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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现象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什么特别。或者说，人们不愿把这些现象看得太特别。拿节育来说，这种现象并非人类独有的现象。我在本书的场景16里面也曾说明过，节育基本上是哺乳类动物的特性，而目前我们的身体拥有的各种自然节育机制，则是从前人类（prehuman）与早期人类的祖先身上继承而来。一名狩猎民族的女性终其一生所生的子女人数几乎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女性相同。而狩猎民族的女性凭借的只是承传哺乳类的自然节育法，而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女性则可能在她衣橱的抽屉里装满保险套、子宫帽或口服避孕药之类的东西。
再拿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因素来说，基本上，这种现象也无任何新意而言。现代男女把“性”作为换取金钱的手段，这种做法相当于其他动物（例如说我们的祖先）以“性”作为换取生活空间与食物的本能。人类在获得社会与经济保障之前，会企图暂时延缓繁衍后代，这种现象其实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许多哺乳类动物在加入更好的群体，并获得更佳生活空间与更多食物之前，它们也会暂时延缓繁衍后代。我们在老鼠和猴子身上都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即使是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她们以“性”换取金钱的行为，我们也能在其他动物当中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场景32中有详细说明。
除了上述的节育与性交易之外，生物社会对性行为施以制约也非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所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的鸟类或哺乳类动物都有其雌性与雄性应该遵守的群体规范，以及群体独有的道德标准。这些规则通常是由领导阶层的雌性或雄性所制定，同时并以其本身拥有的力量来强制执行这些规则。不仅如此，这些规则还能以教育方式广为传播。一般来说，群体中上一代的行为会对下一代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上述群体规则在动物社会当中（例如说，在人类社会中）可能引起的结果是，部分社会成员会企图采取某些方式以规避社会制约的力量。而最近一些以“父权”（paternity）为题的研究则显示，这些尝试规避制约的成员其实经常都能得逞。
由于一般人根本还搞不清楚我们的行为当中究竟有多少行为是真正来自生物本能，因此很多人经常会把动物的生物性行为与文化性行为混为一谈。举例来说，我经常听到有人主张，如果没有文化的制约，生物指令（biological imperatives）最终将会导致长期伴侣关系和核心家庭的消失。但事实上，驱动人类的两性追寻长期伴侣并与伴侣共同养育子女的，是生物指令，而非社会规律。同样的，大部分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也因为相同的生物指令而表现出类似行为。对这些动物（或人类）来说，它们不需要任何宗教或文化规律来强迫它们建立家族。一切都是源于自然。相同的生物指令也会驱使某些个体（不论是鸟类、猴子或人类）将其长期伴侣视为终生的伴侣，并且终生对伴侣保持忠贞。对个体来说，能否终生都对伴侣保持忠贞，则要视伴侣的品质、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可供接受的选择而定。同样的，不论对男性或女性（或其他雌性与雄性的动物）来说，上述的生物指令也会驱使他们经常预期或准备进行偶然发生的外遇行为。
大致来说，外遇行为算是较罕见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不需要任何宗教或文化上的驱动力。人类对外遇行为最大的抗拒力量主要来自个体的配偶，以及所有个体的配偶。这种抗拒力量不仅是在人类，即使是对其他哺乳类动物或鸟类来说，也是同样强烈。而这种生物性的制约力量则显示，即使没有来自文化的压力或是禁忌，外遇行为也不至于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从文化上来看，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外遇现象和许多鸟类社会的情形大致相同。上述社会对一夫一妻制都表示赞许，而对外遇则采取贬抑的态度。而人类社会的外遇情形要是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例如狨猿和长臂猿）比起来，可能人类还比这些灵长类动物更胜一筹。每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外遇情况都不相同，但这些差异和社会制约力量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显。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虽不鼓励，但却能默许；而有些社会则甚至会将当事人（特别是对女性）处死。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社会都有外遇现象存在，即使是在将外遇当事人处死的社会也不例外。这些社会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成员对外遇行为的保密程度，以及成员是否准备承认自己的外遇行为。对研究人员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人类不同社会之间的外遇行为的差异在哪里。
生物指令与社会规则在现代人类社会当中如何发生交互作用？这实在是个引人入胜的题目。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对于社会规则的部分较少涉及。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贬损社会规则的力量，及社会规则对日常行为造成的影响。由于本书主要是以生物学观点阐释各种现象，为了避免让读者感到混淆不清，我决定在书中较少提及社会规则。同时，我也希望通过着重性行为的生物基础，使我的理论能和更多社会（包括以各种不同标准的社会性、道德观、宗教规范与信仰所构成的社会）中的更多成员都能产生密切联系。
尽管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员很可能就是阅读本书的典型读者，但大部分人类社会仍然对一夫多妻制或同性恋之类的性行为采取包容、宽恕（甚至鼓励）的态度。如果我在本书当中过分抨击某些性行为造成文化对立的背景，这么做对我并没有好处。因为对那些来自更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说，这些部分很可能会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希望将本书的重点放在性行为及其生物基础上，以期让这本书和所有读者都能有所关联。
所有的社会都不尽相同，因为每个社会本身有各自的发展历史。而且，整个世界的每个社会都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在发展。社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演化的过程并非随意而为，这些变化很可能是根据生物指令而来。研究社会演化的学者不仅能够明了社会进化的生物性因素（如生态学或疾病的危险），同时也能了解形成社会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指针。举例来说，农业社会比较倾向于一夫多妻制，而狩猎民族社会及工业化社会则较倾向于一夫一妻制。我们在场景30和场景31里曾对疾病的危险与可能性，以及社会对同性恋行为的接受度之间的关系有所说明。总而言之，从演化的规律来看，生物指令可能驱使社会上的多数成员公开进行某些行为，而社会则对这些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相同的，对那些少数成员从事的行为，以及无法公开进行的行为，社会则对其采取贬抑的态度。
在演化过程中，某些性行为逐渐转为暗中进行，某些性策略逐渐变成少数势力，这些现象全都是受到生物指令的驱使。同样的，社会成员对于性行为所采取的某些偏执观念与伪善态度，也是受到生物指令驱使才逐渐形成的。对于这些现象，我除了在这本书里有所说明外，同时，每当书中提到某种性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威胁时，我还会重新提出上述说明来解释这些现象。尤其有趣的是对性的假道学。因为就某些性行为来说，通常能从其中获得最大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那些以压迫或抨击等方式，防止他人在暗中从事和自己相同的行为的社会成员。因此，当我们发现，社会规范的立法者或促成者正放纵于他们所禁止的行为时，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而同样的，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统治阶层所表现出的类似行为，我们也没必要再去自讨没趣地加以指责。
当然，人类社会一旦经过演化而形成其本身的规则与规范后，不论这些规范内容如何，也不论这些规范形成过程是否和其他社会极为不同，社会内在的制约力量将会强迫每个成员适应这些既成规范。当社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时，生物指令开始驱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变得并不适合过去的规范时，这种内在压力就不可避免地减缓整个社会进化的过程。这时，社会成员不是被迫放弃自己所渴望的行为，就是迫使自己的行为变得更隐蔽。总而言之，从结果来看，社会中的多数成员似乎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文化与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然非常复杂且充满动力。两者不仅彼此影响，同时其本身也不断发生变化。社会与技术上的最新发展（例如儿童保护机构与父子血亲鉴定）很可能会给文化与性行为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些进展出现之前，对先进国家来说，影响最深远的进展显然就是现代避孕法的日渐普及。这项进展已在先进国家当中对整个社会及性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未来也会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相同的震撼效果。
至于现代避孕法会对受制于生物指令的自然节育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实在是个有趣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面也会有所说明。我还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些进展将会带来令人惊异的结果，例如说，保险套的出现其实反而可能会使男性所生的子女人数有所增加；口服避孕药除了会影响到女性所生的子女人数之外，更会对女性在“何时”“和谁”生下子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现代女性一方面受制于生物本能的原始驱动力，另一方面却能够依赖口服避孕药的协助，因此，事实上她们手中都对自己繁衍子孙的命运握着不可轻视的掌控权。但即使如此，许多女性读到这里，可能还是会悲伤地想起，她那经过精心设计的人生规划竟会毁于一次（或两次）令人难以理解的一时疏忽。女性这种自发性与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是否表示她的身体和大脑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是她所拥有的现代人格与她原有的生物本能彼此冲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的场景6、场景19到场景26，这些部分可能至少能让读者获得一些启示，让读者感到轻松一些。
作为一名生物学者，我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自始至终都只考虑到要以适于接受学界人士批评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我的研究论文里面当然充满了专业性术语、数据、表格与图解。这些资料也许适于表达研究成果，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免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由于本书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对性行为加以阐释与解说，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性行为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且不可捉摸的经验，因此在我着手进行有关研究时就了解，这项研究主题显然将会引起广泛大众的兴趣。而我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性行为有其基本规则，性行为本身除了具备一切世俗性，如令人困窘、给人愉悦、充满风险、带来罪恶、不辨是非等等，它还有自身的基本规则。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为了将上述有关性行为的基本规则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将性行为带入现实生活里，所以才想到在书中创造一系列的假想场景。我在每个场景里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性行为之间的对立状态，除了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状态外，最常出现的是两性之间的对立状态。另外还有许多场景则从各个层面探讨精子战争。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认为精子战争是所有性行为的基本要素。我在全书的每个场景后面都附上了说明，同时也试图以一名演化生物学者的身份对各种性行为加以解释。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我都是因为在过去某个关键时刻，我们父亲的精子钻进了母亲的卵子，而使我们来到人世。在受精的一瞬间，整套指导个体发展过程的复杂指令立即被打开了开关。这些有关个体发展的指令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而这些指令最终则创造出今日的你我。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是按照当时的方式与当时的对象进行性交，今天也就不会有你我存在这个世界。
每个生命诞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就连你我的诞生也不例外。但这些故事的细节至今鲜为人知。举例来说，我们不太可能弄清自己的母亲在受精的瞬间是否曾经到达高潮。就算我们知道母亲在怀上我们的那次性交中曾经到达高潮，但我们也无法弄清她究竟是在性交前，还是性交后，或者是和父亲同时到达高潮？我们也无从知道：在我们成为母亲体内的胎儿的几天前或几小时前，我们的父母是否曾经进行过自慰？他们之中是否有人是双性恋者？我们受胎时的那次性交是否为一次外遇行为？母亲怀上我们的同时，她的体内是否只有一名男性的精子？我们称之为“父亲”的那个男性，是否真的就是那个提供精子生出你我的男性？
通常，大多数人都是从长期伴侣关系的男女之间进行的例行性交中诞生出来的。不只是今日如此，这种行为可能至少已经持续了三四百万年以上。或许，例行性交中的受精丝毫不足为奇，但例行性交本身却有其令人惊异之处。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想向读者介绍的。此外，还有约20％的人是从非例行性交过程中诞生出来的。这些生命诞生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我在这本书里也会向读者介绍许多这类故事。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我想说明的许多行为都须附上明确的形象以便于读者理解。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许多场景与细节，就字面上来看，可能有人会将之视为色情文学。我曾试图不要如此毫无保留地直接描述，也曾希望每个场景或每项细节不至于使读者感到困窘或难以忍受。至于每个场景之后的说明部分，我则在其中尽可能地提出足够理由来支持结论。总之，读者们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能稍微需要一点耐心，因为尽管书中提及的所有行为要素最终都能获得适当解说，但我并没在介绍场景中的事件之后立即做出说明。
举例来说，书中有两个场景是关于自慰行为的。其中之一是描述男性的自慰，另一个场景则是描述女性的自慰。我在这两个场景之后都对自慰功能有所解释。而另一方面，这本书中的其他场景里面也经常出现与自慰有关的性行为，但我对这些行为就不再多加解说。因为只要能从有关自慰行为的两个场景中明了了自慰的功能，其他场景里的行为和自慰之间的关联也就不言自明了。
《精子战争》是一本以“性”为主题的论著。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爱情故事集。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尽力将人类性行为的原性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如果要以生物学观点来阐释这些场景，场景中的事件及其反响才是最重要的。对演化生物学家来说，他们的根本兴趣是：“人类为何会出现这种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会给人类繁衍结果带来什么影响？”而至于诸如“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感觉如何？”和“认为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演化生物学家则完全不感兴趣。当人类的本能驱使我们从事某些特殊行为时，我们的确会经历到某些感觉与感情。例如喜爱与恐惧、欢愉与兴奋等字眼，都能依次表现我们在意识里想要按照思考过程表现感觉与感情的企图。我在撰写本书各个场景时，曾尽量避免使用上述与感情有关的字眼，因为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行为本身上。
尽管这本书里很少用到与感情有关的字眼，但这并不表示书中人物不曾表现适当的感情。例如场景37里那对伴侣之间终生不渝的爱情，以及场景8里那个男人对他“儿子”的亲情，即使没有多加说明，这些感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场景18里面描述的那名十四五岁的少女与中年男子之间的关系几乎相当于某种非法行为（在某些人类社会里），但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段关系却充满了浪漫与激情。场景36里那名困惑的男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恋爱与失恋，他不断努力，想找到一名关系持久的伴侣，也想彻底弄懂女性的性行为，但在男人的整个人生里，他却不只一次地失望。至于像场景9里那名女性可能感受到的对配偶的恐惧与怨恨，以及场景33与场景34里遭受强奸的女性所遭受到的心理创伤与痛苦，则根本不需要多费笔墨来加以形容，因为场景中的人物所表现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一切。
有人认为，《精子战争》似乎把女性描绘成个个充满心机、善于耍诈、并且表现得很虚伪。也有人提醒我，《精子战争》可能会让我变成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以为这本书也许能够有助于矫正以“男性至上”观点来看待性行为的传统做法。这种观点实在是一种可耻的双重标准。长久以来，在许多人类社会里，传统的定论（通过男性作者一代一代传颂至今的某些理论）认为，男性由于受其生物本能的影响，他们才不得不去拈花惹草。但在《精子战争》这本书里，我提出的看法是，没有哪一种性别能以本能或其他借口作为独享利益的理由。只要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男女两性生来都会在“保持忠贞”与“进行外遇”之间做出选择。以繁衍成果的角度来看，男女两性不仅能从外遇行为当中获利，同时，他们要求配偶保持忠贞也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传统的双重标准可能会超出男性天生直觉所能理解的范围，因为只要给予女性自由，她们也能变得和男性一样放荡不羁。因此，在那些男性主控整个文化态度的社会里，强行推崇双重标准可能正好反映出一种共同的男性沙文主义行为，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则隐藏着男性不甘被戴绿帽子的心理。
不论对男性或女性读者来说，如果有人想在本书当中寻找偏见用以支持或反对异性，我都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是非常公平地对两性分别给予了抨击与赞美。每当我在描述阴茎的前后抽动的威力或是男性统治的权力时，我一定也会同时列举出女性对此所采取的对抗策略的相对实例。无论如何，就算是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如果有人一定要我指出两性繁衍竞赛的胜利者究竟是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