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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驱动下因过度开采而充满血腥的煤炭产业。
当我看到一则则关于山西小煤窑开采事故的各类报道，看到那一具具充满冤屈的民工尸体，看到那一片片因过度开采而水土流失的沙石化土壤，看到那一个个依靠非法开采煤炭和血腥剥削采矿民工的矿主们，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无名的愤懑和凄凉。
注：2004年3月2日下午，我写下了以上文字。就在当天晚上，香港翡翠电视台6：30新闻节目中报道：山西介休的一个小煤矿因违规操作而发生大爆炸，26人死亡，2人失踪。
这绝不是偶然。
2004年3月5日，在深圳飞往厦门的万米高空上，我习惯性地开始了我的空中阅读。随手拿到的是刚刚在机场书店买的2004年第7期的《新民周刊》，掠过开头几页的广告和目录，翻到第8页，一行黑体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山西煤矿去年发生死亡事故159起》。原文如下：
2月10日，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上透露，2003年山西全省各类煤矿发生死亡事故159起，死亡496人；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31起，死亡337人，同比增加5起，多死亡33人；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8起，死亡234人，同比减少1起，多死亡19人。
这仅仅是被媒体公开的官方数字！
我合上了杂志，一股说不清的辛酸将我的目光引到了机舱窗外，平流层上的景色就像一块洁净纯蓝的纱，那么缥缈，那么完美。那一刻，整个世界凝固了。
飞机的颠簸将我的思绪拉回舱内，我又重新拿起了那本《新民周刊》。这一次，封面的硕大黑字“夺煤，炸药说话？——山西灵石2。5事故背后”，像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硕大鲨鱼，紧紧地吞噬了我的视线。封面照片是一个表情悲痛、身穿白色孝衣的年轻女子，她的面庞是模糊的；而整个照片最清晰的，则是一张贴在有着精美砖雕的、典型晋中农家小院门楣上的“节哀治丧”的白色挽联横批。我迅速地翻到那一页，题目叫做《爆炸撕开“黑口子”》。这又是一起血淋淋的煤矿爆炸，不同的是，这次是分属两个不同城市管辖但又临界的两个村庄为了争夺煤炭资源而引爆炸药造成的血案。“这次用炸药划定势力范围，不择手段的竞争法则一脉相承。”这篇编者按道出了山西支柱产业的“潜规则”。
正是这2月10日，一边是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在太原热烈召开；一边是“灵石2。5事故”受害人家属身披重孝，无精打采地将门上刚帖没几天的大红对联揭了下来，换上了一副白色挽联。
窄窄的丧联并不能遮住春联残留的红色，显得分外的刺眼和惨痛。
难道山西就堕落到只能掠夺性开采煤炭的地步吗？难道山西的这种畸形经济结构就不能改变吗？难道山西人就不能像祖辈们一样走出山西，参加到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竞争中吗？
明清时的晋商，大胆走出山西，在万里之间通过商业流通和金融流通获利，并没有剥削和欺诈自己山西老乡和生他养他的这片黄土地。而现在山西的商人，能像祖辈们走出山西的屈指可数，在商业和金融业叱吒风云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则是龟缩在这片历经沧桑的黄土地，循规蹈矩地维持着一个个生命的年轮。对于那些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山西农民，在缺乏正常的生存机会和缺乏合理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愚昧无知很容易导致各类犯罪。这就是为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故乡现在成了假酒一条村的原因。2003年底，当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这则消息时，我震惊了。
如果刘胡兰现在还活着，她又会怎样面对呢？
同是一方热土，同是一条血脉，却似乎在演绎着一个风水轮流转的古老寓言。我实在无法从现在的山西人身上看到晋商那远去的高大身影。
四、京城的万有引力
从历史记载和祖辈流传的故事里，以前的山西人，尤其是晋商，心胸宽广，眼界高远。晋商的故乡无论是晋南（山西南部简称晋南）还是晋中，一开始并不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晋商的成功，不是因为故乡是商业区，而是由于他们走出故土，参与到全国的商业竞争中。
在研究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元代以前，晋商的中心主要是晋南；而到了明末清初，晋商中心慢慢由南部向中部地区转移了呢？
原来，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晋南和晋东南属于这个中心区的拱卫区。由于长期紧靠首都的区位优势，和自古拥有解州盐池的资源优势，晋南自然就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元代定都北京，使得晋中（山西中部地区简称晋中）成为晋南、川陕等通往省会太原和首都北京的黄金通道，随着首都北京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晋中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凸现。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促成了和蒙古的议和通市，结束了漫长的中蒙战乱。
晋商的中心从晋南迁到晋中，完全是由于紧紧依赖首都的原因造成。
首都在西安——洛阳一线时，晋南就是晋商的中心；首都迁到北京后，晋商的中心也就迁到晋中。
在全国，与首都的关系能构成一个地方兴衰的至关重要因素的，山西是一个典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西至今仍然习惯于依附北京。难怪北京人自豪地称太原是它的后花园，而我更觉得太原像北京的后院。
可悲的是，这竟然也是一脉相传。
五、中国的华尔街
在明朝结束中蒙战乱后，晋中商人及时抓住向北拓展的历史机遇，从此开始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对外蒙和俄国的跨国交易，最终诞生了像“大盛魁”一样的名扬海外的众多的晋商贸易代表。
清代禁用纸币，作为货币的银锭铜钱，流通起来非常不便。中国面积宽广，交通不便，商人外出做生意，商资的携带和交割就成了大问题。于是，长途押运银钱的镖局业务就日益兴盛。晋商从中看出商机，开创了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业。甲地交银写票，乙地凭票取银，票号一出，大受欢迎。到后来，连官府的钱粮军饷和官款调拨，也交由山西票号承办。这次中国金融货币流通革命的爆发，诞生了像“日升昌”票号一样的名闻遐迩的晋商金融业代表。 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发展到33家，分号400余处，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全国80多个城市和商埠均有分号，并且远至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分号。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山西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乔氏家族“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12年10月30日晚7时许，北京德昌饭店里觥筹交错，22家晋商票号在次设宴招待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酒过数巡，梁启超先生对晋商作了一番具有世界眼光的评论：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在描写宋霭龄于1915年随丈夫孔祥熙荣归故里——山西晋中太谷县的书中， 称之为“中国的华尔街”。
其实，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中心的“金三角”，正是当时勿庸置疑的“中国的华尔街”。
大院文化的旅游化诠释
山西，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华夏文明在三晋大地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在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东风吹拂下，“大院”这颗尘封尘多年的种子也在“文化”的滋润下，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了。正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半推半就中，大院文化的旅游产品体系逐步构建起来。也正是大院文化这颗新星，挽救了20世纪90年代的山西旅游业，为山西的旅游发展树起一座丰碑。
一、凝固的晋商史诗
正是张艺谋的那部《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海内外的热播，让沉寂了多年的乔家大院声名鹊起，名扬四海。一时间，排着队前往乔家大院里撒银子的外地游客纷至沓来，“老西儿”做梦也想不到，曾经死气沉沉的晋商大院，竟会引来如此之多的游客，竟会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润，着实让当时还不知旅游经济为何物的他们偷着乐了一把。乔家大院的门票收入逐年盘升，其中2001年门票收入近800万元，成为了山西旅游的一个亮点，一面招牌，以至人们说：“旅游不到‘在中堂’，枉来山西走一趟”。
大院依旧还是那个大院，高墙依旧还是那个高墙，民俗依旧还是那个民俗，唯一改变的就是一座“建筑实体”向一个“经济实体”的转变。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不得不让那些一直都以煤矿为荣的山西人重新审视身边老祖宗们留下的诸多深宅大院。矿井那边传来阵阵令人毛孔悚然的瓦斯爆炸声更是让他们深深的意识到原来自己身边还有比煤矿更宝贵的资源。
乔家大院成功的开发给混沌的山西旅游市场带来了一股劲风，一种新意，为山西旅游树起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为山西的经济发展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指明新的方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是在乔家大院的刺激下，由乔家大院的建筑、民俗、商业文化热，逐渐演变成为晋中境内的大院文化热。在乔家大院之后，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等纷纷登台亮相，蔚为壮观，形成国内旅游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山西大院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其为何也能像“山西陈醋”那样在全国飘香，甚至老外也纷纷为之“竞折腰”？
首先，她拨动了人们“精神寻根”心弦。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精彩，但人类却走得越来越迷惘，变得越来越寂寞。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竭力地去寻找自己的历史，寻找自己祖辈的历史，寻找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也是为何《三国演义》、《包青天》和《康熙王朝》等古装历史影视片异常的卖座，这也是为何丽江、周庄和凤凰等远去家园日益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而山西大院群落的出现，正是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商业经济与封建政权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结果，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以来山西商民巨额财富积累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山西大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缩影，是近代中国辉煌与没落的见证。游客们当然渴望从那经历了百年风雨的砖瓦、廊柱之间，寻找它们充满传奇的历史，从那富丽堂皇的高墙、深院之中，重温那段繁华的旧梦。
其次，她紧绷着人们“发迹”的神经。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有谁不想在经济的浪潮中大展宏图，做时代的精英，做财富的主人。人们渴望从“世界五百强”那儿学到企业成功经营管理的经验，渴望从杰克。韦尔奇、比尔。盖兹和李嘉诚等著名企业家身上找到个人崛起的秘诀。当然作为曾富甲天下，左右中国的经济命脉数百年的晋商的豪宅，中国商业发展史在这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商业氛围，或者说具有独特商业气息的文化底蕴。大院是一部部晋商发迹史，一本本近代“商业圣经”，很多游客可以从中读出晋商崛起和兴旺的奥秘，也有游客从中读懂晋商衰败和没落的原由。总之，在这里游客总能醍醐灌顶，感受商业智慧。
再次，她顺应了民俗意识的回潮。在这个信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民俗意识的回归，母体文化的回归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越是民俗的东西，其认同感也就越强，其魅力也就越大。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中国结”到上海APEC的“唐装”再到奥运标志“中国印”，无不表明中华民族在这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也正努力寻找着母体文化的回归，民俗意识越来越强。作为我国明清建筑之最，饱蘸民俗风情的画廊；山西大院怎能不让游客为之心动呢。从乔家大院的双“喜”字布局，到王家大院的“王”字布局，再到曹家大院的“寿”字布局，无不彰显规划设计者的高超水平和新潮构思。大院的砖雕、石雕、木雕，既汇聚了中国民俗体裁的内容，又突出了当地的民俗风情，还展示了当地民间艺术家的高超雕刻艺术水平。难怪众多游客为之着迷，这种着迷正是对大院文化的一种关爱和崇尚，当然也包含着对于晋中民俗文化的品味与体验。
总之，融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和装饰文化为一体的山西大院以其特有魅力征服了广大游客。她是一座座民居经典，是一部部晋商史诗，是一幅幅民俗画卷，是一幕幕凝固的戏剧，是一粒粒跳跃的音符。
山西大院的出场是市场的呼唤，是时代的渴求。
二、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然，随着大院旅游开发的风起云涌，大院旅游开发高潮的迭起，大院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下面不妨回顾一下这场愈演愈烈的大院文化开发热潮。
掀起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始作俑者”当然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于1986年11月1日进入旅游市场。1991年，随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和公映，这颗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罕见的明珠”人气急剧上升，其中2001年所接待游客达27万人次，门票收入近800万元。
乔家大院的成功开发，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山西省晋中市人眼中，既然乔家大院能开发得如此成功，能产生如此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那些比乔家大院更壮观更辉煌的大院肯定也会产生良好效益。于是，各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大院，大有摆出“欲与乔家试比高”的姿势，构成了一组令人目眩的大院文化风景线。
1995年10 月1日，太谷县曹家大院（三多堂）对外开放，全院以“寿”字型布局，并以“多福、多寿、多子”为主题，第二年全年门票达到108万元，但之后则出现了逐年递减的现象。
1996年6月22日，祁县渠家大院对外开放，定位为“晋商文化博物馆”。尽管现在开放的渠家大院，是原来渠家宅院的五分之一，但其门票收入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1997年8月18日，灵石县王家大院对外开放，定位为“中国民居博物馆”。开业以来，门票收入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2001年王家大院的全年门票收入为1200万元。
2000年10月1日，太谷县孔祥熙宅院正式对外开放，门票收入不甚理想。
2001年9月29日，榆次市常家庄园对外开放，定位为“中国儒商民居”。开放仅2个月，常家庄园的门票收入就达到150 多万元，走势强劲，成为大院文化旅游的一匹黑马。
大院四起；逐鹿市场，白热化的竞争自然免不了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喜两重天”的局面。
是大院开发过火了吗？是大院开发泛滥了吗？大院文化开发的路在何方？一时间，业内、业外人士纷纷在媒体上“论剑”，先是黄芳女士于2002年2月25日的《中国旅游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大院文化开发热该叫暂停了》的文章，该文在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山西开发以大院和晋商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旅游对于推动山西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认为大院开发过热会导致重复建设和旅游资源的浪费，进而导致各大院的效益下降。因此提出“大院开发该叫暂停”的观点。但在2002年3月25日的《中国旅游报》上，我的好朋友、山西旅游界资深人士李彬先生回应了一篇名为《大院文化冷与热应由市场调温》的文章，该文认为大院文化的“热”与“冷”都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大院开发冷热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通过竞争而达到优胜劣汰，从中促进大院开发上档次、上水平、成规模、成气候。如果人为地去阻止大院的发展，并不适当。
在这两种论调中，我较为倾向后者，但不可否认在业已开发的大院中普遍存在产品档次不高，表现手法老套，文化挖掘不足，参与性不强等问题，甚至出现盲目开发、疯狂克隆、重复建设的现实。文化的魅力在于个性，文化的乏味在于雷同。山西缺的不是大院，而是精品的大院，而是有个性、有魅力、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大院。
如果仅仅把大院的建筑形态作为大院文化开发的最大卖点，那么这样只能造成重复的建设和资源的浪费，这样走下去路只会越走越窄，越走越迷惘，直到被市场淘汰。
总之，文化是大院的灵魂，个性是大院的生命。能否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傲视群雄，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看各个大院能否“以市场为导向，以建筑为形体，以文化为灵魂，走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的特色之路。
没有灵魂的家园
山西的乔家大院，在20世纪90年代无意中成了在文化遗产旅游领域的一颗新星。随后，陆续浮出水面的周庄为代表的江南古镇、丽江为代表的雪域风情、宏村为代表的徽派建筑等文化遗产，不仅一次次掀起旅游高潮，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国人对自己所在城市文脉渊源的反思：千城一貌，是不是城市化的陷阱？
一、大院的背后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捧红了沉寂百年的山西乔家大院，并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掀起了一股大院文化热；李安的《卧虎藏龙》让全球的目光走进了那“中国画里的乡村”，极大地引发了世人对徽商和徽�