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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的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的谭平山认为，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冲突引起的，他主张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同时建议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来中国，这一建议1927年1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
汉口特别会议（2）
1月21日，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收到罗易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后，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说：“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随后得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
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3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陈独秀犹豫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改组远东局
1927年2月17日，即毛泽东写毕《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的次日，在上海的瞿秋白写《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写了此序，瞿秋白交给汪孟邹，请亚东图书馆排印。
接到毛泽东的文章，陈独秀同意刊出其中一部分章节。毕竟，曾在湖南乡村作考察的毛泽东得出了与共产国际新指示完全相同的结论。
2月18日深夜，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得到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的消息，宣布罢工，当时未经共产党中央和区委批准，只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区委代表同意。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2月19日早晨，曼达良等人问周恩来，晚上问瞿秋白和萧子，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次罢工的决定。
2月22日，瞿秋白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好。”不料陈独秀、彭述之听说后非常生气，命令总工会发布罢工“纪律”，限制工人行动。第二次工人暴动前夕，瞿秋白写信给陈独秀，主动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因他提出工人夺取参政权，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
当天，上海区委感到应该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派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C。P。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杨杏佛也抱怨海军提前打炮，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次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共产党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
晚上，瞿秋白出席了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罢工失败原因是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兵变，脱离群众。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次起义的指导机关中央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参加。瞿秋白、彭述之没有参加，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武汉筹备“五大”，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离开武汉前，瞿秋白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向中央贡献自己关于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意见。
维经斯基“二暴”前去汉口，走时，他对阿尔布列赫特说：“事件已不可避免。” 阿尔布列赫特说：“你最好留下。”他说：“应该走，也许还会回来。大家都离开这里……”
2月22日，蒋介石对来武汉的维经斯基说：“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我个人对鲍没有任何恶感，一直把他当老师看。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我很久没有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了。由于我们很少见面，出现了与共产党的某种决裂的局面。需要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我想见见陈独秀。”
次日早晨，蒋介石对维经斯基说：“我想问您，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对您的到来已等待很久——怎么办，政府是否迁往汉口。我等待您的通知。共产党人在攻击我。说我成了军阀，是独裁者。”
危机到来时，阿尔布列赫特对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有意见，说格里高里“什么信念都没有，把这一好似眼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吹牛搞阴谋”；鲍罗廷“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阿尔布列赫特也抱怨陈独秀，说他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不知道，2月1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达夫谦拍电报说：“最高领导机构必须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动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
福京、拉菲斯和阿尔布列赫特等人对维经斯基的意见，促使联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组远东局，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展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合作……秘密征询鲍罗廷和武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后的意见，是否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考虑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五大”时的威信，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3月21日联名给布哈林和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汪、陈联合宣言（1）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暴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陈独秀在3月5日特委会上说：“松江下，苏州下，鲁军退，三个条件有一个，我们就发动。”现在条件具备了。上海80万工人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周恩来认为以前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武装，而是先回家去了。经过努力，工人们走上街头时，手上有了200条枪。罢工立即转入武装暴动。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打下警察署、湖州会馆后，战斗集中于三处，即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天通庵火车站。当时，罗亦农在施高塔路四达里指挥部指挥，周恩来、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由郑超麟及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来往指挥部送信，参与指挥战斗。
周恩来与罗亦农、赵世炎商量，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攻势。周恩来从21日起义开始，就没有合眼，一直战斗在前线指挥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车站，南市俘虏了敌人百余人，下午4时，攻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浦东）。攻打闸北车站战斗十分艰难，敌人机枪压住了进攻的火力，在苍澄打了两天一夜。
武汉国民政府通过苏联的同志向军事顾问下达准备失败的秘密指令。因此在浙江前线只有右派的部队。见白崇禧的军队按兵不动，起义指挥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军队中进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只好答应派薛岳部队支援。北伐军和上海工人武装一夹击，打下了闸北，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3月23日，上海10万市民举行集会，陈独秀在湖州会馆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英雄壮举，陈说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寓所不久，罗亦农来了。陈独秀说：“我写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环龙路26号，见一下吴稚晖。”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印象很好，想掌握薛岳，对付蒋介石。在当晚特委会上，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岳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岳部队。”两天后，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代之以刘峙。陈独秀气恼地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别想要革命。”这时，传出右派军队可能来缴枪，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4日，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昨天，他们又捣毁了安徽左派省党部。
隔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下午4时，蒋介石到上海。晚6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说：“蒋来别有用心。”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将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
这时，杨之华来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进行自发罢工。陈独秀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杨之华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杨之华离开了陈独秀办公室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陈独秀更生气了，问：“你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
蒋介石到上海后，周恩来去见他。蒋介石严肃地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下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使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
汪、陈联合宣言（2）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与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第二天，蒋介石换了个面孔，立即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孙中山旧住址会谈。
蒋介石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这件事你回来了，就请你做，你不回来，我做。”汪精卫说：“兄弟刚从外地回来，不敢独自作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主张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表决。”4月3日，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汪精卫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这件事你和陈独秀说，。”“陈独秀正在找我。”“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受到鲍罗廷左倾影响，有害党国，要开好四中全会，他们的命令是要宣布无效的。”“这件事好办，待兄弟回武汉就行纠正。”“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你看怎么处置？”“党内阴谋捣乱者，自行纠正。”“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听指挥怎么办？陈独秀、吴廷康讲过要与右派军队决斗的。”“工人纠察队要听你的指挥，你是总司令。”“不听怎么办？算不算反革命，？”“不听总司令指挥，便是反革命，严行取缔。”汪精卫说。
次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很严肃地问：“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陈独秀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陈独秀走后，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汪精卫说：“这事看来不那么简单，我再和陈独秀说。”
4月4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给汪精卫，上面写道，国民党“决无驱逐共产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等。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两党是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陈独秀说：“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
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骂道：“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他质问汪精卫说：“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汪精卫放下脸说：“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国共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这样，不发就是了。”说完，汪精卫吩咐收拾行理去武汉。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转而苦苦挽留，叫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但没有留住汪精卫。
共产国际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
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北上与东进（1）
1927年4月初，国际代表及武汉的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3月31日，斯大林签署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给鲍罗廷发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决议回电中共中央：“暂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7日开会，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但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
在武汉的维经斯基不知道国际指示，给上海发电报：“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就应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后来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