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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
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
（曾慥高斋漫录）
“道学”对“新学”的攻击很明显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
切地讲来，这种学术攻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程颐曾强调说：“朝廷以道学、
政术为二事，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亦有此语），并不掩饰道学的政治作
用。这一点，对于认识道学的历史意义是重要的。
了解了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旧党中道
学家的社会身分和政治地位。
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
地主的利益。关于此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些详细的说明。
在北宋道学“六先生”中，司马光的政治活动是最明显的。如所周知，
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他在元祐执政时，亲自主持了复辟旧法
的政治措施，实行文彦博所谓君权应该依靠士大夫，不应依靠人民的政策，
保卫着所谓不能“用贱陵贵”的豪族地主的权益。王安石曾说：“终始谓新
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一）这是不容置疑的。
周敦颐表面上不象司马光那样显明，因为他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
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周敦颐之于道学，犹如禅宗的达磨、道教南宗
的张伯端，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但仔细考察周敦颐的政治经历，也
可以看出他与旧党的密切关系。
据潘兴嗣为周敦颐所撰的墓志，周敦颐自幼由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
养，仁宗景祐时经郑向奏授洪州分宁主簿。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
周敦颐知虔州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
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及为郎，故事当举代，每一迁授，辄
以先生名闻。”（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当在此时。
嘉祐元年（公元一○三六年），周敦颐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时，他与
新法的首要反对者之一赵挿⑸怠＞莼仆ゼ崴牵骸�
“赵公阅道（挘┖懦坪孟汀Ｈ擞卸衩澹ㄖ芏匾茫┱撸怨允�
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
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山谷别集卷上濂溪诗序）
可知周敦颐的政治措施深得赵挼某粕汀�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也曾荐举周敦颐：
“正献公（吕公著）在侍从，闻茂叔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
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捳谥惺椋撕狭Γ瓦谥芏匾梦隳隙纷伺泄佟Ｎ跄�
三年，赵捯蚴杌餍路ㄈノ唬鲋贾荨Ａ辏話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
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
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挶右瘛Ｗ苤芏匾盟淙还俦埃胝話、吕
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
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
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
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
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
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
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
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
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
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
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
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
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
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
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
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
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
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
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
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
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
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
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
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
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
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
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
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
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
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
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
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
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
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
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
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
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
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
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
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
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
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
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
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
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
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
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与
豪族结合起来，是第一次转折；元祐八年（公元一○九三年），哲宗亲政，
重新由章惇蔡卞等新党执政，是第二次转折。元祐元年至八年旧党执政时期，
一时豪族代表人物纷纷上台，政治上的洛党和道学中的洛学即完成于这一时
期，而程颐便是这两方面的实陈领袖。
旧党复辟时，熙宁道学的领袖程颢、邵雍都已死了。程颢的死对于旧党
是一大损失。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后，曾立即召程颢为宗正丞，“执政日须
其来，将大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伊洛渊源录卷二
邢恕语）。邵伯温说如果程颢不死，在元祐时名位必与范纯仁相等，是可信
的。此后，程颢的地位便由程颐来代替了。
程颐在元祐以前并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他早已为吕公著等所重视。
英宗时，吕公著曾上疏请对程颐“不次旌用”（吕申公家传，年谱引）。神
宗时，程颐在旧党中已享有很高声望，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和范
镇等对他都很尊礼（冯忠恕涪陵纪善录）。元丰八年（公元一○八三年）十
一月，哲宗刚刚嗣位，新起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以及王岩叟、朱光庭
等就同时举荐程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公元
一○八六年）闰二月，程颐至京师，除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召对，授祟政殿
说书，八月又差兼判登闻鼓院。象程颐这样的直上青云，在宋代还是罕见的，
也正说明旧党对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词说：“孔子曰：‘举逸民，天下
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
人矜式。”（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
元祐初年，程颐是旧党中首要的活动人物。他在经筵上宣讲“道学”，
同时对朝政“论议褒贬，无所顾避”，实际上已经成了吕公著的策士，如：
“时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所疑，必质于伊川（程颐）。”（伊
洛渊源录卷四）
因此，蜀党苏轼等对程颐深为嫉恶。
元祐时代的洛党、蜀党，是封建的“品级联合”之中旧党豪贵内部依地
方势力而结合的互相倾轧的集团。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以朱光庭、贾易、
尹焞、张绎等为羽翼；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领袖，吕陶、孔文仲、孔平仲等
为羽翼。此外尚有包括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的朔党，则依违于洛
蜀之间，而更多地倾向洛党。元祐二年（公元一○八七年），蜀党对以程颐
为首的洛党发动政治攻势。苏轼在奏状中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
以辞色。”刘安世论称，程颐与欧阳棐（欧阳修之子）、毕仲游、杨国宝、
孙朴交结执政子弟，号为“五鬼”；孔文仲也论称程颐为“五鬼”之魁，请
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程颐管句西京国子监，这一阶段的洛蜀党争
遂以蜀党的胜利告一结束。
我们必须指出，洛蜀党争乃是旧党内部的宗派倾轧，和新旧党争是不同
的。不论是洛党还是蜀党，他们都共同反对新党。蜀党的核心二苏，在神宗
朝均因对抗王安石新法被贬；旧党取得政权后，同时召入，先后任翰林学士。
苏轼于元祐时任至兵部尚书；苏辙权吏部尚书，使契丹还，为御史中丞。当
时吕大防和刘挚曾拟对新党稍作让步，称为“调停”，苏辙便力加反对。他
们的政治态度是极鲜明的。
洛蜀党争也反映为洛学与蜀学的学术宗派之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把
苏氏蜀学和王氏新学一同摈于正书之外，附于卷尾，这正是继承洛学的道学
正宗的偏见。但南宋道学家虽然不齿蜀学，却总认为蜀学犹胜于新学。所谓
“粹然一出于正”的张九成门人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书信中便说：
“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如盐宫县安国寺大悲阁记，省记不分明，其
中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类。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
无极，从文关西等游，又见其辩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
氏之说，尽欲以智虑亿度，以文字解说，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仁义
不可胜用’，子由又有传灯录解；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会三家为
一。此盖气习之弊，窃以为无邪心，谓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
人，则如某事某说，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与王氏同贬，恐或
太甚，论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文定集卷一五与朱元晦书第
九）
朱熹虽曾在杂学辨中对蜀学作了些枝节的批评，也说苏轼“大体段尚自好耳，
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吾于东坡宜若无罪焉。”在道学家心目中，蜀学是可
以原谅的，而王安石的新学则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这和洛蜀在政治上的关
系正相符合。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北宋道学是代表品级性地主的
正宗思想。
其次，还可以从宋代豪族的世家常常就是道学的世家来作些分析。如全
祖望在宋元学案札记中所统计，学案中的北宋相家，范镇一家有六世八人，
吕公著一家有七世十七人。程颐最推尊韩维，曾向他求撰程颢墓志，说：“智
足以知其道学，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后世，莫如阁下。”（伊川文
集卷五）韩维这一“北宋相家”中人，在学案中，除韩维本人列为程颢同调
外，其从孙瓘是刘安世弟子，璜是胡安国弟子，玄孙元吉是尹焞门人，吕祖
谦即其壻，而元吉子淲又是清江刘氏门人。按韩吕两家是北宋最大的豪族，
如邵伯温所说：
“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上，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闻
见前录卷三）
文彦博、富弼都出于吕氏之门。
另一方面，道学家有一种神秘的“心传”，这个“心传”本身正反映着
学统上的品级“世家”，而是“常品”所不敢想象的。在道学兴起时，道学
家已经拿起了神秘主义的“道统”的招牌。程颢为邵雍作墓志，就鼓吹“独
先生之学为有传也，。。推其源流，远有端绪”，而与所谓“师道不立，学
者莫知其从来”的凡人们的学术是绝不同的。从此旧党分子，效仿着韩愈所
捏造的“道统”，把程颢吹捧为“孟子而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程颐、刘立之、朱光庭等都这样说。“道学”的复古主义的“道统”就这样
堂哉皇哉地虚构得有声有色。然而揭开“道统”的画皮，原来它在实质上是
一种正宗的“安定的垄断”，而反映着土地权力的“安定的垄断”罢了。
在本节中，我们扼要地论述了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意义，至于道
学如何在思想斗争中与代表庶族地主的新学相对立，各道学家思想的本质是
怎样的，概见于本章以下各节及后面各章。
第二节 司马光的天命论及其
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一○一九年），
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