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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德米特里与父亲费道尔同时爱上了城里姿色惊人的艺妓格鲁申卡，经过一番情场较量，儿子打败了父亲，德米特里决定带情人私奔。 德米特里出走时，误伤了家中的老仆人；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费道尔被人杀了。 于是，德米特里被当作弑父的罪犯交付审判，并被判流放二十年。 作品告诉读者，儿子是无辜的，父亲却是罪有应得：费道尔贪财好色，放荡不羁，卑鄙无耻。 他结过两次婚，先后断送了两个妻子的性命。 他灭绝人性地奸污了流浪街头的一个女白痴，生下私生子斯米尔加科夫。 而杀死他的真正的凶手就是他的私生子。早在十九世纪，精神分析的先驱之一尼采，就直言不讳地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曾经教导过他的唯一的心理学家。尼采的这段话给弗洛伊德以很大的启示。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分析这部长篇小说。 他认为，与《俄狄浦斯王》和《哈姆莱特》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部表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作为一位爱好文学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非常钦佩作者的才华，小说对灾难性事件和戏剧性冲突的出色叙述，对人物反常心理和人格分裂的传神写照，对人类肉体与精神之痛苦的生动表现，使弗洛伊德为之倾倒。 他尽管分析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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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弑父情结”
，并得出了心理学的结论，可他又坦率地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在天才面前，分析也只好缴械投降了。”
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学派的批评家们，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更深刻的分析。 他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仇恨，实际上是对沙皇的仇恨，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痛恨。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家庭的父权统治，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君权统治的翻版。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有“三钢五常”
，家庭里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说到底是要维系整个社会的“君为臣纲”。一个痛恨专制统治的人，必定要痛恨这“三纲”。因此，对父亲的仇视，既是一种无意识愿望，一种源于动儿性欲的爱洛斯冲动；但换一个视角看，它也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有着后天因素的社会思想。 尤其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他的“仇父”与“仇视君权”是统一的。在后弗洛伊德的这种艺术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心理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的结合，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与改造，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病玫瑰”已经有了别一种魅力。在二十世纪山头林立的艺术批评学派中，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有不衰的生命力，与一代接一代的后弗洛伊德理论家们对“病玫瑰”的改良与浇灌是分不开的。回头看，忘不了神秘的“病玫瑰”
，忘不了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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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沉默的羔羊A弗洛伊德主义对艺术的影响和介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仅就艺术体裁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就分别介入了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等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讨论弗洛伊德主义与各门艺术种类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谈谈电影，谈谈银幕上的爱洛斯。说来有趣，二十世纪初，当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国际性学术述动，当爱洛斯话题弥漫于各个领域时，美国好莱坞的老板们，也不甘寂寞地赶来凑热闹。 当时的电影巨头，好莱坞制片人塞缪尔。 戈尔德温，开出十万美元的底价，请弗洛伊德“上山”
到好莱坞帮助把历史上的伟大爱情故事拍成电影。“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医生不想赚这笔钱，戈尔德温的计划因此落空。弗洛伊德不肯光顾好莱坞，并不妨碍弗洛伊德的“爱洛斯”走上银幕。 正像小说中对“意识流”的表现、对变态心理和分裂人格的揭示越来越多，银幕上也越来越频繁地演绎心理分析学说的那一套逻辑和术语。 当然，电影有自己的独特话语，有“蒙太奇”
，有“推、拉、摇、切”
，有“大制作、大场面、大动作”
，但这一切，在精神分析流派的影片中，都成了演绎“爱洛斯”流变的艺术手段。有一部很著名的美国影片《爱德华大夫》，成功地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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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关于“心理防御机制”
的理论来描写人物的心理、行为和命运。 影片写了一个精神病人的自杀，并调动电影手段来分析他之所以自杀的心理根源。 我们在《柳暗花明》那一章里介绍了“心理防御机制”中的“内向投射”。所谓“内向投射”
，是指将本来指向外界的攻击性冲动，转而指向自身，从而导致令他人也令自己无法理解的自残、自虐乃至自杀。《爱德华大夫》中的自杀者，陷于自我与超我、本我的严重冲突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向投射”已不属于正常的消释焦虑的手段，而衍为病理性症状，因而，他的自杀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本世纪以来，受沸洛伊德主义影响或者与弗洛伊德主义有关的影片，不胜枚举。 我们想着重分析近年推出的一部《沉默的羔羊》。
这部美国影片获得一九九四年的奥斯卡金像奖。 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精神病医生比利博士和年青的女警官史嘉丽。 影片开始时，史嘉丽还是一位正在安全部门实习的警官学校的学员。 上司给她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为了解一桩连环杀人案的线索而去同比利博士交谈。这位比利博士本来是弗洛伊德博士的同行，开一个私人诊所，专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 谁料到，在日复一日的“谈疗法”和“自由联想”中，比利博士走火入魔了：先是爱上了自己的女病人，爱得太深之后又转化为仇恨，仇恨到极致则开始动口吃女病人。于是，这位吃人恶魔被关进了监狱，不是一般的监狱，而是一个大铁笼子。 这位铁笼子里的吃人狂，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天才，他对犯罪心理的知微见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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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杂案件的明察秋毫，没有哪一个职业侦探和警官能和他相比。史嘉丽要向比利博士了解的是一桩非常恐怖非常残忍的案子，凶手专门残杀年青女性，杀死后还要剥皮。 这位凶手曾经是比利的病人，因此，史嘉丽开门见山地要求比利提供关于凶手的线索。 面对年青的女警官，比利博士对史嘉丽本人的兴趣，远远地胜过对那桩案子的兴趣。 比利以他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职业性目光，一眼就看出史嘉丽正在受潜意识的折磨，而且这种潜意识是来自童年的经历。 铁笼子里的吃人恶魔，把前来讯问他的女警官当作了他的病人，并开始对她进行精神分析。史嘉丽当然不愿意向比利提供关于她童年的任何经历，但为了完成任务，她不得不回答比利的问题。 刚开始还只是想敷衍一下，可是，精明的比利知道她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更知道如何诱导出对方的真话。 史嘉丽的童年经历终于一览无余地袒露于比利面前。原来，史嘉丽七岁那年，被寄养在一个偏远而荒寂的农场里，农场的主人养着一群小羊羔。 每到深夜，小羊羔便发出哀惋而凄凉的叫声，这叫声在史嘉丽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她实在承受不了这恐惧，便悄悄地打开了羊圈的栅栏，放出了羊羔，她自己也跟着可怜的羊羔，向荒凉的旷野跑去。这事惊动了主人，恼怒的主人狠狠地训斥了小史嘉丽。 从那以后，羊羔的悲鸣潜入了史嘉丽的意识深处，驱逐不出，排遣不掉。按照比利的分析，史嘉丽潜意识中的羊羔本来是沉默的；是她正在调查的这件残杀无辜女性的连环杀人案，打破了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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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的沉默，唤起了羊羔的悲鸣，使得她重新回到童年的恐惧之中。 比利博士断言：这个案子不破，羊羔的悲鸣便不会停止，本我的折磨便不会结束，她的灵魂便得不到安宁。尽管作为职业的警官，史嘉丽厌恶比利；然而，她不得不承认，比利对她精神分析是正确的、真实的。 后来，几经周折，几经艰险，史嘉丽终于破了那个案子，并捉住了杀人凶手。 而比利靠着他的犯罪“天才”
，逃出了铁笼，逃到了遥远的非洲。 影片的结尾，比利从非洲给史嘉丽打来电话，祝贺她破案成功，并问她心中的羔羊是不是已经沉默。 史嘉丽无言以对。这部影片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一部心理恐怖片，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关于“爱洛斯人格结构”的寓言。 铁笼子里的比利象征狂暴的毫无理性的本我；而比利的用“口”吃人，显然是用一种变态的方式来满足他的“口腔需求”。须知，在弗洛伊德的词典中，“本我”就等于“吃人猛兽”。史嘉丽的那位代表法律与正义的上司，是超我的象征。 而史嘉丽本人则代表着自我：她四面受敌，既要对付她自己的本我，那羔羊的悲鸣，还要去征服铁笼子的本我，那个吃人恶魔；既要无条件地执行超我的命令，又不得不在严厉的超我与恐怖的本我之间周旋，还得冲破外部世界（包括人的社会）的种种制约与束缚，努力完成她的使命。 史嘉丽成功了。 她打败了本我，她完成了超我的使命，她还使得她的自我与人格得到了升华。影片的象征的意味并未到此结束。 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影片为什么要把一位职业的精神病医生，一位天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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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专家写成一个吃人恶魔，并把他关在铁笼子里？这究竟是对精神分析学家的偏见乃至恐惧，还是对这种“偏见或恐惧”本身的嘲讽？我们认为，“铁笼子里的精神分析学家”这一银幕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影片编导者对精神分析学说的矛盾心理。 无论是对于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人，精神分析学说都是不可少的，这正好像人类不能没有医生；但是，精神分析学说一旦被强调到极端的地位，尤其是这一学说的无意识理论一旦被普泛化被极端化，那么，这种已遭“异化”
的学说，对人的心理健康，对人类的正常心理生活，便会带来伤害。 ——在这里，我们看到影片编导者自身的人格冲突和心理焦虑。不管怎么说，没有弗洛伊德主义，就不可能有《沉默的羔羊》，就不可能有银幕上的爱洛斯。对于艺术而言，“羔羊”不会沉默，“爱洛斯”不会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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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柜门ｄａｋａｉｇｕｉｍｅｎ
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弗洛伊德语，引自钟斯《弗洛伊德评传》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心理学”是文化人的事，是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学问。 即便对文化人，提到“心理学”
，恐怕更多地是想到那些繁琐的实验，令人头疼的统计数字，让人费解的专有名词……心理学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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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清的理论流派，但真正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并且能对日常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心理学”
理论，在弗洛伊德主义诞生之前，还难以见到。弗洛伊德的爱洛斯人格理论，在两个方面，对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是对艺术创造和艺术批评的介入（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谈到的）
，第二是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 后一种“渗透”又大体上分三个层次。一是“性论”。这是最深潜的，也是最为人所忌讳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人都不可能避开“性”这个层次。 直言不讳的弗洛伊德，公开探讨这个问题，触到了人类的隐私，也触到人类文化的要害。二是“梦论”。这是最普泛的，也是最朦胧的。 谁人不做梦？谁又能说得清楚自己的梦？弗洛伊德从“梦”入手，探讨人的潜意识，其理论触角，直指人的梦境，直指梦境后面的本我。三是“过失论”。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常见的。 一年三百六十天，哪个人没有一点闪失，或丢三拉四，不是忘了这就是忘了那；或说错话写错字，出洋相闹笑话；或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心共口敌……
前面两个层次，我们均已谈过；这一章，想着重从“过失心理学”
的角度，谈谈弗洛伊德的爱洛斯理论与日常生活、大众心理的关系。人的日常生活心理，像家里的大杂柜，什么东西都装在里面，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我们来打开柜门，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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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了忘却的记忆A弗洛伊德写完《梦的释义》之后，又写了一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为什么要写后面这本书？
这与他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有关。年过“不惑”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童年往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他回忆童年生活的时候，有一幕情景总是反复不断地浮现于他的眼前。 他叙述道：
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二十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 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弗洛伊德始终不知道这幕情景的实际含义。他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要哭？母亲为什么刚好在那时出现在我面前？……”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生活场景，弗洛伊德询问了他的母亲。原来，弗洛伊德两岁时，有一天发现他心爱的小保姆忽然不见了。 他哥哥开玩笑似地说，她被关起来了。 实际上，小保姆因为偷主人家的东西而被辞退了。 弗洛佛德却认为，小保姆被哥哥锁在了柜子里。 所以，当小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时，便以为哥哥把心爱的妈妈也锁到了柜子里。 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 就在这个时候，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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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出现了，解除了他的焦虑。如果没有妈妈的叙述和提示，弗洛伊德不可能回想起那件童年往事。 童年的回忆为什么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弗洛伊德认为，并不是我们的记忆有毛病，而是成人的经验遮蔽了或者改造了童年的记忆。弗洛伊德说：“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 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
有时候，虽然能够记忆起童年的往事，但这件往事的真正含义却被遗忘掉了。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记起了一件五岁时发生的事情。 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 姑姑正在教他认字母。 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Ｍ”和“Ｎ”
，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分这两个字母。 姑姑说，“Ｍ”比“Ｎ”整整多了一笔。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青年从小就刻苦好学，即使长大了也仍然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以至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他为什么偏偏只记住了“Ｍ”
与“Ｎ”的这一段？
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和清晰？
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 显然，这位男青年在童年时期也有这种好奇心。就像他想分清Ｍ和Ｎ这两个字母有何区别一样，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 一旦他发现，两性之间并无太大差别——男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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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童年时期的那种好奇心。遗忘是一种日常心理，弗洛伊德把它们分为三类。（１）忘记别人的姓名一个人若是忘记了他所熟悉的人的姓名，我们便可以猜想，他对他所忘掉姓名的那个人必无好感。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举了几个很有趣的例子。Ｙ先生与某女士发生恋爱，但某女士对Ｙ先生并无好感。 过不多久，她与Ｘ先生结婚了。Ｙ先生与Ｘ先生早就认识，并且同他有业务上的关系。 可是现在，Ｙ先生一再忘记Ｘ先生的名字，以至于每当要给Ｘ先生写信时，就要向别人询问Ｘ先生的名字。显然，可怜的Ｙ先生是要忘掉他的情敌，永远不再想起他。某女士向医生打听一个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女朋友。 她只记得这位女友未出嫁之前的姓氏，却忘记了她结婚以后的姓氏。 她承认自己很反对女友的这桩婚事，而且十分厌恶女友的丈夫。（２）忘记自己的诺言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对别人许诺，我们也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因为我们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而是另有隐衷。 弗洛伊德认为，对“诺言”的遗忘，多半是由于一种与“诺言”相反的情感，潜意识中阻止了主体对“诺言”的执行，只是主体事后不肯承认这一点。 某位家庭主妇，本来邀请了一位客人，客人按时赴约。 女主人看见客人后却说：“哦，你来了。 你看你看，我忘了今天的约会了。”显然，这位客人并不怎么受欢迎。 当然，主人决不会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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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自己的潜意识，而是很方便地归咎于自己的记性不好。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在军队中，遗忘不能作为借口以求得宽恕而免于刑罚——这一条铁的纪律被大家承认，而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对诺言的遗忘是故意的，遗忘者必须对自己的遗忘负责。生活中常常有这一类尬尴：某位或有权势或有门路或有本事的人答应给您帮忙，而且显得极有诚意极有把握。 您满怀希望地等待，好不容易到了对方给您许诺的时间界限，您又去找那位，您得到的回答却是：“哎呀，真对不起，我把这件事给忘了。”然后，对方再次许诺，比第一次还要诚恳还要有把握。 当然，您不会相信了，而且您心里头非常明白：他根本不是什么记性不好，而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