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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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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入川(2)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 
  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 
  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 
  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和陈独秀夫妇同船的,还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 
  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 
  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 
  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 
  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 
  见陈独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他:“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陈独秀作诗和之,末四句云:“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待;俯仰无愧怍,何用无吝悔。 
  见到“俯仰无愧怍”句,沈尹默心里“咯噔”了一下,使他想起当年和汤尔和等人怂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事。 
  一日,陈松年对父亲说,在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俞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江津去住。 
  陈独秀说:“试试吧。 
  几天后,邓仲纯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大资本家黄某家找到陈独秀。 
  邓仲纯就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朋友邓初,即邓以蛰的二哥,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 
  谈话中,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到江津去。 
  他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 
  不少人还经常提到你。 
  陈独秀一听,兴趣大增。 
  江津到重庆去,120里水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邓仲纯走后,陈独秀和陈松年及吴季严哥哥吴景羲一商量,都赞成去江津。 
  吴景羲想在江津租屋开店,他的父亲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吴家顺”酱园。   
  白沙镇小住(1)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潘兰珍带了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 
  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 
  在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见到了一脸苦相的邓仲纯,他身后的邓太太见潘兰珍脚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脸扭头就走了。 
  见邓太太闭门谢客,陈独秀心往下一沉,嘴里仍然对邓仲纯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桐城人方孝远和方太太商量后,接待了陈独秀这位老乡。 
  此时陈独秀进退两难,千谢万谢地答应了。 
  晚上,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幸亏祖母未同来。”隔日,方孝远妻子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潘兰珍住。 
  中午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 
  陈独秀笑了笑说:“比住小客栈总好些。”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和邓季宣谈到外甥来租屋开店事,邓季宣说:“生意外来人不易做。可以开米店,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拉到重庆去卖。因劳累,陈独秀一时不能低头写字。闲下来,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汪孟邹,告诉他自己到了江津。9月23日,胡适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 
  汪孟邹于10月21日给胡适写信,谈陈独秀已有60岁,胃病、高血压病经常发作,他想请胡适把陈独秀搞到美国去。 
  汪孟邹写道: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 
  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经济援助,没有回汪孟邹的信。 
  好在陈独秀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 
  方孝远家楼上太热,陈独秀搬到了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楼下,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天热,陈独秀和潘兰珍喜欢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青岛山东大学的好友邓仲纯。 
  见到台静农,邓仲纯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陈独秀、台静农的父亲等都在他家。 
  这是台静农第一次见陈独秀。 
  坐了一会,陈独秀对台静农说:“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着长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学正巧举行成立60周年的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70岁的大寿庆典。 
  邓蟾秋是邓仲纯的哥哥,在江津农工银行任总经理。 
  邓蟾秋对陈独秀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台静农父子也希望陈独秀去白沙镇玩,那里有国民党不少机关。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走3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已在岸上等陈独秀。 
  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是租住邓燮康的。 
  晚饭后,陈独秀和他们父子聊天。 
  台静农问他:“听说先生过去喜欢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 
  陈独秀听了,笑吟吟的,接过台静农准备好的纸笔,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诗。 
  次日早晨,台静农准备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在4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 
  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台静农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副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静农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 
  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丈”,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大3岁。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北大同学会资助陈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 
  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 
  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 
  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 
  他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江津公园散步,和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   
  胡宗南、戴笠来访(2)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鹤山坪石墙院(1)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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