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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联合”，它们之间有联合也有矛盾。
周、隋贵族和关中豪族原来是唐朝封建统治的核心力量，唐人苏冕已说
得很清楚。唐会要卷三六氏族引苏冕的话说：
“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
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
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
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
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
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
然而唐朝在建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依靠着上述的
贵族，而已经吸收了不少的庶族参加政权。徐世绩、程知节、秦叔宝等都是
从瓦岗军中降唐的将领，这些人物并不是如上面讲的那样的品级性贵族。徐
世绩虽然“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锺”（旧唐书卷六七李绩传），但原来的身
分并不高，可以说是山东的土豪。此外，魏徵“少孤贫”，曾“出家为道士”
（同上卷七一魏徵传）。马周、刘洎，都起自寒族。马周曾发愤西游长安，
“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同上卷七四马周传）。所
有这些寒微的庶族人物，被吸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有机体来，就证明庶族势
力已在增长，和豪族势力足以相抗。这些随着唐政权而起的新贵，往往又与
门阀联婚。如徐世绩、魏徵子弟联婚山东大族。高宗时李敬玄“三娶皆山东
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同上卷八一
李敬玄传）。
代表专制主义皇权的唐太宗正是在这样又矛盾又联合的形势之下，左右
摆布，以期造成一种封建的“品级联合”的平衡，有利于专制主义政权的巩
固。他修氏族志和李义府修姓氏录，就意味着既对门阀加以抑制，又对他们
相对地予以重视。李义府的姓氏录，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我们认
为，这样在权力地位上规划的妥协步骤，是和九等定户“混一士庶”相对应
的，也是在豪庶之间求其混一。例如豪族门阀曾通过互相婚媾的血缘关系，
作为维持门第而排拒庶族的手段，在高宗时就受到禁止。隋唐嘉话卷中说：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
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
婚礼，饰其女以送夫家。”
这里说明唐王朝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不断采取措施抑制门阀的表面上，
骨子里却在于企图使他们妥协和联合。因为豪族门阀还有一定势力，还据有
“台省要职”的位置，而如李义府为子向山东魏、齐旧族求婚，也还是遭到
拒绝（同上注）。
马克思说：“加特力教会曾在中世纪，不分阶级，家庭出身和财产，由
人民中间挑选出一些最优秀的分子来形成它的等级制度，把这当作是巩固僧
侣统治权和镇压世俗社会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吸收被统治
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它的统治就越是巩固，越是危险。”（参看资本论第
三卷，页七八○）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唐王朝统治阶级的情况。我们必须指出，
庶族地主之参与政权，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说来，它曾起着巩固的作用，而
也造成了危险的局面。
到了武周时，庶族地主的势力更显然上升了，进士科更成为出仕的主要
途径。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科，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集
团。唐人沈既济说：
“太（武）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
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家给户足，人无苦窳，
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故
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
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
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雋彦韫才毓行者，
咸出于是。”（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这就说明，统治者选拔所谓“优秀分子”参加“品级联合”的封建政权，
不仅唐太宗了解，武周也了解。他们“选拔”的手段，即众所周知的进士科
举制。进士科选拔人物的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的否定，因此旧的名门大族如
赵郡李栖筠，也因“仕进无他技”（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参加进士科考
试了。封建专制主义王朝通过进士科吸引着各地方各阶层的人来参与政治，
特别是庶族这一阶层。如岭南曲江的张九龄，自称是“荒徼微贱”（旧唐书
卷一○六李林甫传）。福建的林蕴、欧阳詹，因了独孤及的新学记中说到“缦
胡之缨，化为青衿”，于是“相与结誓，继登科第”（见唐语林卷四企羡）。
这些是来自各地的庶族，由寒门微素，登第以至仕进，事例甚多。如元和十
一年（公元八一六年），“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唐摭言卷七）。
出身胥徒的汪遵，“一旦辞役就贡，。。（许）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
同砚席”（同上卷八），但汪遵毕竟先许棠而中了进士。唐末毕諴，“家本
寒微，咸通（唐懿宗）初，其舅向为太湖县伍伯”（唐语林卷八补遗），可
是毕諴考中进士而做到宰相。沽酒经商者也考中进士，如“陈会郎中家以当
垆为业，为不扫官街，吏殴之。其母志贤，勉以修进，不达不要归乡，以成
名为期。。。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及第。”（唐语林卷四贤媛）至于
通过科举而做到宰相的庶族，除上举张九龄、毕諴外，如元载“家本寒微”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以“明庄老文列四子科”出身，在代宗时做到
宰相。牛僧孺、白敏中、令狐綯等，都是出身寒族而伪造谱牒的人物，均官
至宰相。穆宗宰相王播也是寒门微素出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
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在显达后赋诗说：“上堂已了各西东，
惭愧阇黎饭后钟”（唐摭言卷七）。大体讲来，唐高宗以后宰相，大部分由
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因而，出身科举而走上仕途的庶族人物，形成一个
新的官僚集团。然而问题并不如有些学者那样想的十分简单。专制主义的皇
权曾经希望过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妥协，采取过抑右扬左的办法，但就统治
阶级内部矛盾上看，豪族和庶族却是在斗争中。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皇权倾
向于一方面，而在其他条件之下又倾向于别一方面，以致统治阶级的内讧削
弱了并损耗了唐朝的统治力量。
庶族集团的利益在各方面和豪族利益有些不同，因而在政治态度上也表
现得大有区别。例如关于争夺劳动人手这一问题，庶族地主就和封建皇权一
致，以对抗豪族。杨炎的两税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事证。如肃宗时“管户总
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
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
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卷七，历
代盛衰户口），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户口，比例极大，不课户占总户数三分
之二弱，不课口占总口数七分之六左右。有课口的户才叫课户，那么租庸调
大都集中于课户内的课口身上。有课口的课户，负担自极沉重。而不课户不
课口除老小疾病鳏寡外，主要就是贵族官僚门阀大族及其所非法隐占的农民
即客户等。杨炎两税的建议不但使门阀豪族在名义上要负担封建贡纳的一部
分，更重要的是企图把他们所隐占的隐户客户争夺过来。两税法事实上也达
到了这个效果，括出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同上，唯新唐书食货志作三十万）。
从文化教育领域来看，庶族地主之所以赞成和拥护进士科，因为这是他
们出身的阶梯，前引沈既济的话就是明白的说明。不少考中明经科的，还要
再考进士。可见当时人对进士科的看重。庶族地主由进士科出身的常袞为相
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以后常
袞任福建观察使，更立学校，选士入京参加进士科考试。进士科自高宗时刘
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因而又被称为辞科。唐会
要卷七六进士说：
“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
改更，旋即仍旧。”
进士试诗赋，不是唐代诗歌的发达的原因，而是诗歌发达在政治上的反
映。辞章既成为进士科出身的本钱，故出身庶族的张说、张九龄，都是当时
善于辞章的人。张说与苏頲，当时称为“燕许大手笔”。以后的杨炎、常袞，
也擅长辞章，所谓“■文章俊拔，当时推重，与杨炎同为舍人，时称为常、
杨”（旧唐书卷一一九常袞传）。其后以文章称者，如柳宗元、刘禹锡及牛
党中的杜牧之、李商隐（后投靠李党）、皇甫湜、杨嗣复等，都是进士科出
身。因而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往往就是辞章名家。
庶族地主因为过去的门第不高，也就不会请求门阀的那一套家教礼法，
行动放荡不羁。如史称元载“倡优猥亵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旧唐
书卷一一八元载传）。旧唐书对元载、杨炎、王缙的总评是：“三子者咸著
文章，殊乖德行。”（同上）至于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史书则说他
们“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旧唐书卷一九○下李商隐传）。
杜牧也被称为“恃才，喜酒色”，好狎邪之游（唐语林卷七补遗）。这些人
的行动，越出了门阀大族的规范，一直是被其反对派讽刺讥笑着。自然，庶
族地主的举止，绝不是被压迫农民的举止，当然有许多可耻的行径，但门阀
的指责却无疑的是有偏见的夸张，表现出豪族对庶族参加官僚等级制度的仇
视。从门阀豪族来说，特权贵族不依过去的身分来选拔，而一依科举来选拔，
就意味着过去旧式等级制度遭受破坏了，因而他们极力反对进士科。这突出
地表现在郑覃和李德裕的行动上。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说：
“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
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
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
名皆罢。”郑覃更直接请罢去进士科，被文宗以人才优劣“色色有之”
的
道理驳回。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说：
“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
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
得不罢。”
欲罢去进士科的，不止李、郑等人，华阴大姓杨绾也提出罢进士（旧唐
书卷一一九杨绾传）。他们为什么要力争罢进士科呢？李德裕的话说得很明
白。他说：
“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技，勉强随
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选官，须公
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间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
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这些话包括下面的意思：（1）朝廷大官，必须是公卿门阀的子弟来做。
（2）公卿子弟继父祖为朝官，必须以门第高下入选。（3）庶族寒士不懂规
矩，没有资格入仕。（4）家不置文选，否定进士科的辞章。总之，门阀大族
之反对进士科，主要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旧标准，反对另外订立规格，
以开庶族入仕之途。
唐代豪族标榜品第，虽然不象南朝那样严格，但仍然区分品第和凡庶。
这不仅涉及政治地位，而且涉及和政治关系相结合的土地占有的关系，这点
已经在前章详细论证过。例如苗晋卿推荐元载给陇西大族李揆。李揆当时任
宰相，“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而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
士不见用，麞头鼠目之子乃求官。”（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因了在等
级制度上重视门第族望，也就有所谓品级上的威仪礼法，如博陵崔祐甫，“以
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并且经常以宗法礼
教来讽刺庶族。既然重视传统的礼法，相随而来的便以经学标榜，如“郑覃
以经术为宰相”，建议刻开成石经，这是人所熟知的。又如杨绾博通经史，
“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他们正是以经义来反对进士的浮华的。这一套东西有其历史的渊源，而归根
结底就是封建地主对封建的追思、怀念、回忆底诗篇，是他的梦幻的本质，
他的政治的重要性等等发生的作用”，其目的是在于通过旧的文化传统以维
持宗法关系的族望和谱牒，使等级制度维系于血缘自然关系之下，而不至僭
乱。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说：
“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
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
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人无所守则士族
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
这里谈到地望、姓氏和婚姻等等关系，正涉及本卷序论补所论证的封建
制的实质。这样好象只有门阀大族的婚姻、冠冕、人物、贵戚才是评判等级
制度所应遵守的规模，否则，好象人无所守，封建国家就将衰亡了。这完全
是魏、晋以来的豪族企图挽回命运的回忆式的礼赞。
在上面已经论证过，等级制度可以从血缘的自然关系来建立起来，也可
以从直接的臣属关系来建立起来，二者在唐代社会是混合着的。正因为如此，
在唐代出现了一连串的党争，即旧门阀豪族和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
的斗争。
有些学者论唐代政治，曾将门阀豪族和新起庶族说成是两个阶级，这是
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是两个阶级，而是同属于地主阶级中的不同等级或阶层。
如果不分析豪族和庶族两者斗争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避免地陷于唯心主
义，以致从血统关系、文化关系上层建筑方面来歪曲唐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甚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古老阀阅等级的衰微，万分惋惜。
研究唐代党争，下面的几个问题必须研究清楚。首先，豪族和庶族虽有
矛盾，但同属于地主阶级，因而他们之间不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可
以转化。本为牛党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以后却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被
牛党所排斥，而转依李党。关于郡姓杜佑这一家，其孙杜牧却已成为庶族地
主牛党中的才人。更多的门阀大族也转而插足于科举，通过科举依然能够取
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如赵郡李栖筠、弘农杨绾和陇西李揆都是进士科出身，
他们并不坚持旧的传统身分，而服从唐太宗强调的所谓以官爵高下为“品级
联合”的制度。这是在研究唐代党争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之一。
其次，党争的后面，还有宦官在牵线，从中替专制主义皇权掌握着支配
和操纵的权力。宦官本是皇帝这样国家主权者的家奴，因了帮助皇帝左右各
派势力，而权力渐重。玄宗时的高力士，已经煊赫一时。及至德宗时，以宦
官窦文场、霍仙鸣为神策军左右军中尉，宦官掌握禁军就制度化了，权力更
大起来，从皇帝家奴的地位转而具有控制皇帝的地位了。
宦官既然是专制主义皇权力量的支持人物，他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代
表皇权的利益，特别在党争厉害时，或利用这一党以打击另一党，或利用另
一党以打击这一党。然而宦官势力强大的时候，往往是皇帝不能完全支配或
左右党争的时候，而宦官也往往和某朝的专制主义皇权同归于尽。汉代如此，
唐代如此，明代也如此。因此，宦官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废立皇帝，但他是
专制主义皇权的支持者。
唐代党争后面经常有宦官摆弄。举牛李党争为例来说，李党李德裕在太
和时为剑南节度使，宦官王践言为监军，后践言归朝为枢密使，因引李德裕
为宰相。牛党的李宗闵，勾结宦官杨承和，排斥了李德裕而引牛僧孺同为宰
相（参阅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卷一七六李宗闵传）。这种例子颇多，
不再列举了。这是研究唐代党争必须注意的问题之二。
最后，唐代的朋党之争，经常勾结方镇。唐人韦处厚就说过：“建中之
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为刘晏报
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事实上唐代的方
镇之乱和朋党之争的关系极为密切，朋党后面既有方镇的支持，而方镇后面
也有朋党的支持。就以刘晏和杨炎的党争来说，刘晏为杨炎所贬死时，博陵
崔祐甫与曾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泚，都来解救刘晏，史言“朱泚、崔宁又从傍
与佑甫救解之”；炎党庾凖也奏“晏与朱泚书，祈救解”（旧唐书卷一二三
刘晏传）。大体讲来，河北方镇与门阀大族关系较密。如安史降将令狐彰本
为敦煌望族，代有冠冕，安史败后，降为滑州节度使，临死时还推荐刘晏李
勉代领节度使，元和时赵郡李吉甫并上书表扬令狐彰，请优恤其子（见旧唐
书卷一二四令狐彰传）。又如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为范阳人，“通左氏春秋”，
李德裕特地推荐他为卢龙节度使，在破回纥后，李德裕还特地为他立碑撰文
纪功（见新唐书卷二一二张仲武传）。其子张直方，暴虐无道，而李党郑亚
子郑畋还上言皇帝，优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