱中，竟然把第三只甲虫也给丢掉了。还有一次出游时，达尔文捕获了一只甲虫，想不到它竟然是一个新品种。这只甲虫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份科学杂志盛赞达尔文首次捕获这类著名昆虫。多年以后，举世闻名的达尔文仍然认为，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成就，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在剑桥时，达尔文结识了两位富有影响的科学家：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StevensHenslow）和地质学家亚当·塞治威克（AdamSedgwiCk）。亨斯洛传授给达尔文许多关于植物和昆虫的知识。两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乡间散步，以致达尔文被别人称为“陪亨斯洛散步的人”。达尔文后来说，亨斯洛的友谊给予他全部事业最重大的影响。塞治威克通过传授野外考古知识，大大开拓了达尔文的学术视野。这位老人从岩石中阅读地球历史的能力给达尔文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聆听塞治威克的讲授，达尔文忽然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科学。他认识到，一名科学家，不应该只是记录事实，更应当寻求隐藏其后的规律模式。在与塞治威克一起的一次野外考察中，达尔文写道，“尽管我阅读过各种各样的科学专著，但什么也没有像他一样使我透彻的认识到，科学应当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整理，从中得出结论或者归纳出普遍的规律。”
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他和达尔文共同享受的乡间散步，帮助达尔文奠定了一生科学事业的基础。
1831年1月，毕业考试如期举行。在此之前，长达数周的苦读和不安使达尔文痛苦不堪。成绩公布时，他出人意料地在178名学生中名列第十。学位到手，达尔文喜出望外，和塞治威克去威尔士进行了一次地质考察之后，回到芒特宅与父亲和姐妹们共同度过了这个惬意迷人的夏天。
二十二岁的达尔文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身高将近六英尺。饱满高高的额头下，一双深邃的棕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浅棕色的头发短而细，但一脸又长又浓密的络腮胡子极有魁力。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这个友善随和的年轻人，即将享受乡村牧师平静安逸的生活。然而，1831年8月29日，一封来信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
补充材料：物种灭绝
一株植物枯萎，一只动物死亡，有时并不仅仅意味着单个生命有机体的消失，也许凑巧是整个此类物种的灭绝。1987年6月6日，最后一只黑海雀死去后，这种南美洲特有的雀科鸣鸟就此灭绝——在地球上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物种不复存在的想法由于与神学相悖，致使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早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博物学家们开始一致同意，在地球历史上，物种灭绝曾经多次出现。灭绝的走兽，特别是那些一度在地球上四处游荡的恐龙和其它庞大的野兽。它们遗留的化石使人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达尔文在南美洲发掘出几个“灭绝怪物”的化石。他在《物种起源》写道：“我想恐怕再也也没有人比我对物种灭绝更加惊奇了。”
目前，科学家认为，物种灭绝一直是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大卫·劳普DavidM。Raup估计。以往存活物种的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已经灭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劳普和同事杰克·塞普科普斯基（JackSepkoski）详细深入地研究化石记录后，公布了对物种灭绝“背景”比率的研究结果，即有机体在地球生命史中灭绝的正常比例。化石记录表明，物种至少经历了五次大消亡或者大灭绝。从地质学角度来看，在极短的时间内。灭绝的比例急剧地上升。根据劳普的研究，规模最大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大约2。25…2。45亿年似前，消亡的物种竟占存活物种的百分之九十六之多。所有物种的四分之三，包括最后一代恐龙，在0。65亿年前的大灭绝中消失。
对于这些大灭绝、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有些科学家认为，起因是当大陆板块从热带向极地漂移时，全球气候发生的变化。还有一些科学家宣称。大规模的小行星群或者彗星群与地球相撞，产生世界范围的尘云，遮住了阳光。致使气温下降，导致了物种大灭绝。地质学家和古鸟类学家仍然在为这些和其它一些理论找证据。
物种灭绝和物种进化关系密切。达尔文发现，关于物种和生命形式更替阶段之间的关系，灭绝物种的化石是绝妙的解释。达尔文还意识到，新物种的产生与现存物种的消亡密切相关。在《物种起源》中他写道：“新物种的出现和旧物种的消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物种灭绝以及它在物种形式（新物种的形成）中的作用，进化论生物学家不断提供全新的思想。富有影响的思想之一来自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奈尔斯·埃尔德雷德（NilesEldredge）。他们的断续性平衡理论认为，物种进化过程中，每隔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就会有短期的急剧变化；其时某些物种灭绝，某些新物种出现。也就是说，在大约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一定数量的物种灭绝后，剧变就会发生，物种灭绝为新物种提供足够的进化空间。
地球正处于另一次物种大消亡中，小行星绝不是此次灭绝的原因。目前的大灭绝是非常完善的物种——智人（现代人的学名）活动的结果。由于生境破坏破坏、环境污染、现代工业的恶果、迅速的人口增长，致使每天都有几十种动植物灭绝。也许在随之而来的几百万年内，物种大灭绝为新物种的发展提供了余地。但是，正如达尔文所言，一个物种消逝后将决不再现”。今天的植物、昆虫等动物一旦灭绝，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
第三章 贝格尔号之旅
这封决定达尔文命运的信来自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信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乘船环海旅行。英国军舰贝格尔号被派往南美洲进行一次环海考察，然后取道太平洋、印度洋返回英国。贝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二十六岁，物色陪他三年航海生涯的旅伴。对于博物学来说，这是研究地球各个角落求之不得的机会。亨斯洛推荐了达尔文。他会感兴趣吗？
结论不容置疑。早在剑桥时，达尔文就拜读了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1769－1859）的著作。洪堡是举世公认的著名科学家、旅行家。他对南美洲热带雨林和火山带的描述，激发了达尔文无边的想象力。他非常渴望亲眼目睹这些遥远地方的奇迹。拆读亨斯洛的来信，达尔文兴奋难抑。但是第二天，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这么几个字：“旅行被拒绝了。”这个简短的句子背后蕴藏着难以抚慰的深深失望。
驶近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贝格尔号。对于这里冷漠荒凉的景象，达尔文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毫无生起、令人沮丧的景象。”
1831年8月31日的一封信。达尔文告诉父亲，舅舅约赛亚·韦奇伍德二世同意自己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于是罗伯特医生答应了达尔文的请求，从此改变了整个科学发展史的进程。
罗伯特医生拒绝了儿子充满希望的请求。达尔文承认，这次航海计划面临许多阻碍。首先，花费昂贵，必须自己购买一些科学设备和食物。其次，旅行毫不舒适，危机四伏，许多旅行家死于海难和热带疾病。事实上，贝格尔号不过是一艘双桅小横帆船。这种船极易遇难，被称为“浮动的棺材”。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获得了这一机会，但都被他们以各式各样看似完美的理由拒绝了。最后，医生担心多年的旅行和冒险，会使儿子不再安心于牧师平静的生活。达尔文一向尊重父亲的决定，事事渴望获得他的赞同。只好怀着满腹的失望，给亨斯洛写信推辞了这个机会。在信末，他写道：“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我愿为它冒任何危险。”
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余地。罗伯特医生曾说过：“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常识丰富的人赞同你去，我将同意你出海。”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总是非常明智，认为乘船环球旅行对达尔文大有好处，既能开阔他的眼界，又能开拓他的科学视野，这使达尔文十分高兴。罗伯特医生得知韦奇伍德的赞同意见后，也立即慷慨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对此，达尔文心中总是满怀无以描述的感激。他深知，剑桥的学习已花掉了父亲一大笔钱，这一次的花费要比上次多得多。他开玩笑说，在船上他必须“特别聪明”，以便花掉这一大笔钱。父亲笑着回答说：“他们早就告诉我，你特别聪明。”
贝格尔号定于十月份扬帆出海。由于太多的准备工作，达尔文一下子陷入了紧张与忙乱之中，然后赶赴伦敦与菲茨罗伊会面。几天后，在船长的带领下，达尔文参观了这艘以后几年内将是他栖居之家的航船。贝格尔号着实让达尔文吃了一惊。船长仅90英尺，载运74人。他住的地方占据了一个小船舱的一角，只能睡在一张吊床上。虽然贝格尔号干干净净，装备精良，但如此漫长的旅程由这么小的一艘船来完成，达尔文不由得十分担忧。不过在给姐妹们的信中，他热情赞扬菲茨罗伊是一位“理想”的船长。两个人情投意合，实为万幸，因为就是菲茨罗伊决定达尔文能否随船考察。
贝格尔号草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坐在船长室桌旁。
人们有时称达尔文是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这其实并不十分准确。达尔文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官方资格。实际上，他随贝格尔号出海更多地表明，在十九世纪早期，科学不过是富有绅士打发业余时间的活动而已。尽管在此之前，大部分海军考察任务包含一些博物学考察，但航海时海军很少雇佣博物学家收集生物和地质标本。相反，军方鼓励官员们发展对博物学的兴趣，以便他们在执行常规任务的同时，进行一些科研工作。这个责任一般落在随船医生的身上。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McCormick）医生，贝格尔号的外科医师，是船上真正的官方博物学家，但海军也允许博物学家以个人身份自费随船出海。
海军礼仪规定，严禁船长与下级军官和船员有任何社会交往。对于贝格尔号来说，菲茨罗伊特别渴望找一位私人旅伴。更重要的是，作为国王查理二世的后裔，菲茨罗伊总是以自己的身份为傲，认为船上没有一个人属于他的社会阶层。首先，他需要一位具有相同背景、教养的绅士与他为伴，从而不至于在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独自一人进餐。菲茨罗伊期望达尔文和他一起在船长室吃饭，陪他在孤独寂寞时聊天，同时收集一些博物学标本为整个环球航行再添荣光。对于这些任务，达尔文信心百倍。碰巧，短短几个月后，由于达尔文拥有比他更多的闲暇和资料来搜集研究物种，麦考密克大为恼火，愤然离开了贝格尔号。这样，达尔文成为贝格尔号唯一的博物学家，获得了军官们和船员们许多善意的帮助。
傲气十足、喜怒无常的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是他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陪伴达尔文环球航行。
离开英国前，达尔文匆忙地购置衣物。衬衣和袜子占据的空间不大，但对于科研设备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解剖工具、化学用品、储存动植物标本的专用盒子和夹子；显微镜、望远镜、指南针和气压计等小心轻放的精密设备；还有采集地质标本的地质锤和从海中捞取标本的网套。除了用于射杀鸟类和兽类的来福枪以外，达尔文还听从菲茨罗伊的建议，购买了两支手枪用于对付南美的暴徒，南太平洋的食人生番，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意气风发。达尔文还随船携带了大量书籍。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的最新力作《地质学原理》的第一卷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亨斯洛赠送的临别礼物。赖尔是现代地质学的创始人，他的著述支持均变论的观点，认为地球历史可以回溯到遥远的过去。在旅途中，达尔文如饥似渴地阅读《地质学原理》，赖尔深刻的洞察力帮助他明晰了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地质结构。
达尔文费尽心机，成功地将自己所有的东西装载到贝格尔号上。与家人和朋友们告别时，达尔文许诺定期给姐妹们写信——信守这个诺言他可得不断努力。贝格尔号多次尝试出海，因天气恶劣，两次以失败告终。在他狭小的蜗居里，达尔文烦躁不安，越来越难以忍受。糟糕的天气令人沮丧，达尔文感到孤独寂寞，思乡日甚。航海生活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吊床仿佛总要把他抛到海图桌上，达尔文费了好大劲才学会控制它。更糟糕的是，达尔文沮丧地发现，自己非常容易晕船，对于上下翻滚的胃他毫无办法。
十二月二十七日，贝格尔号终于扬帆出海。达尔文病弱不堪，一连数日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能在阵阵发作的恶心呕吐的间歇期间，勉强吃一点饼干和葡萄干。达尔文一生从未如此难受过。这次伟大探险的开端真是毫无魁力可言。
情况很快有所好转。虽然达尔文从来没有克服晕船带来的不适，但两周后他感觉好了许多，开始对周围的环境发生兴趣。他发现伴随着熟悉的日常工作，海上生活安闲舒适，也有相当大的魁力。在给父亲的信中，达尔文写道：“我发现，一艘船就是一个舒适的家，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不晕船，简直整个世界都是水手的。”
贝格尔号依照计划进行环球航行、却并不总是径直向前行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名不见经传的阿根廷和智利海岸，夏天在靠近火地岛的南半球工作；冬天引退到北半球的温暖水域。达尔文多次游览包括火地岛和福兰克群岛的许多地方。由于贝格尔号经常在某些港口停靠，当军舰沿着海岸来回游弋时，达尔文常常能够在陆上逗留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登岸后，达尔文进行了规模庞大的陆上旅行。当贝格尔号在南美洲东部沿岸停靠时，达尔文骑马横穿阿根廷辽阔无边的大草原，行程600英里（约合960公里）。后来军舰在南美洲西海岸考察时，达尔文还独自一人横跨安第斯山脉并且安全返回。
对于达尔文来说，这次环球航行的新发现的确数不胜数。所有的一切都令他兴致勃勃；所看到的一切开阔了他对自然界的视野。1832年2月，贝格尔号抵达巴西，继续向南航行前，在此处逗留了四个月。与地球上其它任何地方相比，热带雨林拥有多得多的动植物品种。进人巴西热带雨林探险时，达尔文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高兴只是一个虚弱、没有活力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一名博物学家独自一人踏进巴西热带雨林时的强烈感受。”痴迷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达尔文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盲人突然获得了光明。
贝格尔号航海图
热带雨林丰富多彩的生命令人头晕目眩：短短一天内达尔文捕捉了68种甲虫。还有一次，在早上散步时间里，他射死了80多只品种不同的鸟儿。在林间路上，他亲眼目睹一大队浩浩荡荡的蚂蚁，所过之处，风卷残云，一无所剩，令人胆寒。他测量参天巨树粗大的树干，尽情体验观察雨蛙能否爬上玻璃板的快乐。达尔文的注意力不时从鹦鹉转移到棕榈，从甲虫转移到兰花。在给亨斯洛的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一种新激情，“我目前疯狂地痴迷蜘蛛”。在给姐姐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