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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和蜕化变质的王清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说中直接抨击的对象。在这一种阅读和分析的视野里，相对于对刘世吾形象的重视和争议而言，对作为小说叙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虽然也有大致准确的把握，认为他是小说中与刘、韩等人物对立的中心人物，一个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在小说叙述结构中的作用和与作品主题的关联则明显地存在被忽视的倾向。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原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从一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结果却发现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像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退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获得更切实的理解。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组织部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的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和爱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该涉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刘世吾象征了现实对理想的冲击，或者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与对韩常新、王清泉两个人物的简单化、漫画化的描写相比，刘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现实指导者的身份出场的，尽管林震始终对刘世吾的处世态度、工作作风抱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但他们之间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和林震一样，对于韩、王这样的干部，刘世吾在心里也很反感，相反对林震则认为“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如果说林震对韩、王两人的态度是明显的反感和对立，那么他对刘世吾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疑惑、质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钦佩的成分，他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对话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没有把刘世吾这个人物作单一化处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使刘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变轨迹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体现。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所以，刘世吾的形象并不是“官僚主义者”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从刘世吾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只是对《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外在冲突意义上的概括，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性。与赵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历程中的另外一条线索。作者暗示了林震对赵慧文朦胧的爱情意识，即“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在作所呈现的外在冲突中，他们的相互理解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内心冲突中，他与赵慧文的情感涟漪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林震对现实的质疑、惶惑、孤立无援之时，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相互靠拢，就为几乎是预设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内心矛盾中对这份情感的克制，是爱情需要对事业需要的退让，也是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利，最后所作的理智选择同样体现了他的成长。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生活刚刚展现它的魅力，周围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作家却敏感地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目光，他通过林震的内在视角，在两条冲突线的交织中表现出：就在这一片生机里，有一种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刘世吾那些据之有理的逻辑和成熟举动的背后，有某种不可原谅、不能妥协的东西，他对之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尽管对于林震而言，斗争的对象似乎无处不在，有王清泉式、韩常新式的在明处；也有刘世吾式的象泥鳅一样滑腻；斗争的过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他偏偏以一种执拗的“幼稚”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至今还散发着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对官僚主义揭露与批判的具体性，而体现出理想与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对现实的审视批判意义。当然，从小说在当时客观效果看，人们从一开始就看重其对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实际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作家积极干预生活，勇于揭示社会生活矛盾的一个尝试，是现实战斗精神的一种体现。可是不久之后，小说却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小说才成为“重放的鲜花”，受到应有的肯定。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思想者的苦恼：
《望星空》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一首典型地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的政治抒情诗。表面看来，它与当时盛行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有着一副相似的面孔，但细细分辨，其中包含了诗人对个体生命与巨大的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共名观照下，郭小川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抒情、个人情感的迷失与软弱，最终必须汇入滔滔沸腾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是这种汇入在郭小川这里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它充满着矛盾、痛苦，而对这种矛盾与痛苦的敏感体验和有意无意的表现，正是郭小川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望星空》一诗，本是为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落成而作，写于同年4到10月，历时半年，三易其稿17。从创作的最初萌动而言，它与当时流行的“颂歌式”政治抒情诗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当时沸沸扬扬的“大跃进民歌”也有某种共同的情绪背景。诗歌的内容是：一个夜晚，诗人站在北京街头，向星空眺望，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心中涌起了人生短暂的联想，但是，当诗人把目光转向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想到了我们“沸腾的战斗生活”，想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时，就感到自己“充溢了非凡了力量”，“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在诗人的理性意识中，《望星空》是以比较曲折、形象的艺术手法，歌颂“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歌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去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的时代主题，但在诗歌的具体展开中，却明显的体现了感受与理念、诗学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全诗共有230多行，分为4章，从情感的起伏和内容的展开来看，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叙写作为革命战士的“我”，面对浩瀚星空时所引发的有关人生、宇宙的超越时空的思绪，显示了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凭借这一独特的角度展开抒情，“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的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洪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对人类的生命现象作了诗意的、隐含了某种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反省。在这种忧郁与痛苦里，既折射出五十年代后期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思考和感应；同时，也寓意了在历史的挫折面前，革命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思考。超越个人与具体的现实事象之上的浩远的时空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慨、惆怅，给诗人一贯明朗豪迈的诗风添加了深沉，但他所拥有的理想主义又使得这种感慨并不流于消沉。诗的后半部分全力描写了人民大会堂的灯火，她使得“天黑了，星小了，高空显得暗淡无光”，而“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再向星空了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诗人的幻想一经回到人间，便由衷地体察出人生的壮丽，并对前半部分的诗思提出了诘难，对人生的浩叹便转而成为对人间建设事业和战斗者人格力量的一个铺垫。作者力图在这前后的一抑一扬，欲扬先抑之间，展示一个在当时显得较为深刻、别致的思考角度和过程：不囿于现成流行的观念，注意表述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努力思考现实的严峻性、斗争的坚定性与广博的人性情感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并尝试以一种超越局部时空限制的视界，以达到当代诗歌未曾达到的深度。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触及到了个人、时代历史潮流与超越于宇宙恒常之间的复杂关系。诗人仰望星空时的遐思，终被广场上辉煌的灯火所淹没，个人终究会融汇于时代大潮之中，但个人与时代环境并不总是和谐的，相反常常有矛盾和冲突；不过个人一旦借助于恒常的自然景象抵达个人与历史背后的博大存在时，个人与历史都显现出它们的有限，“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时间对于你，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荡荡。”尽管这种超越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很快被否定，但这种在体认时代思潮对个人的超越和挟裹的同时，敏锐地感悟时代大潮和历史有限性的表述，在五十年代后期，整个诗坛都趋向于对现实不惜虚假的满足、歌颂，对个人融入历史的毫不犹疑作同样毫不犹疑的肯定的环境里，尤其显得可贵。不过，诗人对个人、历史和恒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敏感，并不保证诗歌对此有完满的表现。当抒情主人公从急湍的历史时间之流中短暂地离开，抬头向星空凝望时，他发现了一个超出个人、也超出具体历史的博大存在，他站出了历史给予的位置，进入了人与宇宙对话的情境。但诗人并没有将此进一步引向生存图景的形而上把握和个体生命的省思，相反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把这种超越性的思绪当作“虚无主义”，让它在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下曝光。我们毕竟不能苛求处于那个时代中的作者，这首诗毕竟是献给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的“颂歌”，是作者对时代潮流总体认同的一种表现，至少在理智上是如此，只是郭小川的这一颂歌与同时代的其他颂歌相比，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色彩。于是，真实的人生感受与理念间的矛盾使《望星空》出现了反讽的情景：前半部分循着实境与遐想展开描写，后半部分却企望以理念进行反拨，结果，不仅反拨没有成功，反而显出主观理念的人为性；作者在主观上企望矛盾能在“人定胜天”的主题下得以解决，但在客观上，“星空”仿佛以它“异常的安祥”注视着大地与个人的无谓抗争。难怪诗作发表后曾引起激烈的责难，认为此诗宣扬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意思，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而与当时“大跃进”的时代精神相抵触。可见，前半部分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感慨与当时一片乐观的时代气氛是很不协调的，另一方面，在前半部分对望星空的超越性表现之后，后半部分的反拨确实显得有点无力，前后的“矛盾”终究无法解决。《望星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矛盾的文本，从这个文本中，可以折射出时代思潮的状况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受难者的炼狱之歌：
《又一名哥伦布》和《有赠》同为“七月派”的诗人，绿原和曾卓有许多大体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湖北人（一个祖籍黄陂，另一个是武汉），又同于1922年出生，40年代起同在胡风的影响和提携下开始诗歌创作，1955年又都因胡风案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在牢狱里都没有放弃诗歌写作，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涯后，又差不多同时获得平反，恢复自由后又都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诗作。在分别创作他们的代表作《又一名哥伦布》和《有赠》时，都已经历了一段囚徒生涯，而且之后还有漫长的苦难在等待着他们，因而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秘密写作的方式，直到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公开发表。当然两人的性情、经历和创作风格又各有不同，这也反映在上述他们的两篇代表作里。绿原在被囚于监狱的七年里，以坚强的毅力自修德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原著，后以“刘半九”的笔名从事德语文学的编译，成为著名的德语翻译家，长年在孤独中被迫作冷静的思考，加上理论原著的阅读也影响了他的诗作，使绿原的后期诗歌创作体现出深沉有力的思辩穿透力和高度浓缩的精练风格。《又一名哥伦布》18创作于1959年的秦城监狱，他在被囚时的心境与曾卓没有什么两样：“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于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于接受强加与我的罪名，难于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于忍受孤独的煎熬……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19绿原的这种孤苦绝望的心境，也反映在题记所引用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中：“无限空间之永恒沉默使我颤栗”。诗人的诗思穿越五百年的中西时空，将自己想象成为二十世纪的哥伦布。如同五百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所不同的是，五百年前的哥伦布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显示出一种征服自然力的积极自由境界，而五百年后的绿原则被迫走上孤独的长旅；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他的“圣玛利亚”不是一条船，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在无边无际的孤寂中，诗人只能凭借想象力来穿透时空，以固执的理想来抵御孤独，反抗绝望。这是他的自我写照：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诗歌采用对照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朴素的语言，表现了现实的背谬和生存的苦难，弥漫着庄严的苦涩和难言的隐痛，冷凝而苍凉。同是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艺术记录和表现，与绿原的凝练和思辩不同，曾卓的《有赠》20则饱含着强烈的情感色彩。诗人牛汉说过：“他的诗即使是遍体伤痕，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读起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咏，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共鸣。他的诗句是温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211959年，经受了两年牢狱之苦的曾卓因病保外就医，又两年后下放农村，直到1961年末才回到自己的家，家里一位平凡朴实的伟大女性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对于一个在孤寂的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来说，这样的重逢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曾卓以浓厚的情感和生动的笔墨，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你的含泪的微笑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发自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况以诗的语言出之。曾卓并没有从正面描述自己曾经的孤寂与苦难，而是竭力表现孤苦中的慰藉和温馨，在孤苦无告的境地里，平凡朴实的爱情就尤其显得伟大神圣，成为抒情主人公“生命的灯”和再生的“炼狱”，而诗人也特别珍视他在沉默时期的作品，将它们看作“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放在生命炼狱边的小龚”。诗思真诚、温和而感伤，但不乏意志的刚健，单纯中内蕴沉郁的悲剧性体验。不论是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还是曾卓的《有赠》，它们都是苦难时代生命的忠实记录，写作时根本没想到发表，也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唯其如此，也更可以少受当时的政治话语的影响和统制，体现出可贵的个人特性。当然，人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在这两首诗歌中，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哪个时代共名的影响。当灭顶之灾降临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已不可能对现实予以关注和干预，他们已被视为社会的异类，无法再以“主人翁”的姿态来确立自己的抒情主体，在逼人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