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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月下旬，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共400页码。为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赶写了《五一运动史》。编好7卷6号，陈独秀就今后编辑《新青年》的事，给李大钊、胡适诸同人写信，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担任。
陈氏的坚决信仰
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经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这时，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6年后（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延年满脸不高兴，因为陈独秀劝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
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延年在给友人雄东即丁肇青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陈延年不喜欢受人制约，不赞成跟着陈独秀、胡适后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请陈独秀作序。陈独秀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汪孟邹点头说：“就按你说的写。”
住在陈独秀家楼下的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和李达住在一起，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经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经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 “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在这之前，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将戴季陶骂了一顿。张东荪、戴季陶中途退出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夏日的一天，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经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北方同志的意见。李大钊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
社会主义青年团（1）
1920年7月14—18日，4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4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宣传报道部由杨明斋负责，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翻译俄国远东报纸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报纸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刚成立的革命局成员提供的材料。
8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鲁迅因大热，加上家人一个个闹病，休息了几天。5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寄给《新青年》。5月1日陈独秀出“劳动节专号”，向二弟约译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鲁迅没有写，他认为旧状无以维持，但转变也是一塌糊涂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也非新学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鲁迅并不反对介绍俄国思潮到国内。
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驿的。
8月22日，发行2000份的《劳动界》周报出版，这是工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象主要是工人，周报很便宜，一分钱一份。上海的工人生活费在增加，而工资在减少，工人的贫困化促使了自发的罢工次数增多，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劳动界》创刊的同一天，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在这之前，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了在这个月内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谈了一晚上。
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评价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嗯”，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一听，生气地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陈独秀怒气冲天，说：“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得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提醒陈独秀说：“《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有麻烦？”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9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陈独秀其实没有博士学位。
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胡适主张，要搞新文化运动，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么提高呢？那就是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不谈政治，陈胡二人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
秋天，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发起共产党的事。回北京后，张申府和李大钊吸收张国焘入党。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凌霜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开会不拘形式，结果决定不设会议主席，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工作分配时，黄凌霜提出，“各项职务不必用什么确定的名义”。张国焘问，“那工作怎么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该做，然后由各人自由分担。”李大钊提出，此事以后再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青年团（2）
因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李大钊每月从他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广州政府阁员（1）
1920年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
谈到黄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党组织，陈独秀说：“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最近，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转荐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刘伯垂来上海，陈独秀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时，上海一品香饭馆前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教书匠，他们都是在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因为是送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