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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提到蔡元培,陈独秀嗟哦了半晌。
见墙上挂着裱好的章士钊的诗,刘海粟问:“听说你闲居斗室,写了不少字?”陈独秀说:“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刘海粟讲了一下自己在法国举办画展情况后,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说:“我去黄山,遇雨躲到文殊院,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没去过黄山,见画上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阴浓,赞叹道:“好松!好松!”说话功夫,陈独秀已题好款:“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说:“好,有哲理。
陈独秀嘴上说:“差得远!”
想想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刘海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请陈独秀写幅字作纪念。
陈独秀一时兴起,也不客气,大笔一挥道:“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他指着对联,大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
刘海粟连连点头说:“好!我收下了。
这次见面,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12月3日,托派中央临委开会讨论陈独秀的真正立场和托洛茨基关于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
但是我们要判定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如此,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陈独秀提名,因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李福仁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
尹宽反对说:“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但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了陈独秀。
投票结果,4票赞成,3票反对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反对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让全体同志们批准。
12月下旬,胡适给汤尔和写信,怪他1919年3月26日夜,和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私下讨论开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从而导致陈独秀后来左倾。
12月28日,汤尔和回信说,当时所以反对陈独秀,是因为他与北大的学生同嫖一个妓女……
引起愤怒,一时学校社会都盛传这件事。
故陈独秀不能再作大学师表。
见了汤尔和的信,胡适连连摇头。
自己当时就诧怪: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学界领袖视为事实呢?视为铁证呢?不错,嫖妓是陈独秀与夏浮筠都干的事,但说陈独秀“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既然没有亲眼所见,根据在哪里呢?现在想来,不是很可笑吗?显然,当时外人借此攻击陈,目的是攻击北大新思潮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汤尔和竟不察。
汤尔和觉得,以陈独秀当年的浪漫行为,放在大学,终嫌不类。
这就是自己的头巾见解,至今犹自以为不错。
此外,当时陈独秀即便不分道扬镳,以后接二连三的大刺激,胡适等人自由主义立场就不动摇了么?第二天,汤尔和回信道:“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
1936年1月1日,胡适出席千家驹和杨梨音女士的婚礼,并作证婚人。
第二天夜里,胡适给汤尔和写了回信。
不错,没有1919年的事,陈独秀也必然会脱钩而去的。
但若没有3月26日夜的事,蔡、汤两先生就不会给人感到,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
胡适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
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任何人,在西洋叫“公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胡适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隐私做攻击手段。
当年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就犯了此病。
事实证明,当年攻击陈独秀的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
1936年夏天,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并寄去托派刊物《斗争》、《火花》,想拉鲁迅支持他们反对毛泽东等提出的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
刘海粟说:你伟大(2)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5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病重的鲁迅在上一年12月18、19日写《“题未定”草》,还提到陈独秀,他说:“《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
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但他对陈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登了出来,表示“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并严厉地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陈独秀听说后,深怪陈其昌对鲁迅发生幻想。
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
濮清泉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
陈独秀认为,“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濮清泉问陈独秀:“先生可愿为鲁迅作一篇记念文章?”
“可以。
陈独秀肯定地点点头。
“但现在不行。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
濮清泉问。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陈独秀说。
“当时适之和守常争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
濮清泉问。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独立的思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
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
陈独秀记得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
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陈独秀说:“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
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
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他打算将来一定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究竟谁人是浅薄(1)
1936年12月中旬,监狱内气氛十分紧张,狱卒如临大敌,日夜值班。
听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扣住,陈独秀像儿童过节一样高兴,他掏出钱,请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点酒不沾,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他想,蒋介石这回是死定了。
喝酒时,陈独秀倒了一杯,倒在凳子周围,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他又倒一杯,说:“这一杯是为了延年、乔年儿,为父的为你们酹上这一杯。
说着,陈独秀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下来,陈独秀与濮德治、罗世凡痛饮了几杯。
12月26日夜里,一阵爆竹声将陈独秀从梦中炸醒,监狱外锣鼓喧天,一打听,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
陈独秀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爆竹昨晚炸了一夜,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他有群众基础。
濮德治说:“是政府命令放的,小商小贩不敢不放。
陈独秀摇头说:“不,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隔日,陈独秀精神稍好,他用心写了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小儿子陈松年寒假来探监,陈独秀对他说:“到了8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
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
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
年底的一天,陈独秀和濮德治谈起中国哲学。
他认为,中国哲学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诸子百家多数属于唯心论,如老、庄、孔、孟,但有一些是唯物论,如扬、墨、荀、韩非。
濮德治听来听去,发现陈独秀很崇尚王充。
濮德治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看法?彭述之讲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
陈独秀很生气,说:“扯淡!愚昧无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全能的上帝。
彭述之是从苏联学来的。
苏联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别的做法,怎么行呢?”苏联这一年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陈独秀认为不像一个工人国家。
濮德治问:“苏联哲学和西方哲学比,看来你是欣赏西方哲学了?”“我比较过中西方文化,还没有比较过苏联和西方哲学。
对苏联哲学,我是门外汉,读得少。
不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书,我主张读一读。
西方哲学家中,我很赞成易卜生。
他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这是至理名言。
陈独秀欣赏的另一个西方哲学家是尼采,认为他是批评万恶社会的哲人。
陈独秀的书架上,有一本尼采著的《扎拉图斯扎拉》,陈独秀写批注道:“此声河声也,汹涌澎湃,荡尽人间污浊。
吴虞曾寄诗陈独秀“新书还望狱中成”。
1937年4月,《东方杂志》24卷五、六、七号连续刊载陈独秀的《实庵字说》。
陈独秀很高兴,坐牢坐出了一片新天地。
国内正进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大多数托派分子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陈独秀同意这些观点,并在《实庵字说》中予以论证。
他认为,从文字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和发展。
濮德治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写大革命史?蔡和森、瞿秋白生前都写了。
陈独秀说:“写大革命史要资料,那一年国际要我去莫斯科,如果去了,很可能就写了。
提到大革命史,濮德治问:“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陈独秀十分钦佩地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沉默了一会,陈独秀感叹地说:“守常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濮德治很少听到陈独秀这样赞扬朋友,说:“你自谦吧?”
陈独秀说:“真实言语,毫无虚饰。
见陈独秀情绪好,濮德治壮胆说:“郭沫若讲你是行家前辈,又说你在狱中看不到书,孤陋寡闻。
陈独秀说:“郭沫若有些方面有天分,别人看来神奇和不可理解,正是他有卓见的地方。
但郭沫若也有浅薄的地方。
他说我在狱中看不到书,也不完全对,有些东西,是研究方法问题。
他反对文字学研究拘泥于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
这时,江苏南通的一位程老先生来探监,陈独秀十分高兴。
这位程老先生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小学家,年初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3月份又看到《实庵字说》,慕名而来。
一回生、二回熟,程老先生就成了陈独秀特殊的客人。
头几次谈话,程老先生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
这天两人谈到“父”字时,争了起来。
陈独秀说:“父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说:“先生错了,‘父’是一盆火,教人炊饭。
究竟谁人是浅薄(2)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因为陈独秀考虑到氏族社会父权大,以此论证社会发展史一个阶段,程老先生反驳他,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
程先生说陈独秀“不通”,陈独秀则回报“浅薄”。
见闹起来,濮德治忙上前劝解,陈独秀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
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
事后,濮德治诌了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后来陈独秀答应向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
隔日,濮德治对陈独秀又说:“以你的政治家身份和外文基础,你应该读点马列原文。
陈独秀说:“我怕翻字典,现在血压高,耳鸣眼花,日文可以看书,可是马列书都不是日文,日本没有出什么大思想家,英文有原文,你把书中生字查出来,我就读。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翻译还不行。
林琴南主张意译,胡秋原主张直译。
意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直译也不是机械硬套。
一次陈独秀看胡秋原翻译“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百思不解,后来查看日文原文,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濮德治听了哈哈大笑,陈独秀也笑了起来。
出狱(1)
1937年7月初,汪原放去北平经南京,到“一监”看陈独秀。
上一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陈独秀约稿,两人见过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
汪原放说:“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
陶亢德是《宇宙风》杂志主编。
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许多朋友要我写自传,那一年我在江宁候审,高语罕就写信叫我写,到底是你叔叔胆子小,不能即时印行。
汪原放笑了一下,说:“记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没有答应?”“群益公司开出稿费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条件优厚,我没有答应。
我对群益公司不放心。”陈独秀说。
十几年前,为了《新青年》,陈独秀和群益公司差一点打官司。
“适之也望你写自传。
汪原放说。
陈独秀说:“适之生活尚有东西可写,我的生活实在无文学性,枯燥得很。
但他答应给陶先生去信。
谈话期间,陈独秀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写信,请他保释关在中央陆军监狱的郑超麟。
陈独秀写道:“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
倾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
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中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以前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蔡元培给军政部写了一封保释信,但没有结果。
写好信,陈独秀请汪原放转给蔡元培。
陈独秀写信时,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说:“仲叔,你给别人题了那么多字,听说何应钦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给我题一幅吧。
陈独秀便悬腕挥毫:“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
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
陈独秀放下笔,歪头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章盖了。
观赏了几遍,陈独秀又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
说话功夫,墨迹已干。
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又谈了一会,看天色已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
陈独秀将汪原放送出门,神情有些黯淡,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
蔡元培是个有求必应的大好人,见到汪原放带来陈独秀的信,蔡元培小心的关起房门,问起陈先生的健康和生活。
汪原放告诉他:陈先生身体还好,没有大病。
蔡元培放心了,他没有对信上的话发议论,认真的看了汪原放代拟好的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信后,默默的签了字。
7月8日,陈独秀给陶亢德去信:“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7月16日,陈独秀起笔写自传。
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7月25日,花了10天时间,陈独秀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一万字。
月底,陈独秀写信告诉陶亢德,《自传》前二章写好了,即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濮德治、罗世凡都喜欢看《实庵自传》,说写得不错。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我们要么被解决,要么提前释放了。
8月中旬,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使监狱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8月15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
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房屋顶炸塌。
陈独秀慌乱中躲到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
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身上的灰,忙问:“没有事吧?”陈独秀说:“没有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说:“我去找一下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仲凡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举行了会谈,“国防参政会”参议员胡适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陈仲凡找到胡适后,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生气地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
我宁愿炸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