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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等等，直到80年代仍然有一些诸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而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我把这种文化状态称为“无名”。90年代日趋涣散的文化走向在文学创作上有深刻的反映，出现了启蒙话语的消解和私人生活的叙事视角等创作现象，理论界对90年代文学作过许多命名，如“新状态”、“后现代”等等，在我看来，诸种现象都反映时代已进入了无名状态，在无名状态里，知识分子的声音成为一种个人的声音，但时代是由多种声音构成的，在容忍私人性话语的同时，也应容忍知识分子的启蒙声音，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构成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对关键词含义的界定，在于帮助读者对文学史叙事语言的理解，也帮助读者弄清编写者有关当代文学的观念。但真正理解文学史，主要还是直接把握文学史本身。重写文学史的提倡至今快要十年了，这十年中，研究者们对文学史的思考没有停止，而且一步步地取得了扎实的学术成果。现在我想通过这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当代文学史的实践，来总结一些实质性的经验，使文学史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注释：＇＇1见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1997年10月22日于上海黑水斋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下一页绪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集体性的精神运动过程，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文学的历程仍将一如既往地跨过世纪之门，向新的未来深入推进下去。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短暂的瞬间，不可能积累太丰富的精神成果，所以，人为的断代史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1949年算起的当代文学史，仅仅是20世纪文学的某一阶段，这个概念也会随着“20世纪文学”或者广义的“现代文学”的普遍应用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但目前仅就这一阶段性的文学过程为研究和教学对象，其源流也只能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早在40年代，新文学运动中的左翼人士就已经在理论上探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正在进行中的抗战所提出的文化要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著名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是这种理论要求的集中反映，虽然这场讨论表面上是由毛泽东的一段有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论述1和向林冰的一篇探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理论文章2所引起的，但它深层次地反映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在战争的现实要求下日益显得不相适应的困境。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断抗争来自国家权力所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对长期蒙受了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采取了启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态度，这种“双刃剑”的功能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发挥了辉煌的战斗力，并在常识上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但是，1937年爆发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这个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受到考验，由于在战争中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在几千年被压抑的人性中爆发出自我牺牲的“美的极致”（孙犁语），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